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威胁还是中国机遇

近几年来，中日经济关系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重大变化之一，是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在迅速增加。

几年前，“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日本人认为，由于日本工资水平很高，资本和制造业的很多岗位都流向中国，日本将出现“产业空洞化”；中国大批廉价商品的出口促使日本经济衰落：中国新崛起的公司如TCL通讯、海尔电器等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崭露头角，对日本的索尼、松下、NEC等老牌企业构成威胁。2002年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逐渐退潮，代之以“中国市场论”和“中国特需论”。日本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发了巨大需求，为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了稳定支撑。媒体和学者积极研究“中国特需”，企业则紧紧抓住“特需市场”。近期，关于“中国经济过热”的讨论又风靡了日本，日本企业对中国能否“软着陆”深感焦虑。2004年6月初在东京举办的第10次中日经济讨论会上，日方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日本人最关心今年中国的经济走势，眼前有些过热的表现，那么今年中国能否实现软着陆?”

日本杂志《AERA》2004年3月15日披露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约50%的日本人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理由有这样几种：“今后中国将取代日本主导亚洲”：“担心日本的产业将被中国超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与日本的关系恶化令人担心；等等。

日本人对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日本人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经济政策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为什么在日本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居然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在增强，这当然是件好事，我们理应举双手表示欢迎，因为它将成为中日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但是，日本人对中国态度的摇摆不定，却让人深为担忧，因为它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存在着很强的不稳定性因素。为了做进一步分析，我们需要先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一番研究，以便从中寻找规律和启示，借以预测中日经济关系的未来。

二、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

中日经济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之二，是中日经济关系已由日本主导型向相互依存型转化。

1.中日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事业

中日复交以来的30年间，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均从中获益甚多。在贸易方面，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的10.4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77.5亿美元，增长了80多倍。日本已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截止2001年，日本向中国投资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成为仅决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日本企业扩大对华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对华出口。加工以后的制造业产品大量返销日本，使价廉质优的中国纺织品与服装、机电类工业品丰富了日本市场。在日本政府对华援助方面，中国实际使用日本贷款19000亿日元，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有利于两国贸易和日本对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

2.从日本主导型向相互依存型转化

显然，中日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一种“双赢”的事业。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日本主导的阶段，虽然日本也从两国交往中获益匪浅，但相对而言，中日经济交往对日本的重要程度，远远比不上对中国的重要程度；中日经济交往对日本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比不上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换而言之，在第一阶段，日本经济的发展可以脱离中国经济，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却不可以脱离日本经济。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大量资本、技术和管理，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大量高新技术产品，以及日本向中国投入的政府援助，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称之为相互依存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对两国经济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的相对重要性却在稳步上升。两国经济相互之间的依存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广泛出现于中日经济交往的各个领域，并将深刻影响着中日经济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1)贸易关系

在中日贸易关系中，中方长期处于逆差地位，居绝对劣势。1978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竟相当于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一半。近10年来，中国的劣势逐步减小，按照日本的统计口径，日本对华贸易出现连年逆差，直到2004年2月才出现顺差。(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日本对华贸易近年来均为顺差，只是顺差额不大罢了。)这表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逐步增强，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了充分发挥。中国已经从30年前在世界贸易中可有可无的地位，发展到今天成为仅决于美国、日本、德国的世界第四贸易大国。

(2)投资方向

在第一阶段，直接投资只是单方面的，即只有日本对华投资，而没有中国对日投资。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投资国之一。日本投入的大量资金，对形成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并为中国带来大量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中国的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在第二阶段，随着竞争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开始努力向外拓展。为了利用有竞争力的日本品牌及其全球销售网络，为了获得日本的核心技术，为了占领日本广阔的市场，中国企业一批批来到日本，中日之间的投资渐渐由单向变成双向。近几年，不但日本对华投资有了进一步增长，中国对日本投资也从无到有，有了飞速的发展。2001年上海屯器集团收购日本秋山印刷公司，开创了利用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的对日投资模式。2002年，海尔与三洋、海信与住友商社、格兰仕与加贺电子、TCL与松下电器先后建立产销联盟，实现市场互换。2004年，上海电器集团又决定收购日本的机床厂池贝，并将成为其第一股东。从1999年中国推出进军海外的战略以来，截至2003年8月止，中国企业在海外共设立7247家公司，其中100多家企业进入日本。

