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桃花扇》是爱情遭遇政治变革的悲剧，侯李的爱情具有时代性和民族色彩，但当个人的爱情遭遇和大的政治变革相冲突时，则情无异于危卵击石了。孔尚任悲剧性地把政治悲剧之“理”置于情感之上，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体现了“理”对情的胜利。

[关键词]  悲剧   侯李爱情    理性

孔尚任的《桃花扇》以复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这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以复社文人与魏党余孽的斗争为主要冲突，展示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画卷。“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所揭示的主要意旨。明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士大夫拥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小朝廷，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昏聩和士大夫阶层的不思反省，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宣告了明历史的败亡。社会变革的力量是潜意识的，也是摧枯拉朽和无法抗拒的，崇祯帝惶惶自缢煤山和清王朝的建立，对明末士大夫阶层更是当头一棒，喝醒了沉醉的迷惘，也彻底幻灭了其为自己所编织的过于奢望侥幸的肥皂泡。三百年基业荡然无存，山河破碎梦不复，身似浮萍无往日，士大夫阶层一时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荡和思想的虚无之中，于此之中，士大夫和平民的个人爱情在巨大的社会动荡面前显得微乎其微，甚或无从谈起，显然个人情爱于社会变革时自然要服从于了对历史兴亡的理性的反思。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论及题旨时所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⑴明的败亡，身世之悲，理想的破灭，这一切都象阴雾样萦绕在明遗民的头脑中。在这社会变革之悲痛下的虚无的爱情呢，则显得多么地渺小无力。在这种政治背景中的《桃花扇》正体现了爱情对“理性”的败亡。

一

孔尚任生于顺治五年（公元1684年），是孔子的第64代孙，他所处的时代清统治刚刚稳定，虽没有经历南明败亡的惨痛历史，但从其父辈人和与自己交往的明末士大夫那里知道了明败亡给社稷百姓心灵上所刻上的难以摒去的惶恐和没世之悲。孔尚仁的父亲孔贞璠是一位崇尚民族气节的明移民，是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举人，“博学多才，崇尚气节，尝慕朱家、郭解之为人。当明季，兵荒荐至，解纷御辱，一邑赖之”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九十三)，明朝灭亡后隐居不仕。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和十五年（公元1642 年），清兵两次大肆掳掠焚劫山东诸州府县，农民义军先后惨遭杀戮。“复圣”颜回后裔颜光敏家与孔家世代通姻，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颜光敏与孔尚任又是“生平更无两人” ⑵的挚友。崇祯十六年二月，清兵在鲁南莱阳、兖州烧杀虏掠，就连颜光敏的父亲（颜子66世孙）也被砍伤左脚，颜光敏的母亲因御侮“臂折犹骂不绝”被杀于城墙之下，一家有数人被杀。⑶但是，这并没有扑灭明朝文臣武将和具有英雄气节的士大夫和文人志士的满腔报国志和愤怨之情。孔贞璠尚刚的民族气节和清惨绝人寰的杀戮对孔尚任的思想无疑具有很深的影响，在其心中激起了不满情绪并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后来孔尚任在《经废村》中写到：“此地楼台几劫灰？残阳满巷久徘徊。高低石院留僧住，昏晓柴门放燕来。大树正当行处长，荒丘多是战时埋。凄凉废井寻遗老，旧木蔷薇自谢开。” 诗中描绘了清南侵时造成的断壁残垣、废井灰椽的残败景象，流露出了诗人内心对清的暴行的愤慨。

孔尚任所秉承的是儒家“仁政”和大一统的思想，积极入仕，先因乡试未中曾隐于石门山。感于历史时事，孔尚任在其未仕时就已将《桃花扇》付诸草稿，其在《桃花扇本末》述到：“余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乘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⑷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康熙曲阜祭孔，赞赏御前侍讲《大学》的孔尚任“阐扬文教，鼓舞儒学”，又说“孔尚任等，陈书讲说，克副朕衷，著不拘定例，额外议用”， ⑸ 随后任命为国子监博士。这让三十四岁仍为国子监生的孔尚任感恩不已，在领赏后回家的路上“随路感泣，逢人称述”，欣喜异常。回到住舍后，“垂沐焚香，拜告先祠，跪述老母膝前。老母感激皇恩，不觉泣下”。 ⑹孔尚任刚入京城的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即1685年）写下了《出山异数纪》，中间写到：“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但在白天沐浴皇恩之后的冷清的夜晚，明败亡的历史仍在孔尚任的脑中萦绕，孔尚任也为身为明移民而忙不迭地干求功名的做法感到不安，在《出山异数纪》中笔锋一转又慷慨道：“但梦寐之间，不忘故山；未卜何年，重抚松桂！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一方面是铭感皇恩、感恩戴德，一方面明败亡时的血腥屠杀记忆犹新，一方面平步青云身为皇帝钦命的京城官员，一方面明移民舍身反清此起彼伏的运动和刚正志士捐躯赴难的义举时常浮现在眼前，这种矛盾的思想让孔尚任对历史有了理性的思考，随着对官场生活的了解，这种认识进一步加深。

