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虚实分化的两极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挟借“新历史”之名，创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乡天下黄花》、《夜泊秦淮》、《迷舟》、《红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颠覆旧有的革命历史观，表达个人化、欲望化历史观念的子虚乌有式的新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是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龄稍大的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了《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旨在历史写真，具备信史品格的长篇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虚一实的两种写作，都选择了相近或相似的历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与民国为题材对象，后者则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从大的时间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传统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并进行艰难痛苦的现代转型之际；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期，日渐强盛。此消彼长，自诩为天朝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成为停滞的帝国，与世界先进行列的差距愈来愈大。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创痛，因而末世情结，包含了作家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无限眷恋和批判的矛盾复杂的心态。鉴往知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时段，正是为了传达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重塑民族辉煌的渴望。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些年来历史小说创作就是在应对全球化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历史小说写作的“集体无意识”。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历史小说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它已内在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机制之中，成为他们反思历史、叙述历史时铭心刻骨的肌理与血肉。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 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责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为表现对象，努力从他们身上寻找与阐扬优秀的汉文化传统。这三个封建帝王以一介独夫，为天下谋划，不惜背负“恶与孤独”，其间蕴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权谋文化传统所能迸发的积极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王朝图治为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浓浓的民族本土立场。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从统治阶层的角度出发，“落霞”辉煌产生的是封建英杰个人力量无法延续的历史悲剧。而下降到社会民众层面，这种悲剧则是封建专制文化对现代民主萌芽的压抑，使得社会经济繁荣和初始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文化无法走上持续发展的正轨。相当多的史料表明，在明末，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苏州及江南地区的纺织工业蔚为壮观。在对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的全球经济的考察中，学者们更进一步发现，自地理大发现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晚明出人意外地充当着经济强势力量。⑤繁荣的海上贸易交通，大力促进了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而正是在中国南方地区，“海面和陆地犬牙交错，形成一种溺谷型海岸……在这一地带，海上的旅行和冒险推动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逃脱国内的监督和约束时，才能充分施展其才能。”⑥而这些民间的经济力量和资本主义及现代民主的无法正常生长等相互关涉，却在反映这一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被民族本土立场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雍正皇帝》采取的是缺席策略，《张居正》虽写到海上走私，也写到以何心隐等为代表的民主萌芽的私学兴起；但前者被处理成产生于权力交易中的腐败，后者则被视为世道人心的毁灭力量。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缺乏更深入的思考，使作家们对本土文化的崇扬失之片面。何以西方语境下正常的经贸交易演变为官商勾结的腐败？何以西方话语中健康的个性自由走上狷狂放荡的邪途？如果我们能就此来进一步审视封建文化的末世辉煌，那么这对打破历史小说作家封闭狭隘的创作心态，理性地重建民族本土文化无疑十分重要的。

二、文化冲突与转型自救的悲剧写真

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这才有了本土文化退守的应对策略。从另一角度讲，这种冲击也就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本土情结其实是相当理想化了，现实语境中的文化冲突远不是简单的退守便能解决的。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为了应对西文文化的侵渗，也是基于对历史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不少历史小说都选择了与当代转型期有着相似文化心理结构的明清代际裂变为表现对象。因为这段文化冲突异常激烈的历史，与当前现实脉息相通，相当合适地成为作家们表达现实思考的历史时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正与当下“全球化”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深刻的应和关系。

