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中，病态的狂人从特殊的视角来观察、剖析人生，将社会的弊端揭示得淋漓尽致。在另一篇小说《孔乙己》中，涉世未深的酒店小学徒以他那一双纯真无邪的眼睛，细细描绘出孔乙己的悲惨境遇，使读者生发出深切的同情。

可见，在小说中，确定合适的故事叙述人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说：灵魂“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选择一双合适的眼睛，也就是选择好视点，才能帮助读者更准确地去窥视小说中人物的灵魂。

从主导方面说，《红楼梦》全书的叙述人是作者曹雪芹。他作为局外旁观冷眼人，一支笔上下左右，纵横驰骋，无拘无束；甚至可以钻进人物的脏腑，去镂刻他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甚至可以直接插言，去解释人物的感情活动。作者将这种“外视点”、或叫“全视点”的笔法，运用得纯熟自如，入微至理，摄入魂魄。

在《红楼梦》第一回[1]里，作者就公开了自己叙述人的身分，首先站出来作了一番关于写作指导思想的表白。这是借鉴唐宋以来“说话人”的笔法，但又脱尽熟套，翻新出奇。本文不打算讨论作者的创新独白的内容几分是实话，几分是虚饰，只是强调作者用这种方式告诉读者，他是本书叙述人。这一回中的“作者自云”、  “自又云”、  “待在下……注明”、  “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等等，都是作者的自我介绍。虽然我们在这儿可以将“作者”、 “自”、 “在下”、  “曹雪芹”等词都换成“我”，但这里的“我”，与《狂人日记》、《孔乙己》中的“我”不同。“我”在《红楼梦》中没有成为一个角色，没有参与书中的任何一个情节，没有与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发生关系。“我”只是“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所以说，《红楼梦》的写法并不是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或叫无人称的写法。

有人没有对这一视点作出准确的判断，误把《红楼梦》作为第一人称小说，于是更加错误地推断出《红楼梦》为曹雪芹自传、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其实，贾宝玉只是曹雪芹视点中的一个人物，曹雪芹与贾宝玉并不在同一个生活场景中。

第一人称的写法，作者与“我”合二为一，既是书中一个积极、活跃的角色，又是读者观察、欣赏、评价的对象。这可以使作品更真切、更亲近。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凡“我”在作品规定情景中不可能看到、听到的东西均不能写；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只能根据“我”的符合人物身分的体验去揣度出来，而不能直抒其胸臆。

《红楼梦》不用这种内视点，而用外视点，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使作者置身局外，“象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一样洞察一切”[2]。作者的笔纵横捭闔，不受任何限制，既可以写官帏的  神秘活动，又可以写下级官吏的循私舞弊；既可写贾府内的政治文化生活，又可写市俗平民的纠纷争斗；既可写千金小姐的  闺房私情，又可写阴暗角落的狎妓嫖赌；既可写神仙道人的飘渺生涯，又可以写各色人等的梦幻世界。不采用这样的观点，《红楼梦》如何能承担描绘封建末世宏大画卷的历史使命呢?

(二)

《红楼梦》与其他采用外视点的小说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书中还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一一“通灵”。

这个“通灵”，在作者“我”的视野之内，而且是书中最早出现的一个“人物”。作者开篇就介绍了“通灵”的特殊经历，全书第一句对话就是写“通灵”“口吐人言”。在第8回中，作者细细描绘了这“通灵”的肖象。在第19回中，作者又让“通灵”结识了袭人家一帮姐妹。在第25回中，作者写出了“通灵”这个人物的神奇作用，“悬在门上”，就使“邪祟稍退”。在第29回中，“通灵”被清虚观张道士捧去展览了一遭，换回一盘子贺物，其中有比史湘云戴的大一点的赤金点翠的麒麟。

从所有这些描写可以看出，“通灵”不仅能见、能听、能言，而且有“感激不尽”、“喜不能禁”的情感。它的经历也是有典型性的。它在黛玉面前，被摔在地；而在宝钗面前，才展露姿容；在袭人家里，才得到喝彩。而清虚观送玉换金，又使它与史湘云挂上了钩。这个“通灵”的浓墨重彩之笔，皆与金玉姻缘有关。它的艳遇与得意，与贾宝玉对木石姻缘的追求全不相干。“通灵”是贾府众人眼中的真宝玉，是贾宝玉的对立物。

