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十分繁荣, 出现了一批佳作。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则几乎占领了每天电视的黄金时段, 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 往来穿梭, 很是热闹。这些历史小说与电视剧, 在目前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整体上看, 短期内它们都难以被超越。

从历史题材写作的总体指导思想来看,过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元对立之争已被搁置, 呈现了写作者多样的历史观与群众性的审美需求的多样性趋势。重新感知历史, 大写历史,反思历史, 这是当前时代的需要。同时, 在这个消费的时代, 大说历史, 在历史的艺术形态的展现中获得娱乐, 也是在消费历史。广泛的市场消费需求, 导致了对历史消费的多样性。

在历史小说、电视剧中, 大体有正说的历史写作和对历史“戏说” 的写作, 解构历史的写作, 和以逆反心理来改写原来的小说或是剧作的多种模式。这最后一种的写作, 实为胡乱改编, 品位低俗, 且往往要引发官司, 是些不上台盘的东西。

正说的历史题材的写作, 包括历史小说与历史电视剧, 实际上因作者的史识、史观的不同, 而出现了不同的类型。

我们先说一种大致适应了当今老百姓历史体认的“圣君贤相” 的历史故事写作。过去广为流传的那些“太平盛世”的“圣君贤相”的事迹, 自然格外受到当今不少作者的青睐, 描绘这类历史人物、事迹的作品, 可以说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上至高级官僚, 下至普通百姓。前者除了满足自己的消闲审美需求, 大概还要暗暗对号入座, 把自己与书中的明君贤相做个比较。后一类读者则在千年传统流风的裹挟下, 总盼望有个太平盛世, 而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圣君贤相身上, 渴望他们出来建立清明的政治与社会。“明镜高悬”这块匾额, 不仅仅是戏仿性的装饰, 却是地道的圣君贤相的威严象征; 而宫闱秘闻、权谋较量、株连杀戮、征战讨伐, 自然是十分讨好的素材。这类小说, 通俗易懂, 情节引人, 印刷量大, 卖点极好。当今社会中的种种黑暗、腐败现象, 与历史中的黑暗、腐败现象惊人的一致, 如今观众在历史戏里看到, 那些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腐败官员一一受到惩处, 于是在休闲娱乐中感到了情绪上的满足。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 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与电视剧, 确实把众多的历史事件, 大量虚构的情节加以审美化了, 人物也不再简单化了, 读者阅读起来很有兴致, 观众看得很有趣味。不过, 这类小说与电视剧, 总让人感到少了些什么。这里历史场景是有的, 情节的生动性是有的, 而且热闹得很, 但却是少了那么一种从生动的历史场景中流淌出来的历史的意味。

历史小说的创作, 要具有一种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涵, 和因此而自然获得的思想深度, 产生一种意味, 显示作品的较高品位, 这是与作者的史识、史观密切联系着的。

史识产生于对史实的彻底的、独特的把握中。这里所说的所谓彻底, 不是指对于史料把握的详尽无遗, 而是说透过重大的史实, 对被把握的史料有着独到的体认, 理解到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那种内在的和独特的意义。这是受到创作主体的历史观的制约的。比如《三国演义》开头的那阕词, 显示了作者的一种历史轮回的史观, 这种历史观在过去是极为普遍的。但是小说由于复杂地反映了历史特定时期的战乱, 写的极为好看, 充分显示了历史人物智勇风貌, 而揭示了作者史识的深度。而挂在(1888年) 昆明大观楼的孙髯翁的一副楹联所表述的史观, 则要深刻得多。它的下联说到, 历代帝王费尽移山心力, 建立了伟烈丰功, 但“珠廉画栋, 卷不及暮雨朝云, 便断碣残碑, 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 半江渔火, 两行秋雁, 一枕清霜”。作者意识到, 几千年里历代王朝来收拾云南时, 何等轰轰烈烈, 如今它们自身却无可挽回地衰颓了。这是对几千年的历史兴衰的一种整体的把握, 一声深藏着历史意味的长叹, 从中显示了一种犀利的史识与深沉的历史感。清王朝几位“圣君” 的盛世, 其实已是整个几千年封建王朝走向彻底衰落时期的回光返照。但是现今的一些历史小说与电视剧, 使那些“圣君贤相” 在历史的苍烟落照与断碣残碑的缝隙中, 一个个爬了起来, 弹去了身上的王朝覆灭的烟尘, 锦衣鲜着, 风光无限地演绎着天朝盛世的故事, 让人感佩他们, 简直是在教人欣赏那“苹天苇地, 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 万里晴沙, 九夏芙蓉, 三春杨柳”了!

