一、新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失衡”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综言之，当前“全球失衡”是指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失衡，进而导致“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的经常项目失衡，存在引发全球性后果的危险。具体地说，是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的巨额“双赤字”和少数经济体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多”并存，后者成为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窟窿的主要资金来源地。问题在于，这种脆弱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一旦维持不下去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全球性后果?曾担任过重要官方要职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伯指出，“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6600亿美元，而2000和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为4740亿美元和5310亿美元。这些赤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许多人认为这些赤字不可持续，必须降下来。如果不能通过审慎的办法将这些赤字降下来，这些赤字将使美元暴跌并有可能引发世界性衰退。”(库伯说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在《2006年秋季世界经济与德国经济形势》的专家咨询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5年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到2006年可能接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5%。与此相对应，石油输出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等拥有较大的盈余。持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国际债务剧增，截至2005年底其债务余额达到2.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1%。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巨额赤字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第二，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美元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吸纳FDI最多的发达国家，从居民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跨国经营都能借贷和举债运行。欧盟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在全球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OPEC和资源丰腴国家把世界推进了“能源和资源优势时代”。中国劳动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FDI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厂)，创造就业和保持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以致了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印度以其智力人才优势在IT软件出口和承接服务业外包领域独树一帜(世界办公室)，等等。当今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响其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再从亚太多边贸易看，进入新世纪“东亚经济体—中国—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替代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亚经济体—美国”的旧“三角贸易”。这反映在中国贸易伙伴结构上，中国前十位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转口贸易基地)、日本、东盟、韩国、台湾省、加拿大、俄罗斯和印度，美欧占近四成，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前十位的进口来源地势日本、欧盟、韩国、东盟、台湾省、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和巴西，主要贸易逆差来源于台湾省、韩国、日本和东盟以及资源产品输出国安哥拉、沙特、伊朗和巴西。美国仍然扮演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的角色，但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体转换了角色。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变换了向美国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路径，变为向中国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和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再出口到美国。日本和东亚经济体作为中国制造业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拉长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并与中国共享了对美出口和FDI流入持续增长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双赢和多赢格局。其中，包括美欧国家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环节向中国转移、与中国廉价优质劳动力资源和规模经济优势“联姻”的利益。此外，还包括能源和资源输出国因中国持续高速增长拉动需求增长导致的溢价利益。据IMF统计，1999--2003年间全球增加的石油消费需求中有35%是中国和印度消费拉动的，而中国是“大头”。近年来，这一发展趋势从日用消费品、家电产品领域向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延伸，中国制造业规模迅猛扩张并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据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数据，在过去十年间，全球制造业产出提高了34%(57720亿美元增加到77470亿美元)，其中，美国稳定保持了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的份额(略超过20%)，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制造业大国，产出增长了12.6%，但因其增速慢于全球总体增速，其全球份额由21.1%降至17.7%，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156%(从2424亿美元增长到6197亿美元)，其全球份额从4.2%上升到8%，从全球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2004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构成。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虽不平衡，但互补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续和能接受的。

三、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与矫正“全球失衡”

既存在失衡，迟早得纠正。一种途径是放任市场力量自行纠正，美国经济增长更大幅度放缓甚长期萧条或以美元大幅贬值来纠正失衡，这对世界经济及其他国家经济将造成巨大伤害。有研究表明，如果因美元贬值10%导致全球流动性趋紧，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上的美元资财缩水损失可达这些国家GDP的5%。另一种途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调整各自的政策和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来纠正。2005年向国会提交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欧盟最新“对华文件”也提出，鉴于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成功者”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利害关系者”甚众，但总应该有一些重大利害方担负更大的责任。譬如，重启被迫中止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欧美就应当担负更多的义务，应该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但回顾以往历次重大的“全球失衡”调整，美国往往以此作为转移危机的捷径。比如，当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兑黄金而导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大幅度急剧升值(这里也有日本急于充当国际金融大国的勃勃雄心因素)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因此，“利害关系者”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要求甚至强制另一方做单方面调整和超过其基本国情和综合国力的让步，而应协同合作，调整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最大程度地降低纠正失衡的成本。从美国来说，无论是在推进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贸易多哈回合，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应当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进一步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发展。至少奉行其战后一度实行的从利己主义出发实现利己利他客观效果的政策。遗憾的是美国还不打算这么做。譬如，解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最简捷的路径是中国更多从美国进口现代化急需的技术和设备来平衡贸易差额，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将超过175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是愿意并有实力从美国更多采购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甚多甚严。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出台了“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对华技术产品出口既有所放宽又有所从严，如新纳入了40多项限制出口产品中涉及高分辨率光刻设备、数码无线接收器、照相机、雷达系统、喷气推进系统等。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投资者热土。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分享到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与中国市场和产业开放的程度相比，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全到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相比相当滞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尤其是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健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又是世界冒险者投机的乐园。因此，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面临增强稳健性的挑战，从外部看，一是继续在高位剧烈波动的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风险，二是全球约8万亿美元的“热钱”(其中最具投机性的对冲基金约1.5亿美元)盯住人民币汇率投机的风险，三是频频遭遇反倾销、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纠纷等贸易障碍和贸易摩擦风险。从内部看，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失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所蕴藏的风险和挑战。如果中国在“十一五”这个关键时期，能够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顺利而稳健地化解解决外部风险，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风险防御机制，缓解上述内部失衡，就是在履行“利害关系者”的责任，就是对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和矫正当前“全球失衡”的贡献，更长远地看将为造就一个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