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水浒》中李逵“杀四虎”、“遇李鬼”、“遭罗真人戏耍”等重要情节，均源自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这些题材经过南宋说书艺人的改编，才糅合附会到李逵身上。而在元代杂剧作家笔下，诸如李逵负荆、李逵乔断案等题材的出现。不仅直接为李逵的塑造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在性格方面，也为李逵涂抹出正气凛然与天真朴实等性格集于一身的基本色调。所以说李逵形象的塑造史呈现世代累积与南北融合的特征，其形象是南北文化圈的共同艺术结晶，也凝聚了众多南北方书会才人及编著写定者的心血与审美理想。

【关键词】 李逵；《夷坚志》；话本；说话；杂剧；《水浒传》

一、李逵形象及研究缘起

顾学颉先生曾言道：“黑旋风李逵，在‘水浒传’上，在元曲里，都是被描写得很有生气，很逗人喜爱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憨直、淳朴、鲁莽、富于反抗性和同情心，农民气息很重的英雄。”这个观点极具代表性。作为家喻户晓的水浒英雄，李逵身上还凝聚了古人对于天真、纯朴等人类天性的某种喜好与追求。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被众多民间艺人反复雕琢的艺术精品。

人们喜欢李逵的个性，而个性的塑造离不开故事情节。众所周知，作为一部成书于众人之手的古典长篇巨著，其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并非天才作家一时的向壁虚构。那么，李逵的这些极富个性而又生动精彩的英雄事迹究竟从何而来?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怎样完成的呢?本文拟追踪李逵形象的形成史，试图对此形象的素材来源以及性格形成的美学原则略作诠释；希望本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勾勒出《水浒》的成书过程，并对成书的编创方式有更深入的认识。

余嘉锡先生从史料中钩稽出的“李逵”材料，只能说是同姓名者的纪录。事实上，李逵的英雄事迹源于民间，成型于书会才人之手。宋江的起义始于北宋末年，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告诉我们：南宋后期宋江等三十六天罡的故事似乎已经汇成某种整体形态，见于街谈巷语。而李逵其人在南方水浒系统中的流传样式，尚无法确切地考究清楚，我们如今只能作一些本事资料的考证，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南宋说书文艺已经开始热衷于包装、塑造李逵形象了。以下就从南宋时南方说书文艺与李逵的关系说起。

二、南方文艺对李逵形象的塑造

两宋时代，京都汴梁与临安的说话艺术，可谓场面兴盛、技艺高超。北宋仁宗、南宋高宗都是“说话”技艺的喜好者。上行下效，民间风气可想而知。有关南宋时的水浒说书情况，罗烨的《醉翁谈录》一书中记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与“石头孙立”等话本名目，而大名鼎鼎的李逵却未见到踪影。

如今可以考察到的李逵的原型故事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南宋初年的南方志怪小说集——《夷坚志》中。这几则本事材料，恰好组成李逵故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夷坚志》乃南宋著名文人洪迈(1123～1202)的好奇自娱之作，故事以志怪为主。此书在南宋初年出版后很快就风行南宋各地①，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半通俗读物，也成为了当时说话艺术主要的取材对象。它对于南宋说书艺术影响甚巨，“是当时说话人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罗烨在其《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声称说话人必须做到“《夷坚志》无有不览”。明乎此，李逵故事有三则素材居然都源于此书也就不奇怪了。下面就此三则故事与《水浒传》作一比较，对可能影响《水浒传》成书及创作风貌的因素略作分析。

《夷坚甲志》卷十四有《舒民杀四虎》条，此正是“李逵杀四虎”的原型。最早持此观点的是鲁迅，见其《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孙楷第先生的语气更为肯定，他认为“李逵杀四虎”事，完全依此改写。

《舒民杀四虎》事发生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记舒州当地某人杀虎夺妻之事，洪迈的老乡——番阳某人是故事的见证者。所不同者，《水浒传》在改编中突出了李逵的孝心与勇猛。《舒》中的两只大老虎皆因人洞之时以尾部先入，故为洞中藏身者从背后轻易刺死。而《水浒传》中李逵杀雄虎，则颇费周折，这种改编凸现了李逵的雄健与武勇。但马雍先生称《水浒传》李逵杀虎之所以描写生动，“实当归功于景卢(即洪迈)”，其言甚是①。番阳乃洪迈故乡，与江州相邻；而舒州为今安徽省安庆市，是从江州顺长江而下的首个重要府治。可见此则小说描述的是发生在当时江南的一件奇事。

