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们在写古代帝工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作为现代的剧作者还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这个“最现代的思想”去掌握和选择历史资料、去分析历史事实、去评价历史人物、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最终让人对于今人的社会有所“感悟”和联想。评价帝王应该有三要点：我们的作者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人生的，离开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发展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呢，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写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写出他们的悖论式悲剧。        [关键词] 主体意识；最现代思想；评价帝王原则

一 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差不多就是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他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果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写手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的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的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二 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马克思1859年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历史题材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创作的得失。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对于济金根贵族们隐藏着的旧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描写得太多， “占去了全部注意力”，而“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1］（p554）。马克思这段话对我们是有启发的。特别他要求历史剧“用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尤其精辟。如何来理解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呢？是不是像正在热播电视剧《汉武大帝》那样，汉代的古装的人们说者现代的白话，加上诸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清代才有的警句，就表现出“最现代的思想”呢？当然不是。让古人嘴里充满了如今才流行的话语，这是作家或编导无能的表现。让古人做现代的事情，讲现代的革命道理，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向现代人说教，把一切现代的都强加到古人身上，这是反历史主义。马克思要历史剧表现“最现代的思想”肯定不是指这些反历史主义的种种做法。

马克思的意思显然是作为现代的剧作者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这个“最现代的思想”去掌握和选择历史资料、去分析历史事实、去评价历史人物、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最终让人对于今天的社会有所“感悟”和联想。例如在拉萨尔的《济金根》的剧本中，马克思认为以“最现代的思想”，分析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力量，不应该把全部的兴趣放在济金根们这些贵族的身上，“农民和城市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特别要有农民的参与，这才更具有历史真实。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针对过历史电影《武训传》说过的话：“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留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阶级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理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2］（p136-137）我认为毛泽东在这里表述的历史唯物史观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应该用阶级论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作者们笔下历史生活，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以“最现代的思想”来看待历史的一个典范。按照唯物史观，封建帝王的本质什么？封建帝王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他们虽然生活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各不相同，所具有的个性也各异，但都号称天子，所谓“君权神授”，个人拥有至高的权威和权力，并以此实行严酷的专制统治，有生死予夺之权，用今天“最现代的思想”看，帝王无不是反民主的、反法治的，他们代表着旧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代表着旧的政治和文化，这是他们的共性。尽管历代帝王中有实行“王道”和“霸道”的区分，似乎“王道”更讲人情和道德，更顺应民情，所实行的是“善政”，而“霸道”则不顾人情和道德，逆民情而动，一味依靠权势，颐指气使，横行天下，实行恶政，但对于历代帝王而言，完全实行“王道”的很少，完全实行“霸道”也不多，大多是“王道”中有“霸道”，“霸道”中有“王道”，即所谓的“常道”，而其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建立了伟大的功业，有的则庸庸碌碌，潦倒一生。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与此相联系，人们可能会问，历史上是不是有开明皇帝？帝王中是不是有伟大的人物？如果有的话，他们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是否应该得到肯定的评价？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也是可以回答的。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3］（p113）的确是这样，历史总是给历史人物（包括帝王）提供了机遇。现实也总是给现实的人提供机遇。不论是什么时代，都可能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如在汉代，北方的匈奴不断如侵，杀虏边民，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汉高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文景之治”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以他的“雄才大略”，在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和无数士兵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平息了匈奴之乱，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开辟了丝绸之路，是一大功绩。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肯定和颂扬了打击匈奴所取得的功绩，是大体不错的。所以我们应当承认帝王中有开明的或睿智的或有气魄的或有才干的，有为历史过程中重大问题的解决获得成就的人物，有为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不承认这一点区别，统统简单地归结为罪不可赦的剥削者压迫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就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肯定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对于汉武帝的赞颂，也过分“拔高”，特别在开篇的歌词中竟然唱汉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这样的鼓吹和赞颂，对封建帝王的汉武帝是合适的吗？特别是当人们看到他晚年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炼仙丹，喜方士，那种吹嘘谄媚之词，是汉武帝能够承受得起吗？汉武帝的伟大，仍然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伟大，帝王的本性在他身上并没有改变，过分的鼓吹乃是臣民的奴性思想在作怪，离马克思所说的“最现代的思想”很远很远。这种过分夸大帝王作用的描写是一种帝王崇拜，与辛亥革命反帝制和“五四”时间批判“国民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三 评价帝王的三要点

在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帝王常常是人物描写的中心，成为作者们极为热衷的事情。《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成吉思汗》、《汉武大帝》等等影响很大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都以帝王作为主角来展开艺术描写。这里当然不应设什么禁区。问题在于怎样写才是成功的。我认为，在写帝王的时候，不但要看他们所写的历史是否可信，不但要看艺术表现是否栩栩如生，更重要还要看它们对于作为作品的主角的封建帝王的评价是否准确和正确。

