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游记》“四众一骑”取经队伍的构成并非来自某几位天才作家信笔所至的向壁虚构，而是凝结着九百多年来人们的集体智慧以及吴承恩本人处心积虑的文化思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密码。首先，这支队伍建立在相生相克的“五行”观念基础之上，是一种带有神秘文化色彩的哲理构成。其次，“四众”的形象塑造兼顾了古代社会“四民”阶层的精神风貌，显示了他们的角色功能。另外，这支队伍的组建还吸取了元代以来中国古代戏剧与评书相对稳定的“四大角色”巧妙搭配的经验，体现了艺术角色设置的特点。

【关键词】 《西游记》/取经队伍/文化密码/哲理构成/五行/四民/曲艺体制

众所周知，《西游记》取经故事的主角由史料中的玄奘一人，变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六人一猴”，最终落实为“四众一骑”。这番变化并非来自某几位天才艺术家信笔所至的向壁虚构，而是凝结着自唐代取经史实发生到明代《西游记》成书这九百多年来的人们、尤其是一批博学鸿儒的集体智慧，以及作者吴承恩本人处心积虑的文化思考。关于这支队伍构成的文化密码，尽管前人进行了种种破译，但尚不够系统完善。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以及曲艺角色学的视角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五行”观念与取经队伍的优化组合

针对取经队伍“四众一骑”的构成，杨义先生曾经指出：“作为个性神话文化，这个取经群体结构最有活力的地方，却在于四众的特征各异，优势互补，隐伏着矛盾，却又能在相互制约中合作到底。观音菩萨奉命从西天到长安，于千山万水之中挑选了这四众一骑，大概由于他们是取经群体的最佳组合。”[1]关于这种最佳组合的奥妙，除了杨先生用对立统一的思维所提出的“主弱从强”、“对比”、“调节”三条原则外，还有其他更多文化因素。首先，人们往往首先会联想到相生相克的“五行”说。

“五行”作为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神秘观念则最先起源于“数”的崇拜，人体面部的“五官”、手脚上的“五指”以及腹腔内的“五脏”都对人们崇拜“五”这一数字产生过推动作用。对此，当代学者傅道彬先生指出：“既然数源于五，手有五指，五是计数的一个基本单位，那么在古人的观念里‘五’便多少被赋予一些神秘的意义。这也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习惯，即当他们表现已认知的事物时，喜欢把自然与社会的复杂现象纳入‘五’的范畴。”[2]在《西游记》中，这种原始思维方式得到了充分的置换变形，其中第七回“五行山下定心猿”写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终于没有跳出如来佛那只五指大手，终于“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指山，轻轻的把他压住”。由于人类认识数字“五”最直接的感应是手的五指，因此，这场“定心猿”简直就是对当年人们运用原始思维掐指算数情景的一种返朴归真式的描述，它在整部《西游记》中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既结束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历史，又揭开了取经故事的序幕。事过五百年之后，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才把悟空从“五行山”救出，然后逐渐组建起带有另一番象征意蕴的“五行”队伍。关于取经队伍的哲理构成，黄周星笺评的《西游证道书》第一回的回前评就说得很明确：

按此书中，师徒四众，并马而五，已明明列为五项矣。若以五项配五行，则心猿主心，行者自应属火无疑；而传中屡以木母、金公分指能、净，则八戒应属木，沙僧应属金矣。独三藏、龙马未有专属，而五行中便少水、土二位，宁免缺陷？愚谓土为万物之母，三藏既称师父，居四众之中，理应属土；龙马生于海，起于涧，理应属水[3](P2)。

这种说法在第十九回写到的收伏猪八戒后的“有诗为证”便得到某种印证：“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金从木顾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通常被认为属“火”的孙悟空，在此又明显被定性为“金”。这说明，以“五行”分指师徒四人及白马，在《西游记》行文中也会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是一贯到底的。无论如何，作者在构建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充分顾及到“五行”观念的。这种命意上的哲理意蕴自然会给后人提供耐人寻味的解读，也造成后人对师徒“四众一骑”互动关系众说纷纭的蠡测。

