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现，1995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发展观，是因为它是在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思考的产物，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进行辩证扬弃的结果。

[关键词]发展现  发展模式  历史互动

发展观一方面引导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蕴涵在发展模式之中。因此，一个国家发展观的形成与演变，与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演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是对建国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发展观扬弃的结果。本文通过分析发展模式与发展观的互动，对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探寻中国发展观演变的特点、规律与启示。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代各具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发展观。即：1949—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间的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95至今的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以及实际的发展模式中，可以抽象出三代发展观的基本内容，详见下表：

第一代发展观：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1949—1978年)

第一代发展观是指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这一代发展观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其形成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借鉴了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借鉴了苏联的发展观；其次，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第三，这一时期的中国处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中，“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发展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一代发展观具有下述十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历史特征：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虽然在1964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工业化是最为突出的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强调工农业总产值规模，特别是强调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比重的提高；在发展途径上，强调经济增长优先，实际上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在发展重点上，强调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方式上，强调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方式；在发展型式上，强调通过资本的积累来寻求发展的源泉；在区域发展模式上，强调地区间均衡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经济发展；在发展态势上，强调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层面上，侧重强调经济层面的发展。

第一代发展观的形成和演化大致经历了两大时期．

1949—1955年是酝酿和形成时期。1949年9月，《共同纲领》提出，在经济发展上要“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工业化开始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第一代发展观开始萌发。1952年8月，中财委提出的“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开始被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1953年工2月，中宣部发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除了重申国家工业化目标之外，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互相关联而不可分离的[2]，生产关系方面制度的变革开始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条件。在上述有关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探索的基础上，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集中体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发展方式等方面的基本理念，中国的第一代发展观初步形成。

1956—1978年是实施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首先，第一代发展观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1955年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1957年11月，中国形成15年超过英国、40一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的赶超战略。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总路线的核心是力争高速度。同时，提出要求缩短“超英赶美”的时间，争取在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1965年9月初拟定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加快“三线”建设，要求在“三线”地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1970年开始编制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的一个特点就是对经济发展速度要求过急，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普遍过高。[4]其次，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方面的制度变革促进发展的动力作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结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国农村建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城市中，开始试办和推广人民公社。城市手工业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级过渡”，即加快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强调生产关系的革命以外，还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革命，以实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标。此外，1957年、1958—1960年、1969年，在体制层面也开始进行以下放自主权为内容的改变。可见，通过生产关系方面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革命和改变来推动发展，日益成为第一代发展观的重要特征。第三，进一步强调区域平衡发展。1956年9月，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根据资源情况和合理分布生产力的原则，在内地继续建立和积极准备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各地经济逐步走向平衡发展。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区域平衡发展的概念。1958年6月，中共中央又要求全国七大协作区尽快地建立各自独立的工业体系。1960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1960年计划和今后3年、8年设想的口头汇报提纲》，提出今后8年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基本建成各大协作区的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水平而又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1975年，初步拟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进一步提出，到1985年基本建成6个大协作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试图通过行政型的资源配置手段人为地达到区域均衡。第四，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一度被置于发展的优先位置。1964年，中共中央针对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作出了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要进行备战，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该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和下达的1965年国民经济计划将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为指导思想。196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始终处于优先位置。

可见，第一代发展观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是经济增长导向型发展观。第一代发展观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发展观，顺应了中国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其中一些方面，例如强调工业化、强调重工业的理念是合理的。但是，总起来看，这一发展观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内形成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系列误解的基础上的，是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因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严重脱节，出现了类似于当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5]具体来说，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畸形。突出表现为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发展迟缓；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流通、服务等第三产业薄弱；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二是区域经济配置效率低下。尽管追求区域平衡发展，但是由于投资效益低下，区域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6]三是经济质的发展与量的发展脱钩，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延要素投入支撑的。四是经济增长片面推进，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钩，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作为经济发展表现的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以及经济成果分配的公平化等没有明显改善。五是经济增长没有以人为本，伴随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居民消费受到积累和畸形经济结构的压抑。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只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只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7]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些问题已经发展到极端，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也标志着这些问题在这一发展观的框架内难以解决。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实施，客观上需要对这一发展观进行历史的扬弃，构建新的发展观。

第二代发展观：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1979—1994年)    1979年以来，中国开始形成第二代发展观，即经济发展导向型发展观。这一发展观是对第一代发展观的扬弃。一方面，鉴于第一代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而相对忽视经济发展，第二代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试图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第一代发展观中一些消极层面的扬弃是十分困难的，第二代发展观继承了第一代发展观的一些要素，但同时它也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出现了新的问题，即虽然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但是相应忽视了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生态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层面之间的协调与统一。

第二代发展观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从政治上看，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经济发展没有受到政治局面变化的冲击；其次，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看，开始从主观主义走向尊重经济规律；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发展处在“双轨制”的体制环境中；第四，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是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第五，这一时期是中国领导人理论创新全面推进的时期，发展观的发展受到理论创新成果的支持。