明清叙事的代际裂变有两个代表性的时段：一是明清鼎革，二是近代转型。《白门柳》、《倾城倾国》、《少年天子》等表现的是前者，《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则反映的是后者。实际上，从异族文化入侵的角度来看，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清兵入关，雉发令一下，酷烈的民族矛盾造成的扬州十日，嘉定、江阴屠城的血泪阴影与近代史上枪炮下的民族屈辱如出一辙。刘斯奋的《白门柳》写明清鼎革，其超出同类题材的地方在于通过对现实文化转型期中的现代民主自由话题的关注，使旧有的《桃花扇》主题有了崭新的开拓。在《白门柳》铺写的历史文化长卷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心路历程被格外凸现出来。小说特意择选的这些明末士人，他们把传统的忠君死义当作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对人生的眷恋和对尘俗人性的自然要求，又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不能自拔：方以智从李自成手中逃出后名士做派的大转变，黄宗羲卷入南唐实际政务后对明王朝的彻底失望，冒襄逃难途中的家国矛盾。这是传统文化遭到异质文化冲击后产生的深刻危机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痛苦裂变。一方面，民族气节要求他们死难；另一方面，清王朝入关后的充满生机同明王朝的糜烂腐朽形成鲜明对比，又使他们酿生解构封建纲常的某种现代民主思想萌芽。于是作家笔下的这些人物似乎日益明显地看到狭隘民族立场的负面价值，这也就预示了在这场前现代化的文化冲突中传统文化的败北及其产生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跳出了民族矛盾与朝代兴衰更替循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产生真正意义上代际裂变？如何使现代西方话语中的民主自由凭借“代际裂变”的文化交融力量，以健康的方式生长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这也是现实要求作家回答的，而小说也正是凭藉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以凝聚理性思考的艺术感性形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阐释。

然而，明清鼎革与近代转型虽然有着民族文化心理上的相似处，但满清入关与近代殖民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对满清，传统知识分子仍可保持高度文化优越感。清入关后的迅速汉化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溶解力量，也使满汉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但近代殖民化历程一俟启动，传统文化却再也不能保持它 “天朝”的心态了。这次的异质文化也迥异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异族入侵，它从民族冲突上升到种族冲突，从军事优势上升到现代文化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全面对峙。由之，《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等作品，便着力描写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桎锢间的挣扎，写他们以积极的人生历程回应着他们身处的时代，但仍逃不脱悲剧性的失败命运。这种失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进攻面前的全面退却。作家以巨大的同情写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人奋斗，以此弘扬历史人物身上济世拯国的精神力量，因而虽败却发人深思。曾国藩可以成功地维护备受太平天国打击的儒家传统，却在标志着中外文化冲突的天津教案中内愧神明、外惭清议；张之洞的渐进式改革如搅动一塘搅不动的稠水，其文化自救失败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忧患的真实写照。作家们对这些历史人事的选择，反映了历史小说从政治爱国主题向文化反省主题转换的创作走向。

按照史家的观点，中国近代殖民化实际上也就是全球化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初级阶段”启动。⑦这一阶段是以欧洲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为实质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凌厉的攻势袭击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成就了他们在十九世纪的辉煌。但与西方人眼里全球化的胜利不同，东方视角下的这场全球化却充满血泪与耻辱。由于代际裂变和文化鼎革，这种状况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滑出了旧有的政治体制之外，或是游移在体制崩溃的间隙睁眼看世界。《白门柳》中的黄宗羲、《张之洞》中的张之洞就是站在这种体制的空白点上，展现了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格。作家写他们在“天崩地解”社会巨变中从举兵抗清到著述民主思想，从以清流立身到办洋务运动，孜孜以求地思考和实践“中体西用”这样一个时代课题。这里既交织了小说主人公艰难多舛的探索，同时也融涵作家对文化自救的深沉思考。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旧体制内修修补补，寻找出路。如唐浩明笔下的另外二个人物：《曾国藩》中的王闿运和《旷代逸才》中的杨度，他们热衷传统的帝王术而拒绝现代变革，结果一生穷途末路，扮演悲剧的角色。这说明传统文化不经过彻底的涤除与转换，是不可能成为建设性的文化因子的。王闿运、杨度的道路，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传统的书院文化面临的挑战”；而他们悲剧性的失败，更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⑧由此，唐浩明的文化批判也就指向了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当然在这之中，他也隐隐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不由自主的情感依恋，从而使同情与理解成为小说叙述的基调。