《夷坚志》支丁卷第四有《朱四客》条，故事讲叙婺地某人朱四客，在看望女儿途中遭遇盗贼，朱氏勇夺其枪并将盗贼踢于崖下，没想到傍晚投宿旅店，恰好正遇到贼窝，朱氏烧了此贼房屋后脱身离去。此为《水浒传》“真假李逵”故事的原型。《水浒》中写李逵上梁山后欲回乡取母，至沂州境，路逢假冒黑旋风者，李逵斗倒此人后欲杀之。李鬼自言家有老母，因赡养之故方来此打劫。李逵怜其孝心，给了银两放走此人。后李逵投宿于某山村人家歇卧，恰遇李鬼跛脚而归，向其妇自述经历，正被李逵听到，于是李逵杀此二人，焚屋而去。二书情节脉胳极其相似。且录《夷坚志》原文，备参：

婺民朱四客，有女为吴居甫侍妾。每岁必往视，常以一仆自随。因往襄阳，过九江境。山岭下逢一盗，躯干甚伟，持长枪，叱朱使住而发其箧。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间自后引足蹴之；坠于岸下。且取其枪以行。暮投旅邸。主媪见枪，扣之。遂话其事。媪愕然如有所失。将就枕，所谓盗者跛曳从外来，发声长叹日：“我今日出去，却输了便宜，反遭一客困辱。”欲细述所以，媪摇手指之日：“莫要说，他正在此宿。”乃具饭饷厥夫，且将甘心焉。朱大惧，割壁而窜，与仆屏伏草间。盗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妇追蹑于前途十数里。朱度其去已远，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几，盗归，仓皇运水救火，不暇复访。朱遂尔得脱。

细加比较，二书之间颇多细节相同之处，如人物对话，如盗贼跛脚而归等。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正好在江西九江(即江州)，朱四客从婺州(如今的浙江金华)到襄阳，途经此处。此事情节离奇，堪称精彩，必会成为说书艺人所采编的绝好对象。笔者疑心，早期说话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许会改写为某位江州的英雄，后来才附会到李逵身上。但因本事原在江州，故也使得李逵与这江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后我们来看《陈靖宝》条，此是《水浒传》中“罗真人戏耍李逵”的本事所在②。试看其原文：

绍兴甲子岁，河南邳徐间多有妖民以左道惑众，而陈靖宝者为之魁杰。虏立赏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劳悴饥困，衣食不能自给，尝叹喟于道曰：“使我捉得陈靖宝，有官有钱，便做一个快活汉。如今存济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担，上系苇度，从后呼曰：“蔡五，汝识彼人否?”答曰：“不识。”白衣曰：“汝不识，如何捉得他，我却识之，又知在一处。恨独力不能胜耳。”蔡大喜，释担以问。白衣取苇席铺于破垣之侧，促坐，共议所以蹑捕之策。斯须起，便旋路东。回顾蔡，厉声一喝。蔡为席载起，腾入云霄，边空而飞，直去八百里堕于益都府庭下。府帅震骇，谓为巨妖。命武士执缚，荷械狱犴，穷讯所由。蔡不知置辞，但言：“正在下邳村下，欲砍柴，不觉身已忽然飞来。实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访，逮邻左，验为平民，始获免。而靖宝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此文写的是一个樵夫蔡五想捕盗贼以获悬赏，却为会妖术的盗贼所戏弄的故事。如今《水浒》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孙胜，李逵斧劈罗真人》记李逵因斧劈罗真人，受到罗真人戏惩：真人以白手帕铺于石上，唤李逵踏上，说是要送归梁山。那手帕化一片白云飞起。罗真人喝声“去!”一阵风把李逵吹入云端，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不觉径到蓟州地界，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当时正值府尹坐衙，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谓是妖人，命狱卒痛打之。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被大枷钉了，押下大牢。情节与《夷坚志》的《陈靖宝》条全同①。二者相袭改编的痕迹，不言自明。

本事的发生地，在江苏的徐州与邳州之间，地属江南，与山东省邻近。而樵夫被芦席所载，飞至八百里外的益都府(今山东省青州市)。可见此事确与山东有些关联。《水浒》的改编则将地理更加北移：李逵与戴宗二人到蓟州(今属天津)寻觅公孙胜，李逵在云中飞行之后掉在蓟州府衙门，可知飞行不远。这似为《水浒》改编的疏漏处。再者，《水浒》中是以手帕化云飞行，文中却称“如芦席大”，却不正是改编自《夷坚志》所“露出的马脚”吗?