上述特定的历史背景赋予第二代发展观诸多特征。与第一代发展观相对应，第二代发展观也具有十个基本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业化，而强调现代化；在发展标准上，开始超越单纯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内涵更为深刻全面的发展指标；在发展途径上，超越增长优先的理念，开始强调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统一起来；在发展重点上，超越单纯的重工业，将包括轻工业和重工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方式上，超越片面的外延式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和集约式的转变；从发展型式上，超越积累优先的发展战略，推进积累与消费并举的发展型式；在区域发展上，超越单纯的均衡发展，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动力上，超越单纯的生产关系革命的误区，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在发展态势上，继续保持赶超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超越经济发展的层面，开始强调兼顾社会的发展。

第二代发展观的形成和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81年是第二代发展观酝酿和初步形成的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就开始酝酿新的发展观。1977年，十一大重申在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8年9月，邓小平提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8]开始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发展的内涵与目标提了出来。10月，邓小平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8](pp．135—136)通过体制的制度变革推动发展的理念已经被比较明确的提了出来。12月，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8](p．152)这表明，在发展的格局上，开始突破均衡发展的藩篱，非平衡发展的理念开始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观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次会议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改革即制度变革，它明确提出要通过制度变革推动发展；开放即对外开放，它改变了以往在发展上过于强调自力更生的做法，同时也为非平衡发展观的实施提供了政策准备与支持。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调整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的轻重比例关系。这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问题开始受到重视，标志着人们开始将结构优化视为同经济发展同步的过程。1979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80年6月，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非平衡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1981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为此，会议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这标志着发展观的主要特征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也标志着第二代发展观初步形成。

1982—1988年是第二代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阶段。第二代发展观发展的基本层面是逐渐形成了分步实现现代化、以改革和开放促进发展的思想。1982年9月，十二大提出“两步走”现代化战略。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推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国民经济。1984年4月，国务院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被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这一主导思想以“梯度发展战略”为理论背景，在吸收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之后，演变成沿海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同时，在“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现代化战略。

1989—1994年是第二代发展观在曲折中走向成熟和定型的阶段。1988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暴露了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治理整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在“治理整顿”基本目标完成以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了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其一，发展是硬道理，要加快发展；其二，要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其三，要通过区域上的非均衡布局和动态上的波浪式推进加快经济发展。1992年，十四大以后，开始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第二代发展观不仅在理论上全面定型，而且在实践上开始全面实施。

第二代发展观试图扬弃第一代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例如，针对第一代发展观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偏向，第二代发展观强调重工业、轻王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针对第一代发展观片面强调区域均衡的偏向，第二代发展观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针对第一代发展观片面强调工农业总产值的倾向，第二代发展观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针对第一代发展观强调“跃进式”发展方式的倾向，第二代发展观强调“分步走”的发展方式。但是，在实践中，1979年以后，第一代发展观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第二代发展观交织在一起；第二代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转轨中的摩擦制约了中国发展观的转型。因此，第二代发展观客观上继承了第一代发展观中的一些层面，未能完成一些重要层面上观念的转变。例如，虽然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但是，实际上依然强调产值的增长与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虽然抛弃了“跃进式”发展的主观愿望，但实际上依然希望经济“波浪式”发展；虽然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

由于第二代发展观在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诸多在原有发展观框架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发展是不协调的，即不平衡的和片面的。(1)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大。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逐渐拉大。1978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2．36倍，1985年缩小到1．72倍，2002年又扩大到3．1倍。(2)地区差距逐步扩大。2002年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之间的收入差距比是12．9倍，中国的地区差距甚至大于印度(4．5倍)。(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差距拉大。1979年以来，中央财政在公共服务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79年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口受教育年限、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都低于1949—1979年间提高的速度。

第二，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增强。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资源耗费型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国的资源短缺已经非常严重。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2003年一年就减少了O．003公顷。2004年，全国出现了1979年以来最为严峻的缺电局面。煤炭价格全面上升，波及全国。我国石油从1993年就已经结束了自给时代，2003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3年一年石油进口就比上年增加了31％。据专家估计，到2030年中国石油消费的80％将依赖进口。已经探明的煤、石油以及一些重要矿产的储量正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生态压力和约束逐渐加大。过去20多年的发展是建立在生态赤字的基础上的。中国国土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占到全部国土的38％，27％的国土出现了荒漠化，1乃的草地出现了沙化、退化或碱化，大气污染在过去的8年中已经扩大了100万平方公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三个酸雨区之一。水污染也很严重，例如，黄河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116亿元。

第三，发展没有从根本上做到以人为本。一方面，强调以改革促发展，实际上变成强调改革者即政府驱动发展，人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强调体制的改革，而相对忽视发展机制的构造。另一方面，将发展理解为人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国家财富的增长，较少关注入以及人的自由、道德、健康、安全等非物质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

综上所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原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具体表现为发展的不协调性、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这种状况表明，必须对原有发展观进行进一步的扬弃和发展。

