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吴承恩的《西游记》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神魔小说。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无疑是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

然而，由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学术界的评价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有关专家统计，关于孙悟空的形象大致有七种代表性的观点：(1)“安天医国”、“诛奸尚贤”的代表人物；(2)“人民斗争”的代表人物；(3)“西天取经”的完成者；(4)坚持反抗、追求光明与正义的代表人物；(5)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6)向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投降的投降派；(7)前（大闹天宫）后（西天取经）矛盾的艺术形象。①七种观点，似乎都没有着重揭示孙悟空形象深刻的悲剧性。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生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但人们往往为了圣洁的爱情而牺牲生命，而为了追求自由则不惜舍弃生命和爱情。

综观孙悟空的生命旅程：从大闹三界（主要是大闹天宫）到护法取经，从挥舞金箍棒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神佛奋斗到双掌合十口宣佛号，从齐天大圣到“南无斗战胜佛”，他走了一条自由被不断剥夺的道路，不仅是行动的自由而且是思想的自由。中外文学名著中的悲剧人物，一般是以生命来向一种旧的制度、旧的思想体系抗争的。如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生命牺牲了，悲剧则随之完成。孙悟空则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自由被彻底剥夺，悲剧却仍在继续，因而孙悟空是一个层次更深刻的悲剧形象。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能同孙悟空这一悲剧形象媲美并稍胜于他的，大抵只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了。

一

孙悟空性格诸因素中最鲜明最具有特征的因素乃在于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作家独出心载地构思了孕育孙悟空（石猴）的母体──花果山是没有任何束缚和污染的、绝对自由的大自然，构思了孕育孙悟空的“子宫”──仙石是未和任何动物或人发生血缘关系的自然物，那么由此产生的孙悟空必然是不会服从任何宗法制度和礼教桎梏而追求无拘无束生活的。以石猴为首的猴族群体，在“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生活，果然“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超越了兽禽人等“社会关系”，是一个自由程度很高的“乌托帮”群体。孙悟空最初的造反，是因为生命寿夭问题上的不自由、不平等。有头有脸有名望有地位的神仙佛都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地齐寿，孙悟空虽有满身本事，仅仅因为没资历没名望就归阴司阎王管着，只允许活324岁，到了这个“定数”，阎王就差“勾死人”来勾魂。孙悟空不听这个邪，打死勾魂鬼，直闯森罗殿，痛斥十殿阎王，强行勾销了自己乃至整个猴族在阴司生死薄上的名字，在生命这个问题上，依靠自己的威力，讨回了公道。

孙悟空的进一步造反，是因为他深感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玉帝害怕孙悟空犯上作乱，将他骗上天宫，给了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弼马温”。论孙悟空的聪明才智和本事，在玉帝的灵霄宝殿上应位列极品。玉帝居然搞了一个“弼马温”封号的欺骗性的“安排”，完全是对人才的一种摧残，是极大的污辱。因此，孙悟空一旦明白真相时，“便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激愤地斥责“玉帝轻贤”，反出天廷，自己树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帜。文的欺骗不成，玉帝搞起了武装镇压。孙悟空力挫李天王率领的围剿部队，理直气壮地呐喊“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的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刹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它龙床定坐不成！”显示了实力，喊出了强音，充分评估了自我价值，抗议了摧残人才的玉帝的老朽昏庸。玉帝的武装镇压受挫，再次玩弄了文的欺骗。第二次骗术高明了许多，晋封了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空名头，舆论造得山响，但在最实际的分配上，却根本没有一点实惠，连天宫一次蟠桃会居然也瞒着“齐天大圣”，不让他参加。深感污辱的孙悟空私扰了蟠桃会，将那些原先对于他来说属于“禁品”的仙果、仙酒和金丹都偷吃了，于是犯下了天廷绝不能容忍的“十恶”之罪，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闹天宫的活剧，由此向高潮进展。玉帝最终拉破脸皮、放下招安的骗术，撒下武装“围剿”的“天罗地网”直至请出西天佛祖如来来制服孙悟空。