长期以来，“中国人来招商，日本人去投资”的经济交往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日本的一些城市正在积极制定并推行面向中国的招商计划。神户、川崎等城市正在实施“新中国人街”计划或以中国为重点指向的“亚洲创业村”计划，积极引进中国企业和创业者，以逐渐形成新型的产业基地。

(3)文化贸易

日本的文化产业十分强大，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索尼PlayStation和任天堂游戏机主宰了全球游戏机市场。全世界电视荧屏上播放的动画片，60%产自日本。日本的动画片与电子游戏，感动了整整，代中国人。

中日文化贸易，过去日本绝对占上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据称，仅在东京首都圈中就有1万多名日本京剧迷，他们定期去剧场看戏，有的特意乘飞机去中国欣赏京剧，或赴中国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民乐在日本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女子十二乐坊首张发行海外的专辑“奇迹”，去年夏天以来在日本卖出200多万张。女子十二乐坊6月份在日本巡回演出32场，门票10分钟内就销售一空。如今，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无所不在，比日本明星更受注目。她们出演巧克力和手机广告，她们还成了日本喜剧演员的模仿对象。更有甚者，女子十二乐坊还被日本邮政印上邮票，两大本邮票纪念册制作得十分精美。

(4)推动作用

在第一阶段，日本的对华贸易、投资与援助，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第二阶段，情况却有所不同。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对日本的经济复苏起了强大推动作用。2004年3月出版的商业周刊称，对中国稳定的出口额，是支持日本最近10年来经济稳定复苏最主要的动力之一。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增长44%，达600亿美元。出口的产品花样繁多，包括钢铁、化学、移动电话、家用电器、建筑机械等。日本的很多产业都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下跌了10%。中国已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东京Barclays Capital的首席经济分析家Mamoru Yamazaki指出，200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毛额总值上升了2.7%，其中大约有1／3来自于与中国的合作。因此，日本人认为，日本正处于“中国特需”、“托中国的福”的状态。

(5)区域优势

20世纪70、80年代，日本是亚洲惟一的经济大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居于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不存在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从日本获得资金与技术，形成了所谓的“雁行模式”。最初，由于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引发了对于亚洲四小龙的投资。此后，亚洲四小龙通过对日本技术的消化和吸收，获得经济发展层次的提升，又将较低层次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因此，东亚从日本获得第一推动力，导致经济繁荣和高速增长。

如今，随着日本经济衰落、制造业大批迁移到中国，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东亚的经济巨人，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已不再仅仅与日本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而且与中国建立起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日本主导东亚经济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亚洲的日本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有专家认为，“中国和日本合起来将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种“中日火车头模式”很可能成为所谓“雁行模式”之后的亚洲经济增长新模式。

三、中日经济关系稳步发展的关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实质上的变化，由第一阶段的以日本为主导的经济关系，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中日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中国经济过去对日本经济可有可无，可以视而不见，而现在对日本经济却生死攸关，绝不容等闲视之。近年来日本人之所以会对中国经济高度关注，并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产生强烈的反响，其原因就在这里。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之内，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会出现180度的大转变，由恐惧、愤慨，到喜悦、欢迎?要对这一点获得清晰的认识，需要结合日本人的心理特征进行剖析。

1.日本人的自卑情结

日本地处孤岛，资源贫乏、地震频仍。因此，日本人不仅有着很强的危机意识，而且由于深感脆弱和不安全，从而滋生了很强的自卑意识。为了追求优势地位，日本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主要手段就是对异国文化的全盘接受。最初，日本人将中国看成导师，他们的精神和文化都来自中国。自唐朝始，佛教、法律、伦理、文字、艺术、城市规划和新兴的手工业，都从中国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仿效的对象。就连现代日本人引为自豪的相扑、花道、茶道等，也无不深深打下了中国的烙印。19世纪中叶佩里叩关之后，慑于西方海军的强大力量，日本明治天皇开始进行影响深远的变革，全面采纳西方先进的军事与经济技术，在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模仿西方制度，大力推进现代化，使日本在20世纪中叶成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模仿战略，使日本成功地获得了朝思暮想的优势地位，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适应不了世界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日本经济陷入了衰退之中。由于积重难返，日本的国内改革进展缓慢。更加重要的是，对于高度复杂化的现实，日本过去行之有效的模仿战略已经完全失效。因苦于找不到出路，日本人的心理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自卑意识重新增强。为了寻求补偿，部分日本人采取回避现实的态度，不去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将问题归咎到外部环境之中，以自欺欺人的办法来寻求一种自我陶醉，从而产生了自卑情结。所谓“中国威胁论”，其实质就是日本人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日本失败的原因，把中国对日出口增加、日本制造业基地迁移到中国、日本经济的“空洞化”和不景气，统统看成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的错误。