上述三则本事，发生地皆在江南，其中两篇或在江州或与之关联。那个时代说话艺术中有“朴刀”、“杆棒”一类的题材很是流行，虽然《醉翁谈录》中存留下的这类话本名目多数已经无从考实。由此，笔者揣测，上述三个作品很可能最初会被南宋说书艺人利用来塑造“朴刀”、“杆棒”一类的某位草莽英雄，而且这位草莽盗贼的籍贯与活动范围应该在江州或其附近。后因南宋期间李逵故事的单薄，于是有艺术人转以此类素材附会到李氏身上。笔者揣测这些素材为南宋民间艺人改编，也许起先塑造出的是一位江州籍英雄，后因李逵故事之单薄，遂又转而附会到李氏身上。当然，在《水浒》故事流行于南宋的街头巷尾时，说书艺人为了彼此争雄，也不排除直接采用《夷坚志》中素材来丰富水浒传奇的可能。

上面已经提到《夷坚志》影响到《水浒》决非偶然。其实，不特李逵其人，即鲁智深的人物原型也似出于《夷坚志》。而侯会的《(夷坚志)中的(水浒传)素材》也向我们昭示着两书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学者们指出《水浒》故事与南宋时其他说话文艺(如“说铁骑儿”)有同生共长的现象，这一点完全可以想象。总之，李逵的形象，正是在南宋时各类说书艺术交流互渗的大背景下，在文言小说家与说书艺人的合力下，逐渐吸纳各类素材与营养，才慢慢在众多传奇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与人格魅力的。

三、北方文艺(元杂剧)对李逵形象的影响

南方文艺虽然为李逵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优秀素材，但不可否认，李逵形象的深入人心，离不开北方文艺为其“粉墨登场”所作的准备，这种准备包括故事编写与性格刻画两个方面。所谓北方文艺，现今可以详考的只有元杂剧。北方的说话艺术对此的贡献，只能推知一二。而此前金国之说书情况及其对水浒故事的贡献，因缺乏文献，就更难究其实际了。

水浒故事的源头在山东，大元一统之后，水浒故事也开始以杂剧形式盛行于北方。据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与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现存的元代水浒剧目存有二十四种之多。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宋江三十六人故事在元代的影响非同小可。在这些水浒戏中，李逵最为活跃。元人高文秀写有八种李逵戏，分别有《黑旋风双献功》《黑旋风斗鸡会》《黑旋风穷风月》《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敷衍刘耍和》，康进之有两种：《梁山泊李逵负荆》《黑旋风老收心》，杨显之则有《黑旋风乔断案》、红字李二还有《板踏儿黑旋风》，共计有十二种李逵戏。此外，不以李逵为主角的还有两个杂剧值得注意，即李致远的《大小夫妻还牢末》与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由此可见他在元代的北方民众中受欢迎程度之高。王玉章在《杂剧传奇中的李逵》中说道：“梁山好汉中最直爽、最豪迈、胸无芥蒂的，要算李逵，所以自来创作者总是喜欢写他。”洵为实情。

陈松柏先生在《水浒传源流考论》中大胆地推论部分李逵戏所展示出的李逵性格的丰富性。他认为《乔教学》可以见出李逵的儒雅风流；《穷风月》见其放荡不羁；《借尸还魂》见其诡计多端等等。当然，这些唯有存目的作品究竟写了什么，已经无法确知了②。有把握的判断是：现存水浒戏中的李逵“感情细腻、幽默风趣、办事精明”，这些性格特征都是《水浒传》中李逵所不具备的。所以也有学者据此推断水浒戏的内容对于《水浒传》的成书并无影响。

的确，杂剧中李逵的细腻与精明，与《水浒》中李逵那种杀戮成性、性格鲁莽有些形同水火。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水浒戏对于《水浒》的成书没有影响呢?论者以为并非如此。性格的差异，可能正是李逵形象没有定型时剧作家们审美趋异的体现；此外，说书艺术与戏曲在文体上差异很大，剧作家笔下人物的个性有时达不到也不必达到完整与统一，戏曲有时会片面地追求喜剧性。凡此大约都是造成李逵在戏中个性丰富多彩的原因。 再者，剧作家创作水浒戏，其素材或另有来源，用以丰富原有的北方水浒故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小说与戏曲有着同源共生的特性。剧作家的改编如果获得舞台成功的话，这些故事势必会反过来影响说书艺人的故事形态。书会才人们通过吸纳姊妹艺术来丰富自己的说话技艺，乃理之常情。很难想象说书行业的竞争性会让北水浒系统走向封闭。