交替地使用硬刀子和软刀子来降服那些敢于犯上作乱的叛逆者，乃是中外统治者的绝伎。尤其玩得好的是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软功硬功兼施，王道霸道杂糅，两种货色齐备，因时因事制宜，以消弭反抗，麻醉斗志，解除武装，化敌为奴为目的。《西游记》以玉帝为代表的神仙佛集团是玩弄牧师和刽子手两种伎俩的高手。

倘若把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作为一个全过程来看，它的矛盾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动态流程，这个流程贯穿着孙悟空对于自由、平等追求的不断升级，不断向高一级层次攀登的正常要求。生命问题的自由平等属于最基础的层次，这一层次的问题解决了，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自身的社会地位，自我的价值取向。如果玉帝的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是比较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能合情合理地使用孙悟空，而不是极端的蔑视和欺骗，那么孙悟空就很可能安于其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退一步说，玉帝起初因为不了解孙悟空的本事，错封了“弼马温”，但后来不是虚与委蛇，而是真正赋予孙悟空以“齐天大圣”的责、权、利，那么也不会激化孙悟空同天廷已有的矛盾，而变得势不两立。正是愈欺骗愈压制，反抗的力量就愈强大，意志就愈坚决。孙悟空同玉帝这场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其矛盾双方行进的轨迹，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激化为同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冲突，孙悟空毫无退路地把自己放到了同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相对立的地位，而这种制度的核心是任何一位最高统治者都不容许触动其毫毛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一切封建统治的规章制度秩序都是为维护等级制的永远牢固而设置的。难怪佛祖如来在制服孙悟空前要破口大骂：“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等级的高低，首在于论资排辈。资深无匹的玉帝龙床，岂能让你那“初世为人的畜生”孙悟空来坐？等级制的规矩是万万破不得的。以一个孤立无援的志士，去同一种历时弥久顽固不堪的等极制相抗衡，即使他有很大的本事，也难奏回天之效，孙悟空悲剧的根本原因大抵在此罢。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毕其一生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作过深刻的思考。五四时期，他曾用“吃人”二字形象地概括过封建制度从“灵”与“肉”两个方面来摧残和虐杀人民的本质。鲁迅把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尖锐地嘲讽为“中国的固有文明”，这种制度“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那么，这种“人肉的筵宴”为什么能够“一直排下去”呢？鲁迅认为这是因为有所谓“固有的精神文明”即万古不变的等级制在支撑着专制制度这座腐朽的“大厦”。可悲的是，这种极不平等极不自由极不人道的等级制，却又被历代被压迫人民认为是天经地义。②

现在孙悟空不仅敢“非议”，而且敢造反。不仅敢造反，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倘若让孙悟空坐上龙床，那么“固有的精神文明”就会毁于一旦，“固有的文明”大厦也将摇摇欲坠。对于玉帝和如来这些高踞于专制等级制塔尖上的“独夫”，还有比这更大的威胁吗？于是，一切由等极制而带来既得利益的各派力量，结成“神圣同盟”来围剿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就是必然的了。

诚然，大闹天宫以孙悟空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七回书却是全书最光辉的部分。就孙悟空的形象特征而言，这是集中表现他对自由平等追求的最充分最完美的部分。只有在大闹天宫的七回书中，孙悟空才是真正的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英雄，他的大闹天宫的行动令人神往，使人对森严等级制存在的“永恒性”和“坚牢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有的专家联系到吴承恩所处的明代中后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已经出土，新兴市民阶层也随之产生，他们必然会对自由平等萌生自发的要求，期望着等级制既成格局的打破或者至少是调整，从而使自己在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全局中占有合法的一席，吴承恩正是艺术地反映了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③这确乎是一种真知灼见。就明代中后期新兴市民的时代要求来看，这是一种对于顽固僵化的封建等级制的冲击，正因为封建官僚等级制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兴市民阶层要求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显然体现了解放生产力的进步因素。一个是“方生”，一个是“未死”。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等级制暂时还居于绝对优势，刚刚冒出萌芽的新兴市民阶层还太柔弱。“未死”与“方生”甫一交锋，“方生”就败下阵来。在新旧之交的初级阶段，不大可能有别的结局。恩格斯认为：悲剧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④孙悟空的悲剧，不正是这样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吗？