第三代发展观：经济社会进步导向型发展观(1995年以来)    如果说原有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不协调性、不公平性、不可持续性构成第三代发展观形成的推动因素，那么，第三代发展观的形成还具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首先，从国内来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发展观和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原有的“双轨制”体制环境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其次，从国际上看，整个世界的发展观都开始出现重大转向，即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观转向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的全面发展观；第三，从中国的发展态势来看，  “和平发展”方针的提出，也推动着发展观的快速转型。

第三代发展观的集中表述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即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五个统筹”。这一表述和“五个统筹”的提出标志着第三代发展观的正式形成。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第三代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观念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强调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具体来说，包括下述四个层面：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以前的发展观强调以物、以经济为本，以增长为本，而新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即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二是发展优先的发展主体观，即将发展而不是增长放在突出重要位置；三是协调发展的发展模式观，即通过“五个统筹”实现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发展；四是内源发展的发展动力观，即强调通过调动民众和企业的参与性，形成整个社会的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与前述两代发展观相比，第三代发展观具有突出的特点：在发展目标上，将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在发展标准上，将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在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发展的衡量标准；在发展途径上，将发展置于优先于增长的位置；在发展重点上，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作为发展的重点和立足点；在发展方式上，将内涵式与集约式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在发展型式上，继续强调积累和消费并举；在区域发展上，强调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态势上，采取“和平发展”的姿态；在发展层面上，不仅强调经济发展，更强调社会、人、生态的发展以及这三个方面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推进。

第三代发展观也是逐渐形成的。具体而言，包括三个阶段：

萌芽和酝酿的阶段，从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到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后来构成第三代发展观框架的几个基本观点。第一，提出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两步目标，即：从1995年到2000年，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建立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提出两个“根本性改变”，即：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而且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第三，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战略”：一是“科教兴国”战略，在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第四，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方针，标志着区域发展战略从非均衡转向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与提出的阶段，从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先，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社会进步提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发展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次，江泽民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超越了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现代化的窠臼，强调入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第三，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新的发展理念，即“一条新道路”和“一个统筹”。“一条新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构成新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一个统筹”，即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前面几个阶段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新发展观。

实施和发展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发展观以来，党和政府开始实施新发展观。首先，温家宝总理2003年3月提出了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即“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这24个字的施政方针全面体现了新发展观。第二，2003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党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中加进了“协调”两个字，第一次把“以人为本”加到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中去。第三，中央开始实施振兴东北战略，同时开始酝酿和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开始从理念走向实施。

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三代发展观的演变过程，可以得出诸多结论与启示。

首先，三代发展观虽然在有关发展的具体层面上有重大区别，但是贯穿一个深层次的共同点，即发展的指向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崛起。无论是第一代发展观对经济增长的强调，第二代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强调，还是第三代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强调，都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上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诉求。无论今后中国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发生什么变化，这一主题将是不变的。

其次，三代发展观本身都呈现出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征，三代发展观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扬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日趋走向全面、科学。三代发展观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三代发展观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每一个新的发展观都是对原有发展观的扬弃与发展。第一代发展观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脱节的问题，第二代发展观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又产生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第三代发展观则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的终极发展目标、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目标、现代经济成长规律以及社会进步规律逐渐契合的趋向，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性特征。

第三，发展观的演变与发展模式的演变是互动的。每一代发展观都体现经济成长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根本要求，每代发展观都有特定历史使命。建国后前30年间，中国面临的基本发展使命是尽快构建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结构，第一代发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一定阶段，中国面临的发展使命是运用经济增长的成果带动国民经济结构升级与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第二代发展观因此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开始融人全球经济体系以后，中国面临的主要发展使命是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增强综合国力，第三代发展观因此强调经济、社会、生态与人的全面发展。这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以往在发展观的选择上，人们是被动的。每一种发展观的演变总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而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才被扬弃。因此，在未来的发展探索上，应该努力增强发展观的主动性与前瞻性。

第四，中国发展观的演变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走向一致，中国发展观的演变是全球发展观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从强调经济增长到强调经济发展，再到强调社会、经济、生态与人的协调发展，与国际上发展观的演变轨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观或多或少受到世界发展理论的影响。如果说第一代发展观主要受到苏联发展观的影响，第二代发展观受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第三代发展观则受到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借鉴国际上的发展理论，将是中国发展观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五，相对于发展观的形成来说，发展观的实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发展观的实施受到特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制约。所以，可以发现许多好的发展观得不到实施的例子。例如，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是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冲击而搁浅，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而被扭曲。1981年提出的经济建设新路子现在看来依然是科学的发展观，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尚未完成，也未能实施。1995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科学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尚未看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中国虽然在2003年全面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但是，2004年出现的新的一轮经济过热仍然是原有经济发展观的产物。因此，要全面落实新的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参引文献][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2页。[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4]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5]赵凌云：《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脱钩”与“联动”》，(江汉论坛)1991年6期。[6]刘树成、李强、薛天栋：《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65页。[7]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