唐僧在“五行”中应属“土”，黄周星谓其处在“中心”地位，而陆续收的三徒一骑“南火北水，东木西金”只能发挥“总以卫此土”的作用[3](P265)。只要唐僧这位皇权授予的领头人作为一面旗帜在，取经队伍就不容易瓦解，取经事业就要顽强地坚持下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属“火”的孙悟空和属“木”的猪八戒之间最能体现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老孙动辄采取各种手段使“呆子”出尽洋相，呆子则把“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当做“耍子”，使得取经队伍内部充满了好戏连台般的热闹。另一方面，孙悟空通过戏弄呆子将其身上的“火”气轻轻松松释放出来，猪八戒则通过应付师兄的捉弄降低自身的“木”性。作者就是在这打打闹闹的角色设计中给读者带来无穷诙谐幽默、轻松愉快的风趣。如果没有这一“火”一“木”的打打闹闹，《西游记》将变得索然无味。沙僧理应属于“五行”之“金”，有时又有“土”的特性，作者便有意以“金”“土”喻之，将其性情写成像“金”一样晶莹，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特点；又像“土”一样厚重，显示出厚德载物的本性。在取经路上，他一方面帮助师兄除妖伏魔，另一方面又以一片丹心维系着取经群体的内部团结。面对师父的刚愎自用，沙僧就来了个顺其自然，言听计从；他尊重孙悟空，经常苦谏唐僧不要咒念紧箍折腾师兄，又经常对师兄的“暴躁”施之以柔克刚，用“打虎还得亲兄弟”等古话劝其息怒；他理解体谅二哥猪八戒，经常接过行李担来替他挑一程，还经常婉言劝说八戒不要动不动闹“散伙”。对两个师兄闹矛盾，他更是不偏不倚地扮演了“调和”角色。在稳定取经队伍方面，沙僧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另外，不要小看小白龙这“水”的作用，他不仅任劳任怨地充当唐僧的坐骑，加快了取经队伍的行程，而且还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宝象国的“垂缰救助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无“水”不足以成“五行”，无小白龙，取经队伍也不健全。

总之，“五行”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哲学，建立在“五行”思维基础之上的“四众一骑”就是一种得天独厚的哲理构成，这种构成奥妙无穷，颇耐寻味。

二、“四民”意识与取经队伍的合理布局

在神秘数字崇拜中，“五”的群体组合往往有一“弱势”个体，如东西南北中“五方”的“中”、春夏长夏秋冬“五时”的“长夏”都有“凑数”之感，而“五官”在耳目口鼻之外的另一“官”也不好落实。由此我们便很容易想到，取经队伍的“四众一骑”那“一骑”也不免有一种附和“五行”的凑数感。现在，我们撇开这无关大体的“一骑”来破译“四众”组合寓含的文化密码。

“四众”自然根源于人们对“四”这一数字的崇拜。关于“四”的排列组合，我们可以顺手拈来许许多多，尤其是佛教在对事物进行排列组合时，更是格外看重“四”这一神秘数字。对此，叶舒宪等先生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指出：“在佛教教义、文献中，存在大量的‘四’结构，其象征功能渗透于整个佛教中。”[4]如“四无量心”、“四恩”、“四苦”、“四漏”、“四业”、“四依”、“四智”、“四缘”、“四谛”、“四禅天”、“四摄法”、“四辩”、“四信”、“四方便”、“四分”、“四众”、“四劫”、“四道”、“四大天王”、“四大金刚”等名目，不胜枚举。佛教这种广泛采取“四”这一数字对各种现象进行排列组合的思维方式，必然左右着以佛教为题材的《西游记》取经队伍的“编制”设置。

在神秘数字“四”的崇拜历史上，“四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西游记》的角色构成照顾到了以“四民”为主体的社会各个阶层，正如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论》中所指出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5]这里从读者的角度说明了社会各阶层均能从《西游记》中感受到自身角色扮演的存在。唐僧师徒“四众”身份复杂，他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方面要扮演持规受戒的和尚角色，另一方面又在角色行为上流露出强烈的士农工商“四民”意识。

众所周知，唐僧作为很有资历的和尚，其行为举止和言语规范虽然是佛教徒式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热衷于“士”角色的扮演，张锦池先生曾经指出：“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6]在取经路上，他不时地流露出文士的雅兴。据统计，整部《西游记》共九次写到他吟诗，其中第六十四回写他在荆棘岭木仙庵与树妖木精和诗，显出了诗人气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角色还发挥着“以文制武”的文化功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最先投下了以文制武的悲剧阴影。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来限制武将的权利，形成了以文臣节制武将的统治氛围。直到明代，依然表现出“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7]。这就是武艺高强的孙悟空等三个高徒之所以依附于近乎窝囊的唐僧的文化背景。正是唐僧这种文弱士子角色扮演导致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才使得整部《西游记》经常处在险象迭生的摇曳叙事中。