那么，我们在描写那些有作为的帝王的时候，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第一，我们的作者们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离开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要知道，在封建社会中，谁成为帝王，是封建内部斗争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恩格斯曾经说过：“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1］（p733）同样的道理，像汉代的汉武帝出现，是历史需要的结果，因为在那个时期，匈奴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帝王出来平定匈奴之乱。如果没有刘彻，“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那种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故意渲染某个帝王出生时就不同凡响，有什么天人感应的现象发生，连孩子哭声都不同凡人，似乎他真是上天派下来专为解决某个历史难题的人物。这样一些描写，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伪艺术伎俩。

第二，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发展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呢，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帝王总生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现实是否是必然的合理的呢？即是否合符历史潮流？如果现实是必然的合理的，你肯定这个现实，拥抱这个现实，那么你是对的。但是如果历史潮流已经向前发展了，那么就显示出原有的现实的不合理，必须加以调整或推翻。我们的作者不应该总是守住黑格尔的那句话：“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应该听一听马克思的话：“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王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4］（p169）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地听一听恩格斯的话：“法国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替代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1］（p215-216）如果我们听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那么他们的思想是清楚的：一定阶段的社会现实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应该加以赞扬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原有的现实可能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那就要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现实加以取代。对于帝王及其行为的评价，就应该用这样的观点加以衡量。

例如同样是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帝王，也有一个是生活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还是衰落时期的问题，我们对于他们作为的评价，就不能不考虑这种区分。

还是以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为例。这部电视剧的主要人物汉景帝和汉武帝，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电视剧的主要内容写了汉景帝平定内部的七国之乱，建立汉代中央集权，汉武帝讨伐匈奴的胜利，扩充了疆土，就应该放到这个历史背景中去加以考量。汉高祖于公元前202年战胜项籍，做了皇帝，建立了西汉王朝。但是汉高祖在立国以后，留下了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个诸侯王割据，汉朝廷直接统辖仅有十五郡，其他地方由诸侯王统辖。当时这样做，对于汉高祖来说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不分封，大家不能齐心合击项籍，不能齐心推他为皇帝。但分封之后的局面与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十分相似，国家未能统一起来，也时时威胁汉王朝的稳定。另一个是对于匈奴的和亲政策。汉高祖也曾率三十二万军队进驻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东），准备袭击匈奴。被匈奴冒顿率40万骑兵围困平城七日，汉高祖不战自退。从此匈奴更加强大，经常入寇西汉王朝西北部边境，汉朝只能忍辱退让，以和亲政策求得暂时的和平。但历史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汉景帝时期，诸侯王割据问题进一步激化，公元前154年发生了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七国诸侯王联合反叛，形成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奋起应战，运筹帷幄，派智谋过人的周亚夫击败七国叛军，灭了诸国。此后皇子受封为侯，只征收税租，不再管理政事，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结束了诸侯割据制度，符合历史潮流，也加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功绩，作为这场削藩战争的最高代表汉景帝有历史贡献，应予以积极评价。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对于汉景帝的评价应该说是大体不错的。汉高祖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即对匈奴的战争问题则由在位54年的汉武帝解决了。汉武帝从公元前133年－公元前89年开始对匈奴的战争，耗费了“文景之治”所留下的大量的经费和各种资源，重用卫青和霍去病等将领，动用了无数的人力资源，征战44年，打了几大战役，最终把匈奴赶往漠北，结束了匈奴对汉朝地域的侵扰。《汉武大帝》赞扬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特别是他对匈奴作战的胜利，这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评价应该说也大体不错。历史提供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机会，汉景帝、汉武帝虽然是封建时代的帝王，但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是应该得到适当的积极评价的。