既然“通灵”只是被叙述的对象，它就不可能“全知全能”。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第15回中的一个例子。这一回写宝玉逮住秦钟与智能儿偷情后，宝玉对秦钟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帐。”这时，“通灵”被凤姐塞在自己枕边。所以，“通灵”说：“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如果“通灵”是《红楼梦》的第三人称叙述人，对于它就绝不会存在因“未见真切”而写不出来的问题。这句看似以叙述人自居的表白，恰恰说明它并不是叙述人。“通灵”的全知全能是假，真正的全知全能者只是作者曹雪芹。

马力先生曾说：《红楼梦》“这个故事的叙述者角色是石头”[3]。他认为书中一开头就已直说全书是石头编写在此的，无需争辩。其实不然。被遗弃在大荒山青埂峰下、以后又回归此地的石头，是“通灵”的前身，也是“通灵”的来生。说石头是叙述人，而书中又有“通灵”这个客观描写对象，岂不矛盾?在第三人称的作品中不应有叙述人成为描写对象这种情况。确实，《红楼梦》第17回有“诸公不知，待蠢物将原委说明”的话，石头以“我”自居，貌似第一人称叙述人。可书中第8回却又有“那顽石也曾记下所镌的篆文”的话，又以“它”来称呼石头了。如何解释这前后“彼”“此”不分的现象呢?应该说，这是作者曹雪芹的迷魂阵。曹雪芹是为了麻痹当权者，故设障眼法。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不该还陷于这个迷雾中。而迷雾是曹雪芹所施，更证明本书的叙述人是雪芹而不是其他。

蔡义江同志发现了这个矛盾，采用了一种近乎调和的说法：“通灵”“伴着小说主角贾宝玉，充当一名随行记者”[4]。言外之意，《红楼梦》的叙述人是贾宝玉，也就是“通灵”。这也是不能成立的。书中写的许多场面，宝玉并不在场，“记

者”也不在场。就连蔡义江同志也承认：“甄士隐是贾宝玉不曾见过面的”[5]。甄士隐的言行由谁来叙述呢?还是雪芹。

(三)

《红楼梦》虽然主要采用外视点的写作方法，但在不同的章回里又有变化，常常利用小说中人物的眼睛来作临时的视点，给读者以更直接的感受。

第3回黛玉进京，是全书第一次正式描写故事发生的主要环境——贾府。作者以黛玉的眼睛为视点，写出宁、荣二府的庄严，内帏姊妹的丰采，凤姐的雍容华贵。特别是从黛玉眼中看到的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黛玉“便吃一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写到这儿，作者巧妙地转换视点，再从宝玉眼中看黛玉。虽然黛玉进府已有多时，读者却在此刻，才借助宝玉为视点看到一个“与众各别”的千金形象：

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

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二玉初见这一段文字，精采异常，每一个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不能忘怀的。其精妙之处，就在于：你眼中之我，即我眼中之你；你心中之我，即我心中之你，这就得力于视点的运用了。这微妙的情感，不从双方眼中、心中写出，怎能表达出对方的绰约风姿给自己心灵的震撼?又怎能如此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呢?如果这里继续由作者站在第三者的位置来描绘二玉的肖象，来叙述二玉的心理活动，就不可能收到这样好的艺术效果。视点的变换，大大缩短了读者与小说人物的生活距离。

再如第6回写刘姥姥进大观园，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村妪眼中来看贾府，方显出贾家富贵气象。这种“借客形主”的笔法，所借的，正是“客”的一双眼睛。  “蓬莱阆苑，天上人见之不奇，凡人见之则奇；高堂华庑，富贵人见之不奇，贫人见之则奇”[6]。读《红楼梦》的人可以说是全没有见过真正的贾府，更没有资格去观察凤姐起居的，但现在却可以与刘姥姥一齐身临其境。这就使作品具有了更为真实的艺术魅力。凤姐的骄矜神态、淫冶狎昵之状，刘姥姥眼中有了数，读者心中更有了数，比作者一大篇叙述还要得力得多!

本文的结论是：《红楼梦》以外视点的写法为主，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巧妙地运用人物的内视点作为补充。这既使读者能与作者一起立于生活的制高点，把握全局，又使读者时时能与人物一起进入书中的具体环境，体验人物的内心隐秘。曹雪芹有一盏探照灯，将浩繁的生活场景照得通明；曹雪芹又有一大批手电筒，引导我们从不同角度去窥探那阴影处的生灵。

注释

[1]本文所引，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高文君：《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

[3]马力：《从叙述手法看。石头”在<红楼梦>中的作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三辑

[4][5]蔡义江：《“石头”的职能与甄、贾宝玉》、《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

[6]《读红楼梦随笔》，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