明乎此，我们试来细看北方的元杂剧究竟对于李逵形象有何贡献。

为具体说明这些李逵戏对于《水浒》中李逵形象的影响，我们先择取《李逵负荆》与《双献功》这两部最有名的李逵戏作为分析对象。

“李逵负荆”的故事，在《水浒》中被适当改编，“英雄”式的行径被突出，而杂剧原有的喜剧性因素被削减了。杂剧中的李逵为了保住脑袋，显得笨拙而可爱，他原想自刎或跳崖，但终究没有勇气，甚至只好用耍赖来躲避砍头的危险。这副“可爱”的性格放到戏曲中趣味盎然，但却与《水浒传》中李逵鲁莽的性格实相矛盾。所以小说改写为李逵奋勇高喊要自杀谢罪，因众兄弟劝阻，才立功赎罪。这种改写合乎李逵一贯的性格逻辑。而杂剧《李逵负 荆》的主题以及情节的精彩并没有被改变或削弱，杂剧所宣扬的“为民请命”的奉献精神，以及“只认真理不认兄弟”的原则主义(即金圣叹所谓“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都成为李逵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李逵负荆》一剧成就了李逵的英雄本色，凸现了其过人之处。即便《李》剧原有话本依据，它的上演使得李逵形象在北方更加脍炙人口的功绩，依旧不可抹杀。

《双献功》的故事，并没有进入后来的《水浒》。这对于有“李逵戏专家”称号的高文秀说来颇具反讽意味。此故事或源于当时的北水浒系统，剧作的致命缺点在于特色不足。其实，《水浒》中李逵另有一个“双献头”的故事，但情节与之大异：李逵在潘太公家为之捉鬼，结果将潘太公的女儿与奸夫双双杀死，并将头献到了梁山。这种“大快人心”的英雄行径，凸现了当时北方的民间风气：英雄们好以“杀淫妇”来伸张“正义”。这种通奸行径，在今天看来，起码罪不至死；而在元代，民间似乎对于“杀淫妇”之举多津津不已。客观说来，《水浒》中李逵杀“淫妇”的做法显得节外生枝，精彩不足而血腥有余。可见《水浒传》的成书情况非常复杂，改编写定者有时在选材与加工方面，难以做到事事精当。总之杂剧《双献功》中的李逵除了精明强干之外，别无精彩可言。故事陈旧，而性格又与《水浒》中李逵的鲁莽相异，怪乎此题材为《水浒传》所弃。

总观这些李逵戏，有些学者以为“这些不同的李逵又存着许多相似性与共同点……每个剧本分别突出李逵性格的一个、二个方面，合起来又成了一个整体的李逵形象!”其实，这些李逵戏做不到部部精彩，也未必都合乎一般民众对于李逵形象的审美期待。作品的传世与否已经部分地说明了它们在塑造李逵形象上所曾达到的艺术水准。优秀作品得以流传，而大量的李逵戏作品，因其形象过于夸张，或是拙劣、平庸，以致难以被民众普遍接受而终被历史淘汰。如《李逵诗酒丽春园》《李逵乔断案》等大约即是这种情况，因为诗酒风流与滑稽搞笑的故事实在很难与李逵的形象相谐。《水浒》第七十四回中的“李逵寿张乔坐衙”的断案内容，是否采于杂剧，无从考证。我们在《水浒》的“断案”故事中发现的只是李逵个性中鲁莽因素的延伸，虽有搞笑意味，但格调不高。笔者揣测原杂剧作品中所谓的“乔断案”可能含有为民请命的成分。央视《水浒传》电视剧对于此处的改编使得李逵“人民性”(仗义怜贫)的特征被极力凸显，于此亦可略见民众对于李逵形象的基本理解与审美需要。

总的说来，学者们大抵相信李逵戏应该来源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北方水浒系统。在元代北方，李逵的故事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编本。从宋江在元杂剧中大抵相同的出场诗看来，这个水浒故事系统略同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水浒故事。其实，针对李逵戏，笔者以为它们情节上无连续性可言，人物塑造也决非完整。这些作品在曲词中没有提到元代当时的其他李逵戏；它们更可能的是剧作家们的独出机杼或另有借鉴，所以形象显得颇有差异。在这些枝桠林立而发展各异的李逵戏中，北方艺人展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力，他们为李逵所涂抹出的天真、爽朗、直率甚至是机智的种种性格与原北方水浒系统的说书故事发生碰撞，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李逵的原有个性。