在当今消费主义影响下出现的“戏说”的历史电视剧, 把过去极端化了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完全翻了一个个儿, 圣君贤相一个个都站到被奴役的人们一边来了。这类电视剧, 在当今的历史消费中影响是最大的了。目前对于“戏说” 有几种说法, 一是编剧人自己说的“戏说”, 是指他以戏剧形式来叙述历史人物与故事。另一种是观众心里的“戏说”, 就是指游戏的戏说, 它的特征就是“娱乐交流”。这种戏说多半是一种针对现实的借古讽今, 其中帝王作为主要人物, 都是群众所熟悉的那么几个, 叙述的事件与种种人物, 则纯属虚构。编剧者有所谓“大事不拘, 小事不虚” 的说法, 而不是相反。这就注定它是一种游戏、娱乐之说。它有意避开历史, 不在乎描写历史重大事件真实与否, 而是借用历史人物作为壳子, 游戏般地、自然是十分投入地充塞着编剧自己的今天的观念, 奉行“现代史都是历史的再现”的原则。其实这一原则, 有时会与历史相合, 有时却相背而行, 如果把它绝对化了, 就成了历史循环论了。

这类“戏说” 的人物性格、特征与活动场地, 由作者随意安排。帝王由宫廷而深入民间, 城镇商栈, 官府旅店, 村舍杂院, 必要时伴有皇宫后院、皇后嫔妃做些点缀。皇帝老子一旦到了平常陌生的下层社会, 自然感到十分新鲜, 戏剧冲突可说俯拾即是。他们生就一副平民心肠, 关心民间疾苦; 明查暗访, 演绎侦探跟踪; 惩治赃官污吏, 大纠冤假错案; 制服恶霸地痞, 屡屡救人于水火; 行侠仗义, 为民伸张正义。由于帝王也是人, 所以又都怜香惜玉, 风流倜傥, 又会来几手拳脚, 可说风度翩翩。于是黄尘古道, 结识风尘女子, 田园酒舍, 偶遇一夜皇后, 花正开, 人未嫁, 可说占尽风流, 格外的动人了。这类戏说, 有人把它称做“古装戏” 确实更为合适些。在这一点上, 戏说也可以成为现实的一面镜子, 让现实中受到压抑的人们舒一口气, 畅笑几下, 松懈一下精神, 这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同时它也符合老百姓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审美情趣, 皇帝老子也是爱民如子, 好打抱不平, 还可看看他们的风流韵事, 也就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

但是悖论也就在这里, 编剧者说, 由于皇帝也是人, 也有“人性”, “帝王性”也是人性, 所以“帝王性”与“人民性”在他身上获得了高度的统一。而且编剧声言, 为了把帝王戏编得好看, 还应对帝王抑恶扬善, 比如要稍稍配上一些他的瑕疵, 但不能过火; 要写得紧张, 但不能让他冒出血腥味来。也就是说, 要为帝皇讳, 要化他们的残酷为一笑, 要在血腥中熏香, 真是爱护备至, 体恤有加。在这种帝王史观支配下写出来的帝王形象, 照剧作者的说法, 一定会受到中国老百姓的欢迎的, 因为帝王就是高峰, 历史就是他们的历史, 老百姓头下枕的就是帝王梦。但是话又要说回来, 枕着帝王梦的老百姓, 在这种帝王戏的熏陶下, 他的帝王梦可能还会百年千年地做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山呼万岁声, 虽然已渐渐远去, 但看来我们现在对于主子、奴才、万岁万万岁的呼声, 又会熟悉与习惯下来的! 一个被封建思想浸润了几千年的民族, 要使他清除自己身上帝王梦、奴才气, 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思想上真正民主化起来, 那是多么困难啊!

在另一种历史小说里, 作者的史识是与现代意识精神有了结合。现代意识精神就是现代性的反思, 一种历史的自我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 就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 探究我国民族、文化趋向衰落的原因, 那种深入我们民族骨髓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 以何种方式流贯于我们今天生活的方方面面, 使我们在一百多年来的世界民族之林中, 难以自立, 受尽屈辱, 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 要生存下来都成了问题。直到今天就是在恢复民族自信和民族元气的过程中, 仍是一路坎坷, 荆棘丛生。

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具有历史高度的立足点, 在这一立足点上感受历史的过程, 就会使作家感性地体认到选择哪些历史关键时刻更为紧要, 从而使他们变得更具人文关怀一些, 气度会更宏放一些, 对民族生存的命运的思考会更深沉一些, 历史观会更开阔一些, 会更多民主气息一些。自然, 作家的史识与史观总是渗透于他所感受、体认到的历史的感性生活的, 总是保持了其具体性与过程性的。在《梦断关河》、《曾国藩》等小说里, 我们体验到了现代意识精神, 那种带有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曾国藩》深刻的史识, 表现在时代的潮流将要对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彻底摧毁; 而主人公却想方设法企图在这块千孔百疮的土地上“重建周公孔孟之业”。小说在历史情节的生动性展现中, 显示了那种被意识到的巨大的历史内容的意义, 一种深刻的历史感, 由此获得从中生发出来的深刻的思想性, 从而使得小说阅读起来不仅具有动人的情趣, 而且留下了令人心惊不止、久久不去的历史的意味。这里所说的历史感、历史意味, 并不仅仅是指史实的真实, 环境的渲染, 细节的正确, 而是指一种独特的历史的感受, 它既是历史的, 包含着我们民族昨天、过去的思虑的积淀, 同时又是发展的, 包含着今天的反思与自我认知的意绪, 这是我国的悠长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反思融合而成的一种进取的历史精神。

我们常常期望文学作品能够显示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 历史小说似乎更应如此。但要做到这点, 作者是应具备进取的历史精神的。广大读者、观众的消费的审美需求是应予满足的, 但是他们的趣味在大众文化、影视文化的消极面的影响下感性需求畸形扩张, 感情变得粗俗不堪。在这种情况下, 文学作品、电视剧的编写是投其所好, 助其精神沉沦, 还是应以新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来平衡、抵御粗俗与精神沉沦呢!

