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脚步：带有冷战烙印的战略关系

新中国与第一个欧洲共同体（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于相近的历史年代，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欧共体直到１９７５年才建立正式关系。如果略去这之前的非正式交往与民间接触，从１９７５年起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５年或许可称之为中欧关系的第一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中欧关系，比较认同的一种评价是：良好的政治关系，迅速发展的经济往来。

良好的政治关系指的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中欧双方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而较少磨擦。对中国来说，在其反对国际霸权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首要外交目标中，处于相似地位的西欧是一个可以团结和应该争取的力量，因此它愿意看到一个联合和自强的欧共体。对欧共体而言，中国是在政治上正式承认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牵制苏联军事威胁的一支重要力量，还是欧洲联合一个最积极的支持者。同时，在这时期的中欧双边关系中，也较少中美之间那些不时发生的磕磕碰碰和中日之间那种难以消散的历史阴影。在此期间，欧共体委员会詹金斯与德洛尔主席先后于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８５年访华，双方还在１９８４年启动了中国-欧盟政治合作的部长级会议，并从１９８８年起在布鲁塞尔和北京建立了双方的使团。

１９７８年４月，中国与欧共体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在１９８５年签订了涉及面更广的长期经贸合作协定。在这两个协定的推动下，中欧经贸关系从很低的起点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发展（见表１、表２）。

但从今天的角度来检讨，这一评价忽视了此时期中欧关系中一个相当本质的方面，即整个关系过于侧重一共同的外部政治目标--抗衡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由于此目标是如此地“压倒一切”，中欧关系中的一些固有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等深层面上的差异，被淡化或掩盖了。因此，中欧双方对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根本利益，也没有拓宽和深化到应有的程度：在欧共体对外经贸关系中，中国的份量依然微乎其微，它作为潜在市场的重要性还未被欧共体认识；中国的开放也更多地指向美国、日本，对欧共体的重视程度显然不足。因此，中欧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双方的实力或潜力很不相称。同时，发展还呈明显的不平衡：一方面投资与科技合作等其它经济关系的发展滞后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欧共体各成员国间对华经济关系的开展程度参差不齐。

回顾中欧关系的这一历史阶段，或许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阶段中欧关系虽然总体情况良好，但侧重定位于一个冷战时期所特有外部需要上，并未形成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后，欧共体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欧关系出现了短暂的低迷。有人将中欧关系的这一退步归咎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事实是建立在冷战战略架构之上的中欧关系受冷战格局解体的震撼自是在所难免。

二、扩展的地平线：世界局势变化的机遇与挑战

经历短暂低迷后，中欧关系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回升，双方恢复政治对话和高层互访。１９９４年欧共体委员会发布《走向新亚洲战略》文件①，次年又发布《中欧关系长期政策》文件②，这标志着欧共体完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中欧关系进入了其发展历程的第二阶段。１９９８年３月，欧盟又发布《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③，提出将对华关系提升至与美国、日本及俄国关系同等地位。在此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出现迅猛发展，如到１９９７年底，欧盟已成为仅次于日本与美国的中国第三位贸易伙伴（不包括香港），特别是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升，由１９９０年的第十余位（出口第六，进口第十五）上升为第五位（出口第四，进口第九）区外贸易伙伴，到１９９８年底中欧已互为对方第三位贸易伙伴。

现阶段中欧关系呈现着一种良好发展势头，但对新历史条件下此关系的战略基础，似乎仍有必要作些深入探讨。冷战的结束开始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也在中欧关系中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虽然中欧关系失去了共同抗衡霸权主义威胁的战略需要，但是中欧关系依然有深厚的政治基础，而且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政治关系的深化。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世界变得太平，在某些旧热点冷却的同时，一些新热点在升温。这种情况在欧洲尤其明显，地区性冲突、民族战争、核扩散、难民等问题正使欧洲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其程度恐怕不亚于冷战时期的核竞争。有人认为，正是冷战给欧洲带来了四十余年的和平④。在缺乏国际制约机制的现阶段，美国正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一种“国际宪兵”的角色。近十年来国际局势发展表明，即便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美国的到处干涉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为太平，反而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伊拉克与科索沃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新霸权和干涉主义的膨胀严重破坏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增添了国际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在多极结构形成之前的这个“多事之秋”，欧盟与中国都直接面对着安全问题，有着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共同需要与责任，这可以也应该成为发展中欧关系的基础与出发点。从发展态势来看，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恐怕只能由一种国际机制来主持和维护。如果说两极结构是以对抗为基本特征，那么在未来的多极结构中对话与妥协很可能将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方式。在此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而无根本冲突的中欧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合作必要性与可能性。

