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制度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又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约束体系的重要构成，却又容易被忽视。软管理、柔性管理、非理性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等新的管理理念的出现，正是非正式制度成为管理的内生变量的重要表征。中国的市场化制度改革，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仍然很不协调。因此，加速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使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制度 非正式制度 管理效能

一、问题的提出：被忽略的管理变量

历史资料表明，管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活动。人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社会性，相互之间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无论这种社会关系是简单还是复杂，都需要一定的合作，而合作就需要一定规则。因此，为了保证社会成员有利的合作，就必须协调合作者的行为，对合作过程进行一定的控制，这就需要管理及其制度规则。另外，源于资源的稀少性和个人能力的有限性，人类社会需要通过管理来协调集体行动并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制度经济学因此也主张稀少性，并且肯定集体行动在一个有稀少性和私有财产以及因此而发生冲突的世界里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的适当地位。 康芒斯在此所说的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就是指“制度”。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古以来，制度就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按照制度规则存在的形式，制度又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公司规章、经济合同等，这些成文规则对管理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则容易被忽视。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非正式制度则迄今研究还很不够。西方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则避开非正式制度问题，如科斯等；有些制度经济学家虽然承认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但苦于非正式制度难以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未能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如诺思等。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循着科斯的思路，研究的重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制度安排，而较少注意传统、道德、习惯等无形的制度安排。这种倾向无疑也反映在管理制度的研究中。近年来，软管理、柔性管理、非理性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等新的管理理念的出现，正是非正式制度成为管理的内生变量的重要表征。

二、非正式制度与管理效能的概念：内涵和外延

管理活动自古有之，而管理的内涵却非常丰富。从范围上看，管理可以理解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种社会活动中指导人类达到目标的行动。从过程上看，管理可以理解为计划、组织和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工作。从职责上看，管理就是管理者指导和支配部属充分发挥作用去完成任务。从功能上看，管理就是协调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除此以外还有“管理就是决策”、“管理就是领导”等等。总结起来，管理可以表述为：人们确立目标以及围绕目标不断提高系统功效地一系列协调活动。 管理的实质就在于提高管理效能以实现管理目标。效能即有效的功能，是“事物所蕴藏的有利作用”。 管理效能就是指管理系统所具备得实现目标的有效作功本领或有效行为能力。 管理效能的大小，直接取决于集体行动的协调性以及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这些都有赖于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来实现。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如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拉坦认为“一种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套行为规则，它们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 按照制度规则存在的形式，制度又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为创制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它通常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者由有关各方协商制定，主要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政策条例、公司规章、经济合同等。非正式制度是指自发形成的，包括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这些因素同样是制约人际关系、决定人们行为的重要规则或约束条件。在一定意义上，正式制度可以理解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其对于管理活动的规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非正式制度则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其对管理效能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

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广泛性、持续性、非强制性等特点。所谓自发性，是指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是由文化遗传和生活习惯累积而成的，并非理性设计，人们遵循某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常常是出于习惯而非理性的计算。广泛性是指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节人们行为的大部分空间，其作用范围远远超过正式制度安排。持续性是指一种非正式制度一旦形成就将会长期延续，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在变迁中先前非正式制度的许多因素经常会在新规则中“遗传”下来。非强制性是指它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必须遵守，并有一套强制性的实施机制，而主要是靠主体内在的自觉或良心来维持的。就表现形式而言，非正式制度规则是无形的，它一般没有正式地形诸文字，制成条文，也不需要正式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它存在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之中，以舆论、口喻的方式相互传递，世代承传。正是这种无形的表现方式，使得非正式制度可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发挥作用。

一般说来，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凝聚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由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长期交往形成的，这些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形成民族文化心理，从而强化了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认同感，起到了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2、激励功能。非正式制度中包含了一定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评价的准则，规定了人们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的基本规范。因此，一定的非正式制度总是包含着对人们行为选择的激励功能，它不仅激励着人们去做出何种选择，也给予人们选择的行为以巨大的精神动力。3、规范功能。由于非正式制度往往表现为世代相传的习俗与行为惯例，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起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尽管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性不具有国家强制性，但是由于在非正式制度中，凝结着社会成员对往昔现象、经验或祖先的某种程度上的崇敬，所以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作用，常常以无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非正式制度与管理的关系：历史的视角

从历史来看，非正式制度在管理活动中一直都起着重要作用。在正式制度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维持，恩格斯在研究易洛魁人的氏族时，他发现那里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如诺思所指出的，正式约束也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无论是在家庭、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差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则、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

（一）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以氏族和部落为基础，以生产管理为核心，通过血缘关系来进行得一种简单而综合的管理方式。氏族管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的氏族长管理日常公共事务，另一种是由氏族成员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在氏族的基础上，还出现过由几个氏族组成的胞族组织，其管理公共事务的具体形式有胞族议事会、宗教仪式和军事组织等。由若干相同或相近血缘关系的氏族或胞族联合而成的社会组织就是部落，它有部落全体成员大会、氏族代表组成的部落议事会和部落首领管理等。总体而言，原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虽存在管理机构，但没有成文的法律和规章，遇事均是按习俗来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是一种习惯性的管理。习俗可以理解为一种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它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包括各种习惯、内在规则、习俗和礼貌。