清初的社会积弊已久，农事废弛，为了缓和矛盾，康熙责期修治黄淮。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四日，康熙在乾清宫接见治河使臣，这让一直想有所作为的孔尚任感到皇权的恩情和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也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虽自己兢兢业业，可治河官员在治理过程中意见不一，无治河良策，且穷奢极欲沉醉于笙歌箫鼓中，使工程延误了下来。孔尚任在《有事维扬诸开府大僚招宴观剧》中便流露出不满之情。更重要的是在黄淮流域孔尚任对明清之际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情人民苦难，敬重崇尚气节的明朝遗老、遗少。孔尚任一年多的国子监博士的闲职和治河过程中的无计可施大大挫损了他济苍生、忧黎元的锐气和热情，则“熟读骚经高太息，吹窗雨气益凄凉”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可封建制度已趋僵化，官僚腐败及尔虞我诈的无谓的内耗让孔尚任产生了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正如[拜坛]出眉批所云：“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明无一非礼，焉得不亡！”孔尚任在其“未仕”时，就从秦光仪那了解了弘光王朝的历史，更感于香姬面血溅扇的新奇，就有创作的意念，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于声律”, ⑺后得以在扬州、泰州、苏州、南京搜集资料，三易其稿乃成。《桃花扇》演出时，“笙歌靡丽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烛酒阑，唏嘘而散” ⑻实则引起了南明遗老的共鸣，观剧顿然，与剧互融，情随剧泻。其抒写的故国之情思正如梁启超《饮冰室丛话》所言：“《桃花扇》沉痛之调，以《哭主》、《沉江》两出为最……此数折，余每一读之，顿觉酸泪盈盈，承睫而欲下”。可见孔尚任在创作时，则渗透了理性的思考。

二

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是剧作的线索，侯李之爱较之以往才了佳人式的恋爱是有突破性的，一方面其爱情的开始是自由的，完全无礼教的阴影，另一方面其爱情渗入了政治色彩，且个人爱情在与政治冲突时，在国家利益的理性统摄下爱情便撕毁在了众人面前。

李香君是一位流落烟花巷的美丽聪慧的女子，虽是平康女子，但其思想却和一般艺妓不同。她的老师是苏昆生，原在魏府，后恨其奸佞，宁食于街巷也不附从于魏党，后在烟花巷教曲度日。李香君的假母李贞丽与复社文人陈宝生有交往，她对权奸也恨之入骨。魏党的奸佞误国已是国人皆知，而东林党和复社文人感于国难，勇于艰苦卓绝地舍我斗争，其政治节操和忠贞的正义感让李香君敬佩，其云：“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重新用，绝不了魏家种”。“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秦伯虞题余怀《板桥杂记》），就替李香君道出了对复社文人由衷的好感。以至杨龙友介绍侯方域时，李香君虽不是一见钟情也从心里接受了，并异常珍惜和夏社文人的美好姻缘。侯方域是勇于和阮大铖斗争的复社文人，但因阶级局限性有其软弱性和动摇性，他见李香君也是征歌柳巷，慕香君容貌和才艺而去，而不是慕其特有的政治正义感，也不知其有。李香君的这种正义感是在[却奁]出中才得以展现出，当李得知阮大铖为拉拢侯生才慷慨出嫁钱，且侯生动摇时，李香君义正辞严：“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脱衫裙，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严厉地指斥了侯生的徇私废公。其是是非非、秉义刚正的品质凸显在了面前，这重义轻利的节操和民族气节让正与魏党斗争的侯生大为惊叹，并赞其讲名节，重和轻，知是非，顿时敬佩有加，视为畏友。本一烟花女子对政治命运和国家前途如此敏感、重视和是非分明，这使其形象染上了政治色彩，也使两人的感情完全融入了政治当中，且“理性”的成份已大于了情。所以与其说是才子佳人式的爱慕，不如说是出于爱国情操才使两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由好感上升为互相敬重。