此外，要补充的是：此时的北水浒系统与南方水浒故事，似还处在南北隔阂的境地。现存的李逵戏都没有提到上述取材于《夷坚志》的原型故事，也从来没有提及李逵曾到江州，或曾有劫法场的壮举。由此推测，北杂剧中的李逵还只是一个活跃于山东沂州的北方英雄，与武松一样，他们在北方深受爱戴。他的形象与影响力在元代杂剧家对他的厚爱与反复创造中延续并活跃着。这些剧作家们努力地拉近着这位英雄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抹淡他身上原有的杀戮性，增加他身上的孩童般的纯真，这种努力对《水浒传》的成书影响甚深。

四、李逵形象的形成简史

对李逵的本事原型的考索过程使我们相信，水浒英雄的故事的确经过了大江南北众多民间艺人的共同塑造。细心地把《水浒传》中文字与原来的文言小说及元杂剧等作一比较，我们不得不惊讶于这位编者(或者说是这些众多的艺人们)在小说《水浒》中所达到的艺术水准。虽然对《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聚讼纷纭，但多数学者相信此书在元末明初完成，编著写定者是一个北方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后来流寓到杭州的北方书会才人。

南北文化圈出于地域或传统的差异，为李逵这个人物所能提供的元素也不尽相同。比较而言，《夷坚志》出于文体的限制，原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过于模糊，所以在性格方面，李逵的个性受北方元杂剧影响更为明显。李逵的形象得到了南北两大水浒系列故事的滋润与营养，这才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如此光辉夺目的人物。可以说，如果没有洪迈的《夷坚志》与南宋时以杭州为主的(或是寓居杭州的北方艺人)说书艺人的改编创造，没有北方元杂剧作家的生花妙笔，李逵这黑厮断不能有如此惊人的性格魅力。

本文对于李逵形象的形成简史，结论大致如下：其一，李逵是三十六天罡之一，他的声名与地位决定了他可能原有的系列故事在北方流传。从他的排行看来，他的名气远不如当时的宋江、卢俊义等人显著；从有无话本名目传世看来，他的故事也远没有“武行者”、“花和尚”来得精彩。其二，南宋时，水浒故事开始在杭州及其他南方城市流传。由于原有的故事精彩不足，浸染于南方文艺中的李逵话本，开始汲取南方的营养，它从《夷坚志》中截取三事，以敷演自身的人物风貌。其三，李逵的鲁莽使得他深受北方艺人的喜爱。金元时代的北方说书情况难知详情；但元代极富才情的剧作家们开始了对李逵戏的热心改编，李逵极富夸张的天真个性被凸显并深入人心，部分精彩的李逵戏盛行民间，造就了李逵的声名，这些故事的题材与精神后来被《水浒传》所吸纳。其四，假定《水浒》的编者确为罗贯中，他由河北到杭州，编写中取材于南北两大系统的水浒故事，实属必然。在他之前，或许另有改编者；而南北两方的水浒故事是否已有汇编成册的话本可置于案头，无法确知。但罗贯中等人的编著写定，其用功之深、写定之难、贡献之巨，亦足以让后人景仰。此外，兼有杂剧作家身份的罗贯中是不可能无视元代李逵戏这笔遗产的；放之其他编著写定者，亦然。

其实南方文艺——尤其是《夷坚志》——对《水浒》成书的影响，学者们关注得还不够。同样，说书艺人们的功绩由于没有文本的留存作为铁证，也很有必要在此强调。他们在声容笑貌方面对李逵所进行的精细加工，功不可没。这既包括南方说书艺人，也包括北方说书艺人，甚至是编著写定者。正是他们突出并统一了李逵的性格特征，或剔或补，刮垢磨光，才最终打造出如此神彩熠熠的艺术形象。

李逵形象的形成史也让笔者观察到：为了将这些与南方血脉相连的生动故事吸纳到《水浒传》中，小说改编者不得不扩大水浒英雄的活动范围：他们将宋江发配到了江州。这不仅成全了活跃于南方的李逵故事，也同样可以灵活地吸纳一些在南方地域异常活跃的水贼们的故事，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水浒英雄的群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