但是对于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来说，就不能与汉景帝、汉武帝同日而语了。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所写的“康雍乾盛世”处于18世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134年，乾隆禅位于嘉庆那年离标志着中国衰落的1848年鸦片战争只有44年，离1911年辛亥革命只有116年。对于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不但处于衰落的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末世。“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这个衰老的躯体的最后的‘回光返照’。对于二月河创作的‘帝王系列’长篇小说，以及其后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明知“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末世的‘繁荣’，是即将开败的花，是即将枯萎的树，是黄昏时刻的落日，是远去的帆影，但作者还是不能按照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去真实地把握它，而用众多的艺术手段去歌颂“康、雍、乾”诸大帝，如称颂康熙的溢美之词是：“面对冰刀血剑风雨”，“踏遍万里山河”，“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夜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说他“还想再活五百年”。吹嘘雍正则是什么“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作者们真的把他们的统治描写成“盛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推销最腐败的专制帝王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令人费解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国社会自身已经生长出了资本主义的幼芽，特别是到了晚明时期，资本的流通和市民社会也初步形成，特别是出现了泰州学派，出现了李贽等一群思想解放的学者，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加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使中国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如果不遇到障碍，资本主义有可能自然破土而出。这就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走向。清朝建立后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呢，还是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康雍乾三朝长达134年的统治，虽然社会是基本安定了，生产也得到恢复，但他们把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朝庭的全部政务，包括行政、任免、立法、审判、刑罚等一切，事无巨细，都要皇帝钦定。特别是以儒家思想僵硬地钳制着人们，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所盛行的文字狱，一朝比一朝严厉。乾隆朝文字狱竟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因文字狱被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九族等，层出不穷。整个知识文化思想界噤若寒蝉、万马齐喑。这一扼杀思想自由的行为，最为严重，他直接导致了国民奴性的形成，也直接导致朝庭眼光狭隘、闭关锁国、蔑视科学、重农轻商等。可以说在康雍乾三朝已经埋下了晚请社会落后、国力孱弱、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不幸得很，正当我们为17、18世纪康雍乾盛世而自满自骄自傲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开始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发明接连不断，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把东方各国甩在后面。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开始向东方的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离遭受别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就是历史大趋势和总趋势坐标中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他们的统治并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显然，帝王系列小说并没有从这种宏阔的眼光来认识这段历史，虽然二月河也把它称为“落霞三部曲”，但写康雍乾的缺陷只是一种点缀，而歌颂他们殚思竭虑为百姓谋利益，不畏艰险为中国谋富强，千方百计为国家除腐败等则成为主调。这是在歌颂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最腐朽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可以接受的。［5］

第三，要写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写出他们的悖论式悲剧。现在描写帝王形象的历史小说和电视连续剧，总是按所谓的“三七开”、“四六开”来评价，这种量化的评价必然会把帝王形象简单化，不可能把帝王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充分展现出来。有的作者总是把全部兴趣放在这些帝王所谓的建功立业上面，农民和其他阶级的不满和他们的斗争，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没有成为对照的背景。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也存在这个问题。编导者只关心表现他的“雄才大略”这一面，而没有展现他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当时的农民起义也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作者们只关注他性格中坚强的一面，没有强调他性格中残酷的一面；只强调他大败匈奴的战功，而穷兵黩武的一面则完全被忽略了……。

历史就是历史，表现汉武帝，要尊重历史。一定要把汉武帝的复杂性表现出来。汉武帝不完全是他本人，他就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无论个人命运，还是政治生涯，都是复杂的。早年的汉武帝意气风发，雄心不已；晚年他权力独揽，但他的悲哀是连个亲人都没有。最后宁可把监国大权交给大臣，也不交给亲属。当他权力达到顶峰时，他实际也成了孤家寡人。汉武帝还梦想长生不老，导致各种迷信的骗子出入朝廷，搅扰朝政。晚年更是刚愎自用，性情古怪，朝令夕改，深不可测，太子被迫自杀，卫夫人也被迫自杀，后来谁被他任命为丞相，谁就会感到大祸临头，甚至有人哭着不肯做丞相。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汉武帝下“罪己诏”时，罪恶已经铸成，已经无法挽回。他为了支持对匈奴的战争，需要经费，不能不巧取豪夺。于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田三十亩按一百亩征收税租，口钱二十改为二十三，七岁起算改为三岁起算，结果，贫民生子多杀死，农民贫困破产。在汉武帝统治下，“海内虚耗，人口减半”。这是汉武帝自己没有想到的。

汉武帝完全是个悖论式的悲剧人物，可以说，他是一个普通人，有人性人情，但又是一个政治家，擅权专断，不讲道理；他是一个明君，深知自己的责任，但又是一个暴君，杀人如麻；他权力大无边，臣民们都围着她转，但他又是孤家寡人；他是一个情种，他钟情于女人，知道女人需要什么，可他又是一个无情的人，顷刻之间，见异思迁，移情别恋，而且说杀就杀；他是一个硬汉子，杀发决断，敢作敢为，但又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害怕他做的事情有可能失败……这样的复杂的人物性格，不是“三七开”、“四六开”的定量分析可以表现出来的。应该充分展现他的多面性格，展现他内心的痛苦，展现他最后的又胜利又失败的悲剧悖论……可惜得很，目前我们所见到电视连续剧恰恰停留在这种“三七开”的定量分析中，因而无法展示特定时期帝王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文艺论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参见童庆炳. 历史题材创作三向度［J］. 文学评论，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