猪八戒，这个被通天河和平顶山上的妖精称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确打上了世俗社会“农”这一阶层人物精神气质的烙印。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虽然最先是以一个妖精的身份出场的，然而这妖精却与众不同，他是高老庄高老的上门女婿，高老对他的评价是：“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而猪八戒也对孙悟空变的假高翠莲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这样，作者就把猪八戒写得颇像个农夫了。连他用的九齿钉钯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来平整土地、施肥倒粪的农具。在取经路上，猪八戒经常因“恋家”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孙悟空的嘲笑和戏弄。猪八戒作为“农”角色亮相于江湖舞台，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尴尬样和滑稽相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种不和谐做尽了妙趣横生的文章。

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尽管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扮演着豪侠角色，但是他的言语经常流露出商人的口气，他经常把“生意”、“买卖”等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挂在嘴上，如小说写他初次见到猪八戒就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后来，小说不只一次地写他遇到强盗，心中总是暗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第三十七回写他遇到妖怪，又说：“照顾老孙一场生意。”第八十三回写他在与李天王打官司时，也声称：“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将商人的生意经都搬弄出来了。另外，孙悟空还善于从事物品交换，第三十四回写他机关算尽地用自身毫毛变的假葫芦来换取精细鬼、伶俐虫的两件宝贝。这种交换尽管带有欺诈性质，但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孙悟空还是懂得让贪便宜者吃亏这一经营之道的。况且，从为争名分大闹天宫白手起家，到被压到五行山下功亏一篑，孙大圣的角色扮演既显示了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渴望民主、公平的强烈愿望，又表明他们试图打破固有封建秩序的艰难。孙悟空最终加入取经队伍，走上了取经的道路隐喻着商人阶层若想在封建社会里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文士去建功立业。总之，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多多少少地能够嗅到一种商营者角色扮演的味道。

“工”本来在“四民”中就显得默默无闻，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儿，沙僧不正是这类角色的写照吗？在《西游记杂剧》中，沙僧被贬下界的流沙河，从事着“推沙受罪”的职业，这理应就是“工”者要干的苦差事。《西游记》写他自吹自己的法宝降妖杖是“鲁班制造工夫盖”，这就使之与工匠的祖师爷鲁班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

总之，作者在组建“四众”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兼顾到古代社会“四民”各阶层的情况的。

三、“四角”定制与取经队伍的巧妙搭配

就审美结构而言，对《西游记》取经队伍“四众”构成具有决定影响的是中国古代戏剧以及说书等传统曲艺文学经久探索所形成的四大角色定制。

“西游”故事虽然与其他章回小说一样都曾经经过了戏曲艺术表现阶段，但“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都是以个别片段的形式上演的，而“西游”故事则是整部被编写到戏剧文本中的，它有利于角色设计的通盘考虑。这样，戏剧家的“四大角色”设计经验必然影响到了《西游记》取经队伍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四众”形象具有鲜明的角色特征，他们纷纷以某种力学结构模式显示出特殊的审美张力，令人百读而难以释卷。

中国古代戏剧的角色构成经过大浪淘沙逐渐形成了按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特点而分出的不同类型，这在元杂剧中被固定为“末、旦、净、杂”四大角色，在明清传奇戏以及后来的京剧中又演化为分工更加精细的“生、旦、净、丑”。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四大角色的设置，以不变应万变，在正、邪、内、外几种力量的组合碰撞，在男、女、庄重、滑稽诸种角色扮演中，产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这种角色模式是人们根据丰富的审美经验经过万道工序提炼的。《西游记杂剧》作为现存惟一完整的“西游”杂剧，虽然在角色安排上没有明确给师徒四众挂上“旦、末、净、杂”的大牌，以至于使我们无从确认作者赋予人物的角色性质。但是，作为一部戏剧著作，各个戏剧角色所负载的功能还是很清楚的。《西游记杂剧》等戏剧的这种叙事力学结构必然渗透到小说《西游记》的角色设计之中，由此产生出未必是与“旦、末、净、杂”四大角色一一对应的人物形象系列组合，“四众”取经队伍的配备便应运而生。黄周星在《西游记》第八回附录的“回后评”中指出：

从来戏场中，必有生、旦、净、丑。试以此书相提而论，以人物，则唐僧乃正生也，心猿当作大净，八戒当作丑，沙僧当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凭此心为主，则心猿之大净，未尝不可为正生。唐僧慈善温柔，宛如妇人女子，则正生又未尝不可为老旦。”[3](P99)

经过这番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充分感受到一种“戏”的味道，角色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冲突，特别是正统英雄悟空（相当于扮演正气凛然武士的大净）和喜剧英雄八戒（相当于扮演花脸的丑）之间的互动性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充满“戏”味的基础。于是，“四众”角色设计的张力就通过人们对“生、旦、净、丑”四大角色叙事功能的联想而充分展现出来了。

