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园林艺术是一种极为生动的文化信息载体，它是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双重体现。本文从更深角度，探寻我国古典文人园林艺术发展历程，揭示传统文化中文人园林精神、意境、审美倾向的发展脉络，并期望对现代园林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  古典  园林艺术  文人园林  精神蕴涵

古典园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又把古典园林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东方特色，情景交融、诗情画意，景由文盛、文由景显、文景齐名，这在古典园林艺术的营造和审美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园林艺术中的园名、景名，体现了营造者的学识修养，同时也映射了园林景观的内涵和意蕴，深深地吸引着古今中外的游览者，使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一、文人园林在艰难时世中诞生

把自然界的景观引入人类的居住庭院或城市环境之中，人为仿造自然山水环境而进行设计，从而诞生了“园林”。按照园林艺术主题分类：中国古代帝王追寻长生不死的神仙意境，即“皇家园林”，士大夫文人追寻着美妙和谐的“桃花源”社会，它创作主题思想是以中国古代诗人画家的艺术品为基础的，所以称为“文人园林”。

最早有记载的中国文人私家园林的萌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周有个“漆园”，位于河南省归德县。我们没有关于此园的详细描述，只知道院中有一棵大槐树。庄周在树下做梦，梦见蝴蝶 [1]。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这些文人缺少帝王那样的雄厚财力，因此无法营造大规模豪华的园林。但其园林设计主题思想与帝王园林完全不一样，园林景观是朴素自然的。在世界文明史上，真正具有自然山水审美的中国文人园林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从古代园林演变为古典园林的转折点[2]。

魏晋南北朝是战争灾难频繁发生的时代，在这历时369年（220～589）内，充满动荡、灾难和杀戮，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仕途的纷争严酷，使士大夫文人认识到自己根本无力对抗现实社会。在“道不行”、“邦无道”或“王道乐土”沦丧之际，士大夫文人要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更多是走上追随漆园高风，在老庄道家中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慕远，去实现那种“与道冥一”的“天地境界”。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里。在个人住宅庭院内布置咫尺自然山水，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人园林。北方经历了游牧民族多次蹂躏，汉族人大量向江南迁移，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形成汉族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的小桥流水人文景观和柔风细雨自然景观滋生了士大夫文人园林景观。江南地区植被种类丰富，河网纵横交错，形成了和谐温情的江南园林，特别是水景的利用。这与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所追求的“美妙和谐的自然社会”理想一致，与帝王园林的宏大气魄有很大区别。中国古典文人园林所追求的是宁静淡泊，与世无争，这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时期典型的安居理念。

二、隐逸田园：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文人士大夫一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最有学识修养，感情最为丰富的雅士。“诗意的栖居”成了他们归隐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当然，他们对于栖居之地的营造也是颇费心机的。同时，他们又深受“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双重人格的困扰。出、入、隐、仕是他们内心深处一直面临的深层冲突，而协调这种冲突的正是田园之隐、山林之隐。于是，园林成为他们失意后的精神寄托，成了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和文学家，身逢乱世。林泉之隐、山水田园之乐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和感情的寄托。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我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山水田园诗、自然山水画、自然山水园都在这一时期兴起。当时最为出名的名士是“竹林七贤”。陶渊明在诗词和人格上承继了“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等人的传统，将隐逸思想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被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如果说阮籍、嵇康还只是标志着林泉之隐的开端。陶渊明则以其生命实践构建了林泉之隐的典型形态。陶翁五次出仕，而最后又不为五斗米折腰，欣然归隐。在他躬耕隐居生活中融自己的切身体会于诗内，平淡，自然，真纯，质朴，开创了中国田园诗的先河，其人格魅力为后人推崇。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之乐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从《桃花源记》中便可窥见他隐逸精神的端倪。

其实，真正的山水隐居还是很困难的事，个体生命在风雪交加的自然环境中是很难维持的。所以要实现确实可行的“隐居”，还是在自己居住的深宅大院内建立自然山水花园，以实现精神理想的“隐居”，个体生命依然在与群体社会交往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