其实岂止是唐浩明，几乎所有的当下历史小说的软肋都源于这种理性批判与情感依赖的矛盾状态。作家们之所如此热衷明清题材的书写，包括影视作品中之所清宫戏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就可归因于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以及对这些近代精英人物的倾心赞许。因为他们此时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菁华，而且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卓绝表演；他们的探索失败，浓缩了几代人的悲剧命运，凝聚了国家和民族难以言传的历史创伤，这就很容易触发我们的民族情感。而相对而言，近代民主转型，除了陈军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唐浩明的《旷代逸才》之外，写的不多，成功的就更少。这里分析起来，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客观因素：如题材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古今关系处理难度较大，对纷繁复杂的近代人事把握不准等，但同时恐怕也与恋古的民族文化思维惯性不无有关。不少作家还是抱持比较陈旧的历史观，没有树立起真正的“近代”意识，更没充分认识它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和转换中的特殊意义。这说明，面对全球化的新语境特别是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历史小说的确亟需以开放的胸襟和视角在自身的内在文化结构方面进行调整。割断对传统的温情留恋也许是痛苦的，但它却是文化新生的必要前提。而这是需要我们站在现代理性的高度，用文化批判的眼光进行冷静审视的。

三、文化整合与人类大同的浪漫构想

从某种意义上，十九世纪西方的殖民扩张与当下基于文化趋同态势下的全球化，乃是工业大生产后发起的两轮异形同质的人类文明的冲突与整合过程。与赤裸血腥的殖民掠夺不同，今日的“文化”全球化更隐蔽，也更危险。历史叙事中的明清题材，恰是第一轮全球化的全面启动；而叙述历史的今日，则是又一轮全球化的开端。站在开端，以文化整合的包容与大度来追忆过去，作家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往往籍借对明清历史的理想文学书写来获得缓释。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与她的新作《梦断关河》，正是在这种体认下完成浪漫大同构想的。

《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反映的是清朝初入关到巩固其统治的近百年的历史。皇太极、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庄太后)、福临与玄烨祖孙三代人，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座右铭，乱世求治，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提倡和颂扬的“仁政”，开创了清代前期百年多的和平与繁荣的盛世局面。在他们围绕求治革新进行激烈权力争斗的背后，是满汉民族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传统的党同伐异的种族观念和族群认同”在作崇：“许多最极端的‘我群’、‘他群’之分别，主要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敌对关系,并未发生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异上，而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方面。生物的种族差异只是附属的原因,甚至可能还是文化差异的结果。”⑨在守旧的满族大臣眼里，汉文化的精致优美是奢侈糜烂的亡国之征。简亲王济度在目睹两个前明宰相的子孙手无缚鸡之力，陷入穷困潦倒中后，越发认定顺治皇帝的学习前明制度，尊崇儒教、重视文士、渐习汉俗，分明是要把满族子孙送上前明败落的老路。鰲拜为首的四辅臣，恢复满洲旧制，大肆镇压汉官，抵制玄烨亲政，也都是为了维护崇武尚力的淳厚祖风。济度、鰲拜以及后宫里的康妃、谨贵人，能以大义凛然的姿态谋逆、劝谏甚至加害皇四子及皇帝本人，都不是为的自身的争权，而是为了满清旧制和祖宗家风。这是满汉一体的民族融合理想与颟顸守旧的民族仇视心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凌力在描写福临、玄烨的政治事业，在写其对立面济度谋乱、鰲拜擅权之时，就有效地跳出了狭隘的权谋文化的视角，而获得了深邃的文化观照力量。

为了强化满汉民族的文化整合，凌力还有意在小说中凸显了独特的“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就是贯穿小说始终并联结亲汉亲满两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汤若望。汤若望作为传教士，以宗教的平等博爱和西方文化第三只眼的独立视角，对满汉两个民族施以不分彼此的关怀；但正是因此，他才有可能对彼时满汉民族的文化差异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满族的杀戮是嗜血的鸷鹰，关闭了他们自己通向上帝的大门；汉族文化的精致优雅和悠远流长的道德教化，却对汤若望充满了吸引力。汤若望也就是据此才劝导福临和玄烨采用汉制、施行仁政，从而遭到满族贵戚的忌恨和残酷迫害，成为亲汉派与守旧派争斗的砝码及其彼此拉锯交锋的牺牲品。汤若望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作家的视角，它赋予传统的满汉民族冲突以专制愚昧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新内涵，而具有广博的人类学视野。当然，满族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的同时，它也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文化重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中心文化发生合理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生机蓬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⑩对此，作家也有相当生动而精彩的描写，并将它与汉文化由于自身的高度成熟走向封闭僵化和满族文化野蛮愚昧的另一面融为一体，纳入到满族兴起到入关统治的“百年辉煌”之中。作家借书中人物对话发出的有关“大明骨、大金肉”的民族新生的构想，特别是用优美笔调书写的乌云珠、费耀色、冰月、孙幼蘩等优秀人物形象，都成为小说温馨浪漫的抒情篇章，这也是凌力开放开阔的现代民族观的形象显现。