侯李爱情从一开始就渗出政治性，其爱情在政治的考验中也愈加坚贞，在和魏党斗争中得出了升华。侯生将避难时仍缱绻于“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的个人温情中，香君却正色道：“官人素以豪杰自命，如何学儿女子态。”异常冷静和理性，对轻重节义敏锐果断，并告诫侯生以节义和国家为重。后田仰以三百银相娶，香君直面拒绝，[守楼]出“竟把花容，碰了个稀烂”，俨然一位忠烈女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刚正不容侵犯的凛然捍卫了爱情的尊严。在[骂宴]出中其形象更摄人心魄，堂堂列公下，李香君以刚义不可犯的正气愤怒地指斥权奸的痛处，“俺做了一女祢衡，挝渔阳，声声骂，看他懂不懂。”李香君对魏党的漠视，以及绝决刚烈的善恶观，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占据着时人的心怀。

在矛盾斗争最激烈的几出中，斗争不是落脚在爱情上，而是侯李志同道合、相濡以沫基础上的共同对权奸的斗争。侯李俨然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了，侯的斗争是代表正义文人对权奸的直面斗争，李香君的斗争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和人民对安定生活的渴盼以及不做亡国遗民的美好心愿基础上的，是下层人民的代表，而人民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灾难最深，在“杀贼拾贼囊，救民占民房”（[投辕]出）的兵荒马乱的朝代更迭中，除了等待被杀戮，还能有什么办法。可见李香君对昏君和权奸恨之入骨的深层根源了。这种积压在下层人民心中的对当权者贪婪虚伪、贪生误国的行径的愤怒，以李香君的言行痛快淋漓地排遣了出来，李香君对侯生斗争的理解和支持，从深层上是源于家国之忧和对权奸的恨上，虽然侯李爱情是自由并相互尊重的，但这种源自于政治忧虑基础上的爱情，一旦遭遇政治，便力不从心地服从于“理”了。

三

《桃花扇》侯李爱情有其悲剧性特质，这种特质潜涵着必以悲剧结局。侯方域在逃难中对香君的牵挂多倾向于情，而李香君在和权奸斗争的过程虽思念侯生并挂念其安危，但还是源自于对侯生的厚望，希望侯生平安归来后仍能在对权奸的斗争中做出应有的贡献。当二人在栖霞山白云庵相遇时，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的情感愈忠愈贵，当两人将返乡时，张道士一声喝斥：“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风月情根，割它不断么？”二人如梦方醒，双双入道。当然，这里张道士的喝斥有如当空一声霹雳，虽有些牵强，但也正说明了对家国兴亡的理性感知占了主导。男女情爱都有对幸福的向往和对两情相悦幸福感的憧憬，犹如范蠡和貂婵、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但在家国将亡不是奋力抗争而是留恋于个人私情时，这声喝斥具有发人警醒的作用，深层次上，还是南明败亡的悲惨历史起了“理”的作用，国亡家何在，复社文人的斗争勇气的深层根源何在，下层人民的愤怒何以诉诸，只能是埋没了爱情成就了名声。

爱情在冷酷无情的社会政治斗争面前太微不足道了，试看《长生殿》（或《梧桐树》），马嵬泪洒自缢愁煞了隆基，试看《汉宫秋》漠北顾盼无归汉帝空余恨，更何况是侯李之爱情。但当政治斗争归于山河易主时，侯、李最大的痛苦便是在归于虚无的空灵世界中永久地两相折磨了。悲往感时，兴亡梦幻，凄凉满眼对千古江山。正如全剧结束时所唱：“白骨青灰长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包世臣《艺舟双楫》说：“近世传奇，以《桃花扇》为最，浅者谓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赏其文辞清丽，结构奇纵。深者则谓其旨在明季兴亡，侯李是点染。颠倒主宾，以弦耳目。”可谓一语中的。虽然“桃花扇”是龙眼，而这龙身才是爱情之外的事物。

《桃花扇》这部历史剧通过爱情把政治兴亡贯穿了起来，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但不幸的是这种完美是艺术创造手法的完美，而不是爱情结局的完美。侯李个人的爱情则不可避免地浸染了国家败亡、王朝更迭的政治悲剧。历史的车轮沉甸甸地轧着万古兴亡故事，也记载并尘封着几多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在这场南明覆亡的历史中，不知湮没了多少风花雪月的故事。在这部堪称曲史之苑的作品中，情的因素最终极不情愿也无能为力地服从于了对历史理性思考，从而惊醒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湎于爱情的痴男怨女，也给后人留下了几多品悟和思索。

参考文献:

⑴ 孔尚任.《桃花扇•桃花扇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⑵ 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卷三《与颜学山》[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500页.

⑶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十二《奉直大夫颜公墓志》[M].（清）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一三一八.台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53页.

⑷ 孔尚任.《桃花扇•桃花扇本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5页.

⑸ 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卷六《出山异数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436页.

⑹ 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卷六《出山异数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438页.

⑺ 孔尚任.《桃花扇•桃花扇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1页.

⑻ 孔尚任.《桃花扇•桃花扇本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