二

《西游记》的艺术情节逻辑地显示了孙悟空在同维护玉帝为首的“神圣同盟”的决战中，因为总体实力的过分悬殊而归于失败。而他皈依佛门、保唐僧取经乃是被镇压在“五行山”下，求生不得、欲死无门时的唯一选择。

“文革”前，在学术领域日甚一日的“左”的思潮影响下，《西游记》的研究和评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左右，焦点集中在孙悟空身上。论者习惯成自然地给天宫神佛和地下妖魔一一划定阶级成分，尔后硬套农民起义模式，谴责妥协了的孙悟空的不坚定不彻底。“文革”期间，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响下，上述偏向有了恶性的发展。激动得失去了理智的人们，把《西游记》比之于《水浒》，把孙悟空比之于宋江，于是孙悟空＝宋江，成了不折不扣的投降派，《西游记》成了宣扬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毒草”。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文革”中的“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以及骂孙悟空之类的“左”潮是多么荒谬而又可笑，它们绝对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四人帮”旨在“古为今用”，旨在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阴谋，而且“四人帮”在推行他们的政治阴谋时，又往往先列出几段或被篡改或被歪曲的毛泽东语录作为“尚方宝剑”来统一“舆论”。其实，毛泽东无论在写文章或做诗填词时，涉及孙悟空的评价时，从来就没有认为他是什么“投降派”，更没有认为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宣扬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相反，毛泽东着眼于孙悟空的神通广大降妖伏魔，赞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谓榆扬备至！当然，领袖的这种赞扬仍然不属于科学的学术评论，而是一位大政治家针对一段特定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有感而发。明乎此，我们就无须把某位权威人物的某些片言只语，当作评价艺术形象不可商榷的金科玉律了。更何况那些裁定孙悟空的形象“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人，根本离开了神魔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得出了极端武断的“政治结论”。即就宋江与孙悟空而言，又岂能简单化地施以等同式的类比呢？宋江，是作家参照史实，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塑造的典型人物；孙悟空，是作家根据佛教故事、神话传说、话本、戏曲，采用浪漫主义方法创造出来的神话英雄。二者之间划上等号，显然荒谬得可以！

我们批评了脱离孙悟空艺术形象实际的“左”论，但我们却不能无视甚至否认孙悟空向神仙佛“神圣同盟”妥协了的确凿事实。从大闹天宫意欲推翻玉帝皇权，转化为服从皇权保唐僧到西天取经，孙悟空堕入了不能自拔的悲剧怪圈、只许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只许你吃大苦耐大劳保唐僧西去，不许你再自由自在驾“筋斗云”独来独往。如有违犯，“紧箍咒儿”立即念动，予以惩罚。如来的“五行山”，化成了一只“嵌金花帽”戴在孙悟空头上。如要不受惩罚，只有强制自己从内心到行为，都自觉接受皇权佛法的规范。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说得好听些是“修行”，实际上是在磨灭以往的锋芒。一旦锋芒锉平，棱角磨圆，自会安于现状，苟且偷安，走向自己原先无畏地追求平等自由的反面，这是个异化的过程，大抵是不容置疑的。