继之而起的“中国特需论”和“中国机遇论”，虽然与“中国威胁论”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但却有着同一个来源。这些论调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本人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开始减弱，从而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待现实，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简而言之，在日本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时，日本人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就有所松懈，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待中日经济关系，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利于日本的积极的方面。而在日本经济发展遇到障碍时，出于不安全感的增强，日本人可能要自我解脱，寻找替罪羊，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这时，日本人可能更加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利于日本的一面，从而出现不利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言行。

从对日本人自卑情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日本人的自卑情结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走向：自卑情结决定了日本人对中日经济关系必然持一种左右摇摆的态度：消除日本人的自卑情结，是改善中日经济关系，使之健康、稳步发展的关键。

2.中日经济关系稳步发展的关键

根据个体心理学原理，解决自卑情结问题，一是要正视现实，不要用虚幻的景象来自我麻醉，要通过正确的途径去追求优势地位。二是要重视合作，找到自己在社会分工中的合适位置。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已论述了很多，这儿只简略地提一下。过去，日本人为了消除不安全感，以缓解紧张情绪，长期采用了模仿战略，这是取得优势地位的正确途径，也确实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日本人面对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却无法再使用同样的战略，于是采用了回避问题、逃避现实的态度，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之于他国的高速增长。这就是“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日本人需要正视的现实之一，是随着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的此消彼长，中日经济关系已经由过去的日本主导型转化为相互依存型。这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构成了威胁，而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日本人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对国内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使这种机遇转化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才是追求优势地位的正确途径。

关于第二个问题，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了。日本地处孤岛，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原因，缺少与他国建立合作关系的丰富机会。从历史上看，日本人是不善于合作的。日本与他国的关系，往往处于两个极端，或者是膜拜于他国，或者是凌驾于他国。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模仿与高度崇拜，近代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模仿与高度崇拜，以及二战以后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从属地位，都属于第一个极端。至于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及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在东亚的领导地位，都属于第二个极端。

日本与他国有着平等合作关系的例证，似乎很难找到。为了取得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日本往往采取与他国相对抗的行为。例如，近几年日本对与东盟合作，从态度冷淡到态度积极，是带着与中国相对抗的心态。又如，日本政府从2004财政年度开始，将削减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同时对印度增加援助20%，是想形成牵制中国的态势。最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日本将一事无成。”

膜拜于他国，无疑应归之于自卑意识。凌驾于他国或企图凌驾于他国，其实也源于自卑意识，只不过想以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感罢了。根据阿德勒的理论，当一个人面对困难应付无力时，便会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以肯定自己的重要性，但原有问题并没有解决，深深的自卑感也没有消失，而是成为长期潜伏的暗流。”日本资源的贫乏，日本经济的脆弱地位，日本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始终是日本人挥之不去的心中之痛。他们不清楚，这一切问题，只有通过充分国际化，与他国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日本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即使是佩里的军舰，也只是叩开了日本大门之一角。日本民族的单一性和排外倾向是众所周知的。

根据日本内阁府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32.4%的日本人“不欢迎外国游客”，90%以上的日本人认为“外国人的增加导致了日本的犯罪率上升”。日本没有有关移民的法律，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外国人要想加入日本国籍，审查之严格、手续之繁琐，使之几乎成为不可能。外国人在日本求职存在着很大障碍，即使进入日本公司，也很难融入日本同事的亲密圈子，更不用谈升职了。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排名世界第131位。2002至2003财政年度，外国对日本投资只有1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了0.4%。又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外国在日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仅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在美国和欧洲，这一数据接近30%。原因在于，日本的法律和体制为外国投资商设置了重重障碍。

在经济全球化汹涌澎湃的今天，一个不善于合作、想要把自己装在保险箱里的国家，是注定要被世界所淘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糟糕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无法适应新形势变化的结果。中日经济关系能否健康、稳步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能否战胜自卑情结，以平等合作的态度，来看待日本与中国、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不但将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将会对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