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下出现的所谓新历史主义小说, 是商品经济下的又一种历史消费, 这是一种新潮的历史观, 力图解构以往的权力话语和历史定论, 参与历史的重新探讨。这种历史观大致都认同克罗齐或科林伍德的观点: 历史都是当代的, 即历史是没有自身的纯粹的形态的。所谓历史都是当代人解释的结果, 主体如何解释, 历史就是如何样子, 纯属一些碎片与偶然。确实, 这种历史观提醒人们, 原生态的历史, 随着时间而一起消逝, 记录下来的历史都是掺入了记载者的主观因素在内的, 纯粹的客观的历史记载是不存在的, 所以历史都是当代的, 由当代人说了算。这种历史观对于我们了解历史文献可信到什么程度是有启发作用的, 一个历史事件有时会有不同的记载与说法, 需要进行去伪存真的工作。不过, 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把历史记录中的主观性绝对化了, 如果说历史不过是些人们记忆的碎片, 其结果就把历史的客观性否定掉了。其实, 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在其自身的发展中有其自己的规定性, 历史并不是那种互不相关的纯粹的碎片, 如果一旦它失去了自身客观的规定性, 那还有什么历史事件可言。比如,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文化大革命”, 历史记载者的主观性即使多样, 角度取说不同, 但能改变它们的客观存在的过程和性质的吗?

后现代文化思潮认为, 历史不过是一堆混沌的现象, 并无规律可循, 其主导思想是在破除本质主义的历史观, 突出偶然因素, 把人与人的关系, 定位于人性本能因素, 重找历史动因, 重说历史现象。在这类思潮影响下的小说的作者, 大体认同这种历史观念, 于是把人的性、性本能、欲望、侵犯本能、暴力, 当作历史事件的动因。在他们的作品里, 战争、屠杀、暴力、血腥、残忍、酷刑、欲望、善良、性本能表现, 对于不同国家、集团的人群、人物来说, 都是没有区分的。文学的叙述, 不过是对不同人群的不同机缘巧合, 进行随意组合, 这种表述掺和着作者自己关于欲望、血腥、暴力、性本能的独特的奇思构想, 写得津津有味。而在评论家那里, 照例会赋予这类作品具有何等何等的深刻的文化内涵, 艺术感觉如何如何的精细、创新, 等等。确实, 历史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碎片式的偶然。性本能、肉体欲望、侵犯性本能, 还真的是不少事件发生的偶然动因与后果。比如现今社会上的大量情杀与凶杀, 它们的动因往往是由那些性本能、性侵犯、肉体欲望构成的, 是事件发生原因的直接方面。但是如果作为历史事件, 实际上还有处于隐蔽状态的间接的深层的社会因素, 有时却是主要的因素。比如近期发动的侵略战争, 有人说是出于个人好战心理、暴力本能、家属复仇心理, 等等。但是仔细一想, 这战争的动因不明明就是为了掠夺他国资源、控制他国政治与经济命脉、强迫他国接受所谓普世主义的文化原则吗! 自然, 我们也要认真地看到我国作者们的无奈与苦衷。一般说来, 当权力控制着历史的时候, 历史确实像一个可以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成了一些握有权力话语的人士说了算的东西。主张唯物史观, 但实施的往往是唯心史观。从历史上看, 掩盖历史丑恶事实的人, 总是和丑恶事件以及和个人利益有联系的人。事实上那些被歪曲了的历史事件, 以后还会被纠正过来, 历史总是这样无情的。这样, 是现实自身首先解构了历史, 历史确实成了一种当代一些人的权力表述, 现实奉行了随心所欲的历史相对主义。在这种意义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那种理论, 还真是派了用场。因此文学中的混沌式的历史写作, 不具涵义的碎片式的历史写作, 缺乏符号意义的纯粹偶然性的写作, 不过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与投影, 一种多样化的历史消费的形式而已, 历史被多种形式消费着。

历史与现实的形态总是感性的, 充满了偶然的, 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轨迹依然可寻。写作一旦使那种无处不在的、生动的偶然完全失去了符号的意义与所指, 那么这类写作就不过是让人趣味索然的一种写作策略的表现。这类小说的致命之处在于, 它们的作者玩得投入, 而读者人数极少, 只有少数几位智力高的评论家, 乐此不疲地对于这类写作策略津津乐道。作为历史小说的先锋实验来说, 它们太相信话语能指的游戏功能了, 结果聪明的、确实有相当威力的能指, 在其重找历史的动因中, 固然消解了历史, 但同时也就耗尽了自己以及自己存在的艺术形式。

于是历史消费的快乐, 也就变成了历史消解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