有些论者着眼于孙悟空在西天取经路上的降妖伏魔，至今令人神往，便论定西天取经事业是大闹天宫的继续和发展。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至多说对了一半。就孙悟空的形象塑造来说，确实由“大闹三界”（主要是“大闹天宫”）开始，中经“取经缘起”，转入“西天取经”，直至取经成功得到“正果”而最终完成。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天取经”时的孙悟空是“大闹天宫”时孙悟空的继续，当然未尝不可。但继续并不一定是前进，也有可能是倒退。西天取经路上的降妖伏魔、排除万难，确实仍可看到当年大闹天宫所向披靡的神武英勇，他所殄灭妖魔鬼怪的斗争也包含有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势不两立的成分，但这充其量只是局部性的纷争了。由直接反对天廷的等级制，到承认服从神仙佛的等级制；从喝令玉帝让位，到至多鞭挞批判统治者的颟顸昏庸；从以玉帝为敌手，到只从事铲除统治者身边的坏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虐民妖魔；由彻底变革到被迫点滴改良。试问，西天取经时的孙悟空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专家张锦池先生将《西游记》与李贽的《焚书》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焚书·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种‘童心’说作为一种人性观念，李贽用以反对程朱理学的天命之性说，称颂人的一种未受官方御用思想浸蚀过的天真纯朴的先天存在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所谓要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天性。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李贽用以反对一切虚伪、矫饰，反对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孔孟在内。作为一种文艺观念，李贽用以作为创作基础和方法，也就为本来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试看《西游记》中孙悟空身上那种恍若与生俱来的要求自由平等的天性，特别是在花果山时期那种作为‘大自然的儿子’的形象，不正体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吗？”⑤这种藉“童心说”来分析孙悟空，借同时代先进思想家的学说来分析优秀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其方法和结论，都是很精辟的。

关键在于，“大自然的儿子”终于转变为“御弟”唐僧忠心耿耿的大弟子，原先那颗纯真的“童心”终究被等级制所污染和摧残。我们上面已经论证过，孙悟空的悲剧诚然是不可避免的，是不能苛求于他的。但我们毕竟也不能认为，孙悟空那颗天赋“童心”，在西天取经路上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事实上，孙悟空越往西天目的地行进，“童心”就越受制约，越益淡薄，直至完全泯灭。

这里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即西天取经的“经”，到底是什么货色？倘若如来令唐僧师徒四众万里迢迢千辛万苦从西天取来送往东土大唐的佛经，果真能拯救万民出于水火，那么西天取经的评价又当别论，因为着眼于社会效益，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孙悟空一己自由平等之丧失也还是值得的。但《西游记》并没有提供这样确凿的情节。另外，吴承恩也无意在《西游记》中阐发佛经的哲学文化价值。怎样认识唐太宗这类君王，怎样评价如来为代表的佛界最高领袖，作家倒是给了读者一些提示的。

第十回有一段绝妙的情节。唐太宗夜梦泾河老龙求救，他答应设法绊住魏征，不让魏征脱身去监斩老龙。不料魏征在与唐太宗下棋时，倒头睡去，梦斩老龙。老龙阴魂告到阎王殿，阎罗王差鬼使“请”唐太宗到阴司三曹对案。唐太宗到了阴司，原先被他阴谋害死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都来揪打索命，那些枉死在李世民手中的“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都向李世民高呼“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作者在这里巧妙地谴责了李世民这类封建帝王是在阴谋凶险大屠杀的血泊中浮上皇位的，戳穿了这类英明君主的伪善面目。后来，幸亏魏征的故交、前礼部侍郎崔珏，现任郢都掌案判官，得到魏征传书求情，为唐太宗解围脱难，又增添了二十年阳寿。这真是一段生花妙笔写成的天下奇文！唐太宗的阴险毒辣而又卑微低下，崔判官的因私废公徇私舞弊，十殿阎王的利害交通昏聩失察，构成了一个漆黑一团的魍魉世界，哪里有公道，哪里有正义？！委命“御弟”唐僧去取经来“普渡众生”的唐太宗，本身居然是个暴君、伪善者、“走后门”专家、“以权谋私”的头号人物，那么他委派唐僧去取经以拯救万民，岂非十足的骗局？这是一个浸透了作家独特的审美观的批判性的艺术形象，是作者对封建帝王本质的概括，当然无须用历史上唐太宗这个人物来与之对照检验的。