同时，西游故事曾经以说书艺术的形式流传，作为《西游记》主要蓝本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这种说书艺术的最佳文本。从《西游记》中，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评书艺术“四梁八柱”角色设置经验的遗存。换句话说，说书艺术中的“四梁八柱”经验为师徒四众的“编制”设置再次提供了审美的基本构架。

“四梁八柱”本来是建筑学上的用语，指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为当年气派高雅的“四合院”整体建筑的稳固提供了保障。人们在总结评书艺术经验时，将“四梁八柱”这一术语引入。所谓的“四梁”，即指“书根、书领、书胆、书筋”，是故事的主要角色，“八柱”是陪衬、保梁的次要人物[8]。“书根”通常是一部书赖以把社会背景、历史使命体现出来的人物，应菩萨之约、奉唐王之命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基本上起到了这一作用。有裨世道人心是唐僧作为“书根”出现的主要叙事功能，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教化，他可以满足听众和读者的道德和情感需要。从生理上看，唐僧身上充满了种种诱惑：由于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恶魔们纷纷在取经路上拭目以待，随时挑起事端；由于他有男性的玉体美颜，女妖们也纷纷不顾廉耻地做好了截留的准备，一旦得手，就马上拉唐僧成亲，随时破坏取经大业。作者赋予唐僧这两方面的资质，从而使八十一难有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起因。就身份而言，“师父”的地位使之拥有家长式的最终决定权，他的一言一语似乎都体现了一种合乎常规的理念，都需要认真贯彻执行。别看他一路上满口都是圣经贤传之语，动辄念动咒语教训悟空，但这都是伦理社会长者角色扮演的风范。不过，唐僧良善的动机获得的却是代价惨重的恶果。在现实社会里，人们可能会对唐僧这样的“师父”望而生厌，但在艺术的天地里，假如唐僧明察秋毫，不是一位屡屡惹是生非的“师父”，西游故事也就不会波澜迭起。可见，唐僧作为“书根”的功能是非常强有力的。“书筋”就是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的针线人物，是使全书生色、跳动的角色，猪八戒就是这样一位充满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相对于唐僧这一庄重严肃的角色而言，猪八戒生来就是一副滑稽相。他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却错投猪胎，长成猪头大耳；来到高老庄，又强娶良女为妻；被悟空降伏后还恋恋不舍，取经路上几次要打退堂鼓。离开高老庄的猪八戒，本来已经走上了“人间正道”，却又不时地触发怀旧之情；本来从此可以认真修身养性，却仍然贪吃、贪睡、好色，恶习不改。作者在对人性缺陷的尽情嘲弄中生发出许多有滋有味的话题，从而使读者在开心解颐、尽情欢笑中获得特殊的审美享受。就此而言，猪八戒作为“书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书领”是提领全书的统帅人物，那蹦蹦跳跳地冲锋在前的孙悟空堪当此角色。在《西游记》中，无处不可见孙悟空的身影，作为拥有“书领”性能的他，俨如当今电视剧中的领衔主演，每次从出场到收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妖魔找事，靠他处理；别人惹事，由他摆平——没有本领高强、智多见广的孙大圣，取经事业自然会寸步难行。可以说，西游故事的开合自如就寄托在这位发挥“书领”作用的猴行者身上。“书胆”乃是书中的正面形象，能够起到黏和人物的作用，这一角色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沙僧头上。在《西游记》中，沙僧可以说既无大功也无大过，扮演着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角色。相对而言，虽然他本领略差，但没有他看护师父和行李，两位师兄就无法主动出击；没有他压阵，唐僧就少了几分安全感；没有他多次从中调和，取经队伍内部就可能出现更多的纠纷。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办事稳重而细心，决不会顾此失彼。如第五十七回写他把被打昏的师父安排停当才去寻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写取回的经书散落尘埃，三个徒弟中惟沙僧发现书中“并无半点字迹”。沙和尚性格还有务实识俗的一面，他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当孙行者与红孩儿怪论亲时，他引用俗语“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提醒悟空不要轻举妄动。这说明，在取经队伍中，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冗员，而是能够发挥“书胆”功能的最佳人选。

当然，“四梁八柱”之说绝非只是就单个角色在说书中的功能和效果而言的，实际上，它包容量极大，涵盖着各个角色之间正反、刚柔、主次、庄谐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进而使得《西游记》“师徒四众”的编制构成增添了更多的内在魅力。

【参考文献】

[1]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49.

[2]　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477.

[3]　吴承恩.西游记（李卓吾、黄周星评）[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

[4]　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67-68.

[5]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362.

[6]　张锦池.宗教光环下的尘俗治平求索[J].文学评论，1996,(6).

[7]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三联书店，1997.170-171.

[8]　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