今后中欧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将大大增强，这无疑反映了新历史时期的一个基本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在不断加深国际经济中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也使世界市场继续割裂的矛盾更加突出起来，使对市场的争夺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导方面。这种新趋势当然也要反映到中欧关系中来，事实上，目前中欧关系的新动力似乎正来之于这一方面。虽然１９９７年东亚严重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完全消散，但从长远观点来分析，经过经济结构调整后的亚太国家仍然将是今后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而中国又是这地区中增长最快和最具发展潜质的一个国家，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景愈来愈明朗，它将事实上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市场。很难想象欧盟可以无视此前景，而将这一机遇拱手让给美国、日本等竞争对手。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也有拓宽和多样化其对外经济关系的愿望与任务，将十分需要和欢迎欧盟的商品、资金、技术与经验。中欧经济有着不同的自然禀赋和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间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发展中欧经济关系确实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十分广阔的前景，确实是新阶段中欧关系的主要依据与动力。

另一方面，失去了冷战时期的那种外部刺激，并随着中欧双方在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今后的中欧经贸关系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与贸易本身，即将更多地建筑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和以公平竞争为主要特征，而遵循国际惯例和依法行事将成为处理双边经贸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欧政治关系，构筑一个能使经济关系更健康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将更为必要。

三、新的途径：深化和提升中欧关系

要使中欧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深化政治关系，拓宽经济关系，还需要进行精心的规划和构筑。深化中欧政治关系的关键在于增进了解与理解。了解与理解首先要建立在加深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上。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完成现代化建设，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形成这样的国际环境，一个联合和强大的欧洲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完全符合其继续改革与开放的方针和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欧盟在深化和扩展其一体化进程和实现其政治与经济抱负的过程中，一个开放与进步的中国与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将给欧盟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竞争。其次，了解与理解还应包括对相互差异的认识与容让。中欧有着十分不同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甚至冲突的观念形态与价值标准。因此只有在增进理解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消除偏见与猜疑，妥善解决可能发生的冲突与矛盾。

促进了解与理解的途径是增加相互往来与接触。在此方面，建立进行政治磋商机制和制度是极其重要的环节。在今后的中欧双边关系中，诸如“人权”、民主等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台湾、西藏等政治问题的干扰看来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有所增强；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反倾销等方面的经济磨擦，看来也将继续产生甚至加重。对于这些矛盾、冲突与磨擦，实施制裁等强权政治手段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加剧对立与对抗，采取冷淡双边关系的办法，也只能是死胡同一条。因此，中欧双方除了必须有求同存异的政治气度和遇事商量解决的习惯，还得发展和建立一种有效的磋商和调解机制，使这些矛盾与冲突能及时发现和解决，不致影响或危及整个双边关系。近年来，欧盟在解决中欧纷争上十分明智地以对话取代对抗，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中又建议建立从首脑到各级政府官员间的对话机制，这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进步。客观地说，现阶段中欧关系的两个行为者并不处于完全对称的地位，中国有求于欧盟可能要更多些。历史地看，在中欧双边关系中，欧盟是主要的变量，中国的对欧政策相当稳定与一贯。因此，欧盟的这种积极的政策取向，意味着今后的中欧关系可望更加务实和有效。

增加民间的人员接触和文化、学术交流，对促进中欧双方的了解与理解具有特殊的意义，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加强信息的交流与扩散，增加各自在对方生存空间中的存在，也是增进相互了解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文件明确提出了“增进欧盟在中国的形象”的目标，并具体建议采取建立欧盟在华的新闻与信息设施、扩大中方访欧人员数量、增加教育交流、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对中欧关系的学术研讨、扩大与中国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及中国欧盟研究会的合作等六个方面的行动，这无疑是在发觉不足之后得出的新认识。如何增加中国在欧盟的存在和改善中国在欧盟的形象，争取欧盟民间力量对发展中欧关系的更多支持，同样是我国外交政策中急需解决而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任务。近年来中欧人员互访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我们应该很好利用这种机会，使他们能更好发挥促进中欧相互了解和增进中欧友好关系的“民间大使”作用。

拓宽中欧经济关系是要使它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有更为平衡的发展。为此，双方都应将发展双边经济关系放在战略高度进行规划和操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欧盟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可能在中欧与东欧；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在中国的经贸伙伴中美国与日本也可能仍将占领先地位。但或许正因如此，中欧双方更要重视它们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将这种关系在目前的水平上拓展和深化一个层次。对于欧盟来说，应看到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战略意义，将协调各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并进而制订欧盟统一的对华经济政策放在议事日程上，以便在一个总体结构下设计并操作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中国而言，应认识到加强与欧盟的经济关系将使它的整个对外经济关系在结构上更加多元化和合理化，从而将其作为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重点方面来操作。

中欧贸易关系很重要，但作为一种战略方向，中欧经济关系似乎更应着重向直接投资与技术合作等方面拓展。直接投资与技术合作是当前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而且是中欧经济关系中尤其需要加强的方面。建立畅通的经济信息交流渠道，创造中欧企业进行直接接触和开发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在各自的经贸政策中形成一些向中小企业倾斜的支持与保证机制，将双方尚未参与此关系的大量中小企业调动起来，有可能开拓出中欧经济关系的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注释：

①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ｎｅｗ ａｓ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委员会《文件》ＣＯＭ（９４）３１４，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７日．

②Ａ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委员会《文件》ＣＯＭ（９５）２７９，１９９５年５月７日．

③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委员会《文件》ＣＯＭ（９８）１８１，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５日．

④见 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ｏ１，１９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