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FDI提高内生技术能力的发展战略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所谓外国直接投资(FDI）就是“一个经济体中的常住实体(直接投资者)以在投资者母国之外建立企业形式的永久性利益为目标的国际投资活动。永久性利益意味着在直接投资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长期关系，而且直接投资者对于直接投资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而开放中国市场、吸引FDI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有资料表明，从1979年到2001年，中国总共引进了390025个外资项目，合同外资金额7452.9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952.23亿美元。2002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34171家，合同外资金额82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27.4亿美元，2003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更超过了540亿美元.

由于中国引进的外资大多数是“绿地投资”，而且主要是出口导向的，因此，外资的进入不仅增加了中国资本形成的数量，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199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323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达1837亿美元；2002年则突破了6000亿美元大关，达到6208亿美元：2003年更进一步增加到8000亿美元以上。从外资经济比重看，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7%提高到25%左右，同期涉外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从4%增加到约20%左右，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6%提高到53%，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7%提高到10%。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成功利用FDI的奇迹。

但是，另一方面，关于FDI对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特别是内生技术能力提升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着争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奉行的一条基本经济技术发展战略就是“以市场换技术”。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到加入WTO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并以此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一个重要筹码。结果，中国虽然在短短24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信息技术产品规模甚至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技术实力的增强，中国沿着既定技术轨道向上攀升的速度越来越慢，阻力也越来越大，中国高技术产业“没芯没肺”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市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约束也越来越明显。13)不仅如此，由于跨国公司所享有的技术优势，可能迫使中国企业放弃已有一定基础的技术开发能力，转而依靠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认真反思通过FDI提高内生技术能力的发展战略，重新探索培育内生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增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新途径。

四个观点

我们分别从文献调研、理论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四个方面对FDI与内生技术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FDI对于一国内生技术能力的贡献也是非常复杂的。文献调研表明，无论是在FDI对一国研究开发活动的影响方面，还是在FDI对一国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方面，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都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一致的结论。就前者而言，究竟外资进入对一国研究开发活动是产生了替代效应、激励效应还是补充效应?是刺激了东道国的技术自立还是强化了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对于这样一些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就后者而言，我们所了解到的31项研究中，有14项研究得出了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益为正的结论，13项得出了技术溢出效益为不确定的结论，4项得出了技术溢出效益为负的结论。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如果是从生产率提升的角度来研究FDI与中国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所有研究无一例外地认为外资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正；但是，如果是从机制角度来研究FDI与中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则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否定的。由此可见，对于FDI与一国内生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不应该轻易地划上等号。

2.从FDI与一国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角度来看，除了传统文献所确认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才流动效应以外，知识流动效应、生产网络效应和技术联系效应是培育一国内生技术能力的关键途径，而它们都是以FDI为载体的。其中，技术联系效应又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其位于东道国的子公司之间，构成了一种垂直联系：跨国公司位于各东道国的子公司之间，构成了一种网络联系：而跨国公司位于东道国的子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技术联系。这种技术联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跨国公司子公司提高企业的本地采购率和销售率、在本地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人员流动等而实现的，而所有这些活动，都会促成或者说养成某种技术联系，从而使跨国公司的技术知识转变为东道国的内生技术能力。Robert Miller、Jack Glen、Fred Jaspersen和 Yannisk Armokolias(1997)受国际金融公司委托研究了6个国家的75家合资企业，发现在合资协商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股权结构(五分之四的受访者提到了这个问题)，第二个是确定技术转移的条件，准确界定协议中应该涵盖何种技术(很可能包括双方都未开发出来的技术)以及合资企业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利用这些技术。由此可见，如何促进确立技术联系以及确立什么样的技术联系，这是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3.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外资企业对中国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贡献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小的。根据我们的研究，进入中国的FDI体现出明显的两头在外、根植性差的特点。换言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不论是独资的，还是合资的，其机器设备以及零部件主要来自其母公司，其产品也主要是销往国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企业对于母公司有着强烈的技术依附关系。不仅如此，在华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也不很活跃，它们更多地是跨国公司母公司技术的接受者和应用者，而不是新技术的创造者，跨国公司研究开发活动的产出也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在对华技术扩散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几乎从来不参与当地的技术市场活动，既不在那里购入技术产品，也不在那里出售技术，与本地企业、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以及其它组织之间的技术联系也非常微弱。因此，虽然有超过一半的企业(约56%)认为自己带来的技术对于中国整体技术能力的提高有着直接正面的影响，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29%)对此持相反态度，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外资企业认为自己对中国技术进步和中国自丰创新能力的贡献一般，认为贡献很大的只有20%左右。这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判断，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具有强烈的技术外向性特征，与跨国公司母公司保持着强烈的技术联系，本身的技术活动相对较弱，而在本地的技术扩散更弱，而这种根植性恰恰是外来技术知识转化为内生技术能力的关键所在。

4.案例研究表明，FDI对一国(地区)内生技术能力培育的促进作用主要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学习能力。中国台湾的情况表明，尽管FDI对于台湾早期制造业(特别是电子设备制造)技术能力的提升产生了相当大的推动力，但在大范围的问卷调查中，支持 FDI对台湾技术能力增长做出很大贡献的证据并不充分。在台湾最具有技术竞争优势的微电子产业，FDI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并不明显，台湾本土半导体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身的研发，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知识交流更多地表现为与跨国公司总部的垂直流动，而且是在台湾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真正对台湾半导体产业技术能力做出突出贡献的是来自于台湾政府的适度引导和工研院电子所的强大技术支撑，后者对台湾从国际吸纳半导体技术和人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内生能力的形成是来源于自身，而非FDI。

由此可见，FDI虽然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技术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渠道的效率还是有限的，其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否愿意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并为此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第二，中国当地企业是否有能力并且采取措施来接受并消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第三，在双方均有意愿的情况下，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中国本地机构之间的联系通道是否顺畅以及通畅程度也会对这种渠道的有效性产生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