如果说凌力上述的《倾城倾国》、《少年天子》、《暮鼓晨钟》有关满汉民族矛盾描写基本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阋墙，那么她的新作《梦断关河》展现的鸦片战争则明显具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时代新质。在这里，面对新的文化全球化(而不是原有的本土化)语境，凌力对民族冲突和融合问题作出了更为严肃而又充满浪漫构想的新思考。在这部以梨园戏子悲剧命运折射时代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一方面坚守正义的民族立场，绝不回避这场战争的殖民侵略性质，另一方面也鞭辟入里地写出清王朝的腐朽昏愦才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歌颂葛云飞、彭松年等人的民族节气，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以孙子兵法等传统战争方式来抵御现代战争，因而在摧枯拉朽的西洋火力下不堪一击。对满族地方官海龄，作家更是充满了基于历史辩证法的深入描写。镇江都统海龄出于强烈的民族歧视心理，视全体汉人为汉奸，闭城封门，禁止平民出城逃难，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同时她又用精细的笔墨显示，海龄此举同样也出于誓死保卫家园的心理，并借小说中海龄的仆女大香之口肯定了他率全体清兵以死殉国的壮怀激烈。正是在这样清醒的历史理性观照下，《梦断关河》对鸦片战争的言说，才跳出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和民族正义感的狭隘视野，不再象《林则徐》、《火烧圆明园》和一些描写义和团的小说、电影那样，把二元对立的侵略与反侵略视作价值判断的底线；也不同于唐浩明在描写曾国藩晚年对天津教案举措失当蒙羞含垢的史事时，仍然局限于传统文化之内，未能提出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建设性思路；而是以全球化的大视野、大境界，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华民族的近代鼎革和汲取外来文化菁华进行自我重构的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他向往东方文化，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充满了怀疑，并冲破民族偏见，与自幼相识的童年伙伴天寿相爱而终成眷属。通过这一人物及其异国恋情的虚构描写，凌力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突破民族偏见的人类大同的理想图景。当然不必讳言，这种将全人类的文化大同模式化地寄托在异文化恋情上，多少也显得有些纤弱与理想化，少了些深邃凝重的历史气魄。从某种意义上，亨利形象其实就是“百年辉煌”中汤若望、荷兰教官可莱亚的延续。他们身为西方人，却醉心华夏文明。如果说福临、玄烨等满族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向往认同是低位文化对高位文化的自然倾慕的话，那么西方文化作为高位文化对处于低位的汉文化认同则有意无意地表明了汉民族在承认自身弱势的同时，却仍然坚守着文化上的优越心理。跨国恋情也好，文化倾慕也好，它们似乎都存在将文化整合的理想过于夸饰的倾向。这大概就是福临、玄烨等少年天子写得太浪漫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征服和民族冲突从来都是血泪斑斑的胜利者颂歌。不论是处于低位的满族文化，还是位居强势的西方文化，作家刻意描写其对华夏文明的醉心与倾慕，这之中是否也程度不同地隐含着某种本土自恋情结乃至天朝大国的心态呢？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殖民扩张的基础之上的，过于强调西方文化中的友爱成分，把民族文化新生的实现过多寄希于汤若望、享利等人的善良和友爱，是不切实际的，容易遮蔽了全球化背后潜在的反现代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第三世界的文化崛起只有依靠自身的强大与抗争，才能赢得与“他者”平等交流对话的可能，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为此，我们历史小说在进行人类大同浪漫构想时，应该有必要冷峻地把历史书写还原到彼时残酷的文化殖民语境中去。惟有这样，其文化整合的浪漫构想方能闪烁出令人震憾的历史质感和美感。

①［加］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刘克：《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化生存——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论略》，《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③二月河：《二月河作者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④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理论与与创作》2003年第1期。

⑤⑧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2003年第1期。

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4页。

⑦王斯德：《世界通史》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叶舒宪：《人类学与文学———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本土再阐释》，《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⑩杨义：《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