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界对“永嘉四灵”诗歌消极避世的一面多有论述,而他们积极用世的一面常被忽视,有失公允。“永嘉四灵”有的诗作直面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有的表现了他们体察民间疾苦、关注百姓命运的情怀;有的抒发了他们盼望建功立业、为国效力的志向;还有些诗歌流露他们热爱生活的心境。对上述这些方面,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键词:永嘉四灵 诗歌 积极用世 评价
南宋后期诗坛,在永嘉学派钜子叶适的扶持下,“永嘉四灵”占有一席之地,影响深远。所谓“永嘉四灵”,是指当时的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四位诗人。明代学者徐学聚的《两浙名贤录》说,自乾道、淳熙以来,道学盛行,诗坛冷落,永嘉诗人潘柽创制晚唐体,“而师秀与徐玑、翁卷、徐照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永嘉四灵”应运而生。
徐照,字道晖,一字灵晖,自号山民,有《芳兰轩集》,诗259首。徐玑,字文渊,号灵渊,有《二薇亭集》,诗164首。翁卷,字灵舒,有《苇碧轩集》,诗138首。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有《清苑斋集》,诗141首。四人生活遭遇相似,创作主张一致,旨趣相投,诗风相近;字号中均含“灵”字,又都是永嘉(今温州市)人,故称“永嘉四灵”。其中赵师秀是宋太祖八世孙,南渡时徙永嘉。“四灵诗,赵紫芝为冠”。①
南宋光宗、宁宗朝,边事稍息,统治集团苟安现状,士大夫歌舞升平,恢复中原的慷慨激昂之声渐渐消退。这种时代氛围,加上诗人的人生际遇,思想情致的制约,“四灵”诗歌多为流连光景、吟咏田园、应酬唱和以及抒写羁旅情思之作。在审美观念上,反对道学,主张复出贾岛、姚合的“晚唐体”,以矫江西诗派之弊。风格精致纤巧,清淡简远,精雕细镂,超凡脱俗,缺乏雄浑阔大的气象。《四库提要》指出:“‘四灵’之诗,虽镂心鉥肾,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这一批评大致不错。翁卷的“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徐照的“爱闲却道无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玑的“门开春郭静,桥度野池深”,赵师秀的“泊然安贱贫;心夷语自秀”等等,都体现了“四灵”诗某些方面的独特品格。
对“永嘉四灵”一部分诗歌游离现实的消极一面,学界历来已有充分的论述。但是考察“四灵”的全部作品,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来思考,我们便可以发现,“四灵”诗歌还有积极用世的另一面,正如陶渊明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又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另一面一样。“四灵”对社会现实并不缺少关注,对人生也不消极沉沦,他们自己内心的忧伤和痛苦,也折射出对社会黑暗、腐败的不满。这“另一面”,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有的论者认为,“四灵”诗歌“不过有如寒蝉哀鸣,唱的只是凄清幽咽的调子”,是“粉饰生活的幌子”②;另有人认为,“他们对于南宋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低气压好像并无反感,反而乐得清闲”③;还有人认为,他们“最好的诗都是清寒幽深的,散发出淡淡的禅气,透出狭窄的心理,却很少有尘世的悲欢,人间的现实……”④诸如此类的论断,都夸大了“四灵”诗歌的消极成分,而完全无视其中的积极成分,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有失公允。对“四灵”诗歌,很有重新认识,评价的必要。
读全部的“四灵”诗歌,我们认为,其积极用世的一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直面时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
宋孝宗隆兴和议以后,宋金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相安无事的局面,统治集团在加紧压抑主战派的同时,沉湎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之中。“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就是对京都官员的辛辣讽刺。“四灵”中的翁卷终身布衣,其余三人也仅仅当过地方小官。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民族潜在的危机,并非置身局外,而是心中藏之,无日忘之,情动于衷而发之为诗。
赵师秀有诗《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
人生若形役,不定如车辕。况各异乡井,忽此同酒尊。此尊岂易同?意乃有数存。……有客何多髯,吐气邻芳荪。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砭疗匪无术,讳疾何由论!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哆然黄冠师,笑请子勿喧。东南守太乙,此宿福所屯。吾子且饮酒,酒冷为子温。⑤
赵氏是皇室后裔,因中原沦陷,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避居永嘉,同百姓一样经受过颠沛流离之苦,今日好不容易与友人相聚,虽是面对山翠花艳,仍不禁感慨万端。诗为所送友人“多髯客”朱几仲而作。据《福建通志》,朱几仲,福建人,开禧元年进士,曾北上沦陷区河南巩县拜谒宋陵,表达对赵宋王朝的忠诚。他感念时事,痛惜决策者的昏庸和讳疾忌医,不听爱国人士的正确意见。诗人极力赞扬他的高风亮节。“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表达了诗人对故国深沉的怀念。末尾六句,诗人借黄冠师笑请“吾子且饮酒”,以反讽的语言,自我调侃的方式,流露了对时局痛心疾首的愤激之情,与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用的是同一笔法。本诗的主题,集中于“慷慨念时事”一句。赵的另一首《抚栏》,以“抚栏惊岁月,久住欲如何”领起,以“听说边头事,时贤策在和”作结,写诗人在万般无奈中苦熬岁月,恢复中原始终无望;病中适有客人来访,连忙打听边关的情况,谁知听到的回答还是决策者依旧屈膝求和。由此可见诗人报国雪耻的强烈期盼。