（二） 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尽管阶级形成了，国家诞生了，但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管理，仍未能独立形成门类，都还从属于国家管理之中。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管理方式开始制度化。由于管理内容的复杂化，国家就必须有一套人们共同遵循的规章制度，这也是与氏族管理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些规章制度，有的直接采用法律的形式出现，如著名的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秦王朝的刻石诏书，古埃及的刻石法律等等。也有的虽然成文，但不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尽管如此，国家管理依然需要依靠“习惯法”，管理中还有约定成俗的、伦理道德的、心理的等多种管理方式。如古代中国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被认为是“五蠧”之一，“无商不奸”的理念影响了中国社会千百年。

（三）工业社会

到了工业社会，尤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由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之后，社会性大生产对管理的要求使其重点由行政管理转向生产领域的经济管理，并使二者从统一的国家管理中分离出来。这个时期，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法制管理。在农业社会，法制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或不完备的管理方式，而资本主义的法制管理却能使整个国家在宪法和其它法律的规范下正常运转。这一时期更大发展的是经济管理。大规模生产需要最有效的制度，制度化管理包括建立工具的标准、工作的质量和数量、通过选择工艺和制定时间表来协调工作流程、工资的激励、成本核算等。雷恩总结：制度化管理是走向科学管理的序幕。 随着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以及“经济人”假设的深远影响，管理的制度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所强调的仅是正式制度的规范，非正式制度逐渐被忽略。

（四）信息社会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管理方式和管理理论又产生重大变革。信息时代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包括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等。与之相适应的新管理的特征首先表现为管理手段的信息化。信息是现代组织管理活动的起点，是预测和决策的基础。组织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管理，要逐步建立高效灵敏的信息管理系统。其次是管理理念的人性化。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人性化管理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同时强调企业的共同利益，使组织成员共同致力于维护组织集体利益。再次是管理组织的柔性化。柔性化组织结构是一种通过减少管理层次，精简管理职能机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富有弹性的新型团体组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种“高科技与低情感”的矛盾，使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重新昭现出来。

四、非正式制度建设的途径：现实的视角

纵观管理发展历史，管理制度化程度从低到高，经历了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诺思认为“结构”指制度框架，“变迁”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管理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管理制度创立、发展、不断演化的过程，其中的非正式制度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不过，由于非正式制度是长期自然演化而来，所以强制性变迁比较困难，而诱致性变迁才是合理和有效率的。

（一）更新管理理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将价值取向的信念伦理置于首要地位，与传统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深刻，因此，思想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与传统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家族观念、平均主义、关系取向、人情观念等为表现的非正式制度，并严重地影响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突出的表现如家族主义与市场游戏规则的矛盾、讲人情关系与契约信用的矛盾以及“官本位”与“能力本位”的矛盾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切实推进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的建立，以革新家族管理和非契约管理等传统观念，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观念和契约观念等，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二）建设管理道德

道德伦理规范是非正式制度中的重要因素，对社会管理活动会产生重要影响。管理道德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管理理论的成熟逐渐被提出的。管理道德上的问题在现代中国是非常严峻的。典型事例如《人民日报》1998年2月7日和8日的报道，山西省朔州地区假酒中毒案，不法分子用工业酒精甲醇兑白酒，造成222名群众中毒，20多人死亡。所以，道德对于管理，不仅是提供价值指导和行为规范，不仅是培养道德者和管理对象的道德品质，而且也具有直接的管理功能。如果把管理道德理解为管理者的道德和管理组织的道德两方面，那么，管理道德行为的改善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

（三）塑造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指在组织管理领域内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倾向，它以无形的“软约束”力量构成组织有效运行的内在驱动力，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把组织成员结合在一起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它反映和代表了该组织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品质及其追求发展的文化素质。它是增强组织凝聚力和持久力，保证组织行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推动组织成长和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总和。由于组织价值观是整个组织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此选择正确的组织价值观是塑造组织文化的首要战略问题。一旦选择和确立了组织价值观和组织文化模式，就应该强化成员认同。

（四）促进制度均衡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从制度起源来看，先有习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然后才在此基础上形成正式法律、政治制度，所以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也依赖正式制度的支撑。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是非强制性的，只有借助一定的强制性的正式制度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实现其约束力。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由于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得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结果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协调，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针对这种矛盾，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加速渐进式改革的步伐，通过正式制度的改革来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以实现制度的均衡，保证两者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协调和相容。

参考文献

①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版。

② 范咀华、张绍学、杨明亨：《现代管理基本理论和方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④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⑥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版。

⑦ 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