第98回描写唐僧师徒四众在灵山雷音寺取经时的波折，就更是一段妙不可言的讽刺绝品。唐僧等人因无钱无物向如来贿赂，如来的忠实奴仆阿傩、迦叶就千方百计地刁难他们，先传给了他们假冒伪劣的“无字真经”，差点断送了师徒四众万水千山来求经的诚意。后来孙悟空将“官司”打到如来佛面前，如来居然无耻地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后来，到底让阿傩、迦叶将唐僧手中化缘的紫金钵盂强索了去作为“人事”，才将“有字真经”给出。请看，如来在这里到底是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佛祖呢，还是唯利是图蝇利必得的奸商？在这里，佛教经典的虚伪实质暴露无遗，佛祖的庄严宝相由自己剥落殆尽。猪八戒对此评论道：“只说凡人会作弊，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连猪八戒都有了切身的体会，只不过他的体会还十分肤浅罢了。

要言之，唐太宗是这样一位皇帝，如来是这样一位佛祖，他们的一切同真诚、善良、美好是那样格格不入。但被迫放弃了“童心”的孙悟空却必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执行他们旨意，到头来锐气丧失、斗志泯灭，却被如来封为“南无斗战胜佛”、总算挤入了佛界最高领导集团，在总共63把交椅中，坐上了第48把交椅，居然位置排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在佛的行列中“叼陪末座”，却又比一切菩萨要靠前。定位于此，这对于原先最深恶痛疾等级制的孙悟空来说，到底是安慰抑或是讽刺呢？

从反对等级制的无畏斗士到享受等级制实惠的“南无斗战胜佛”。孙悟空头上当然再也没有“紧箍咒儿”了，但其时他早已收起了“金箍棒”，高坐在莲台之上，跟着如来诵经念佛，再也不会为自由平等去拼搏去格斗了，因为他走完了自己异化的全过程，“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⑥

哀莫大于心死。孙悟空，你那颗曾经激烈跳荡的“童心”，还再能复■吗？

三

中外文学史上，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经典或传说中汲取题材，以神魔的形式来描写敢于向旧传统旧制度挑战，争取自由平等的艺术形象并不鲜见。

大概比吴承恩晚一个世纪的约翰·弥尔顿就是这方面的大手笔。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弥尔顿，在双目失明的恶劣境遇中，完成了三部都取材于《圣经》的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三部史诗杰作最值得称颂最振奋人心的当首推取材于《圣经·创世纪》的长约一万行的史诗巨篇《失乐园》。

《圣经》一个很重要的题材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如何失去上帝的恩宠而“堕落”的。失乐园这个故事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但弥尔顿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照，作了独创性的改造，使整部史诗闪烁着强烈的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文主义光彩。