翁卷的《赠张亦》:“兴兵又罢兵,策士耻无名,闲见秋风起,犹生万里情。借窗临水歇,沽酒对花倾……”抒发了诗人对爱国志士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苦闷。秋天本来是驰骋疆场的季节,如今却只能借酒浇愁。徐照赠翁卷的一首诗中有“离山春值雪,忧国夜观星”句,唱的也是同调。徐玑的《监造御茶有所争执》,揭露了贪官的丑态。“奈何贪渎者,凭陵肆奸欺”,“初作狐鼠媚,忽变虎狼威”。官场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诗歌,时代气息浓郁,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
二、体察民间疾苦,关注人民的命运
统治者追求享乐,必然加重对人民的的巧取豪夺,使百姓陷于悲惨的境地。翁卷的《东阳路旁蚕妇》写道:
两鬓樵风一面尘,采桑桑上露沾身。相逢却道空辛苦,抽得丝来还别人。⑥
诗人摄取了蚕妇采桑路上相遇的一个极简单的小场面和一句对话,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怨愤和辛酸。徐照的《缫丝曲》更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诉说了养蚕织布的人却没有衣穿的怪现状。他的另一首《促促词》尤其语短情长,言浅意深。
促促复促促,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一年两度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小儿作军送文字,旬日一轮怨辛苦。⑦
诗人以唐代李益、王建、张籍的新乐府诗歌为范本,借乐府旧题写时事,用咏叹调式刻划了西家农民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心理:丈夫努力耕作仍忍受饥饿,老妇努力织布仍不免受冻,他们觉得东家当节级的邻居似乎过得还快乐,其实东家也活得很辛苦。对挣扎在底层劳而无获的劳苦大众,诗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其深厚的生活依据的,他自己虽然是读书人,却同时也是饱受贫病之苦的不幸者。徐照曾短期做过不如意的小官,后来回乡家居,清贫度日,成为穷人中的一员,最后贫病而殁。这时家属竟无力为他殡葬。赵师秀以诗哀悼,说徐照去世时,“啼妻无完裙,弱子犹哀麇。诗人例穷苦,穷死更怜君。”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命运尚且如此,广大民众处境的悲惨更可想而知了。
我国诗歌,素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及“惟歌生民病”的优良传统。“四灵”的部分作品,正体现了这一品质。
三、盼望建功立业,表达为国效力的志向
从宏观看,建功立业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我国文人士子根深蒂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体贯彻于个体,则每个人的思想总是多元的。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否认“四灵”消极避世的一面,但同时也不能抹杀他们积极用世的意向和追求。就是那位似乎浑身静穆的徐玑,也梦寐以求地希望自己能“温恭扶国是,端直屏奸渠”。他在仕途的不得志中,仍设想自己成为敦厚正直的清官,整饬乾坤,为国效力。这不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的积极表现吗?徐玑在《传胡报二十韵》中还进一步提出了施政主张:
亡北惟堪伺,良图盍自坚。藩篱兼谨守,阃外勿轻捐。晋赵非殊异,山河本浑全。人心方激切,天道有回旋。王佐存诸葛,中兴仰孝宣。何当渭桥下,拱揖看骈阗。⑧
诗中,徐玑表达了渴求像汉宣帝那样的明主和像诸葛亮那样的贤相的愿望,以为只要君主英明,臣僚贤达,国祚就能中兴,江山就能统一。
徐照在《送翁灵舒游边》一诗中,勉励徐玑、翁卷、赵师秀都能为国建立功勋。徐玑送翁卷时同样叮嘱他凡事要勤于策划,严于律己;他把翁卷比作诸葛卧龙先生,寄予殷切的期望。徐照在《哭翁诚之》中长叹:“因识诗情性,为官亦是清。吉人天不佑,直道世难行。”又说“谁怜穷贾岛,临老失栖依。”由于现实的冷酷,诗人又不屑于阿谀逢迎,终于仕途碰壁,他对怀才不遇的悲愤,毫不隐晦。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感受到“四灵”的政治热情。令人惋惜的是,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毕竟燃烧的时候较少,冷却的时候较多,以致于竟被许多人忽略了。
“四灵”还有些诗写乡村情景或闲适生活,绘声绘色,情趣盎然,流露了诗人们热爱生活的心境,格调清新明朗,玲珑剔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很像陶渊明的田园诗,而比陶诗更富于蓬勃的生机。该类型的诗还有赵师秀的《约客》、徐照的《渔家》、徐玑的《新春喜雨》等。这部分作品,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却同“凄清幽咽”、“淡淡的禅气”风马牛不相及。
“永嘉四灵”是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对前人,它改造江西诗派,去除其弊端;对后来,它启动江湖诗派而再创新、发展。全祖望在《〈宋诗纪事〉序》里把宋诗的发展归纳为“四变”,从陆游等“中兴四大家”到“永嘉四灵”为其中的第三变。⑨“四灵”诗歌并非“寒蝉哀鸣”,也不是远离社会现实,只透露“狭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诗歌史上应有较高的地位,对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评价,特别是对积极用世方面的评价,需要突破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多一些多元意识和宽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