贯串史诗的尖锐矛盾，是上帝和魔鬼撒旦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亚当和夏娃身上。在上帝的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完全蒙昧地生活着，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七情六欲，当然更没有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爱的追求。是魔鬼撒旦“引诱”（实质上是启发）他们偷吃了“禁果”，使他们开始了觉醒，分清了智愚善恶，萌发了彼此热烈相爱的恋情，迈开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步伐。上帝对此勃然大怒，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贬往人间赎罪；对“蛊惑”亚当夏娃挣脱上帝桎梏的魔鬼，则是大举讨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上帝与撒旦的斗争，实质上是规范亚当夏娃“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斗争。上帝的逻辑是，亚当与夏娃应当愚昧无知，在伊甸园中什么都不过问，一切服从上帝的旨意。撒旦则要亚当和夏娃，争取自身应有的价值，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怀疑旧的传统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并进而向它挑战，这当然是旧传统旧制度的代表者所绝不容许的，冲突必然不可避免。上帝同撒旦的矛盾冲突与以玉帝为代表的神仙佛同孙悟空的矛盾冲突，其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就悲剧形象的创造来看，撒旦和孙悟空也十分相象。《失乐园》中的魔鬼撒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史诗中的撒旦，体格魁伟、意志刚强，同上帝展开了惊心动魄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尽管失败了也不气馁，被打入地狱，仍然激励伙伴们发扬叛逆精神，树起必胜信心。他不能忍受屈辱的奴才地位，自立为王，继续与上帝抗争，骄傲地宣称：“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恩格斯就此称赞弥尔顿创造撒旦的功绩，认为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辈”⑦，在反对旧传统旧制度，追求自由平等这一意义上来说，魔鬼撒旦和孙悟空的追求目标价值取向十分吻合，他们失败的悲剧也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几乎共同的原因，而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也都各各体现在自己的艺术形象上。所不同的是，作为清教徒革命家的弥尔顿，其思想政治视野毕竟要比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者吴承恩要来得开阔和高远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7世纪的欧洲，又大大不同于中国的明代中、后期，因此魔鬼撒旦失败了仍在坚持斗争，孙悟空却被“定位”在佛界最高层的第48把交椅上，东西方两位艺术大师都没有超越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因而也不可能塑造出脱离他的时代的艺术形象来。

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失乐园》中的魔鬼撒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无论怎么说都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孙悟空形象的方方面面足以组成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本文并非全面论析之作。更何况先贤和时彦们的成果，已经足以令人望而却步。

但大抵因为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民间，那神通广大的金猴形象太深入人心，在世代流播的过程中，始终不减他那神奇的光彩，因此人们很难接受孙悟空是悲剧形象的观点，这种心理，天长地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定势，以致说孙悟空是悲剧形象似乎就是对他的亵读。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故此，在研究孙悟空形象的累累硕果中，执著于他是个悲剧形象的宏文精论似乎不多，就这个形象悲剧内涵进行文化深层意义的挖掘者，更寥若晨星。

拙文就奢望在专家学者们的煌煌成果的夹缝中，艰难地走出一条羊肠小道来，就形象本身的轨迹来探讨他的内涵，返璞归真是矣！无论孙悟空也好，其后的煌煌巨著《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也好，由“猿”到“人”，但他们的悲剧却在于“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⑧。以唯物史观来看，孙悟空和他的晚辈宝黛，都还没有资格代表一种足以冲决旧的生产关系的新兴生产力，因此他们活泼泼的生命到头来只能填到历史的沟壑中去。他们也曾奋力跳跃，但终于没有超越过去。

拙文行将结束时，想说明两点：

一是强调孙悟空是个悲剧形象并非否定他。且不谈大闹三界的英雄业迹，即就西天取经的“童心”异化过程中，即使在孙悟空深陷在不得不服从神仙佛联盟意旨的悲剧中，他所体现出来的“敢问路在何方”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不能否定的。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⑨深陷悲剧的孙悟空，仍不失为悲剧的英雄！他的身上仍闪烁着中国脊梁的光彩！

二是指明吴承恩世界观与创作观的局限，又绝不能苛求他。相反我们应当深深缅怀和感谢他的不朽业绩。至少用神魔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反映现实，将历史悲剧如此深刻地表现出来且具有久远的艺术魅力，吴承恩之后尚未有出其右者。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即如今天，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创作思想和批评武器的作家批评家们，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人们，何尝不能指出我们今天的局限？更何况，类似孙悟空这种永存魅力的艺术形象，今天又有几多面世，而又扎根在读者的肥沃心田了呢？

注释：

①见刘耿大《近几年的〈西游记〉研究综述（载《西游记研究》，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②⑥⑧见鲁迅《坟·灯下漫笔》。

③见朱彤《论孙悟空》。

④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347页。

⑤张锦池《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论稿》第217页─218页。

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第421页

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