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常常高达90%多。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很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城市化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矛盾。

建国以后，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只好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工农差别在当时有其合理的经济基础。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仅如此，还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人为地遏制城市化的推进。这个时期建设的城市，如“火车拖来的城市”玉门，再如攀枝花、六盘水、大庆等，大多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村的工业化开始飞速发展，但历史又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其实还是怕农民进城，民以食为天，没有人种地不行。后来粮食够吃了，但城市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却没有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中国的经济要长足发展，“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30%的时候，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处于70%的时候，则进入缓慢的平稳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近10年来平均每年大约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正处于起飞的前夜。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的城市化运动，其直接结果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将至少有一半人从农村搬进城市，中国将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为城市化国家。这将是何等波澜壮阔、沧海桑田般的景象啊！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无论是重量级的大城市，还是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都面临着怎样调整自身的定位、自谋发展的问题。于是乎，如何经营城市也就成了市长们的必修课。对各级地方首脑来说，就好像昨天在长江里行船，突然一夜之间驶出长江口来到了太平洋上，不免有一种昏眩的感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今天在哪里？明天到哪里去？怎样培育航船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连串的天问，都是城市经营的题中之义。

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三、一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一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台湾的小资本在上海无法立足，纷纷来到苏州的昆山，据说有30万人之多，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的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脑业的加工中心，以至于业界都说，如果东莞闹地震，全世界的电脑厂商都要受影响。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解决城市定位的问题。没有准确的定位，就谈不上城市的发展战略。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说法，与城市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巴黎是法兰西风情的集中体现，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维也纳是众口皆碑的音乐之都，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罗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连奥地利的小镇、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独特的风情。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充分显示出特有的个性。再比如法国的戛纳，这个滨海小城不仅具备地中海极富旅游、休闲特色的各种资源，而且巧妙地把时尚主题引入其中，从而打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电影节，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对，又都不对，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举例而言，不久前，我们应有关方面的委托，重新对地处京津之间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给廊坊一个全新的定位—休闲商务城市。当我们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廊坊就会看到，随着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中国加入WTO，北京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将无可动摇，北京的城市化将会高速发展，当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2006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肥水已经流到了廊坊的脚下；当我们以发散的眼光来看，随着北京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负作用日益明显，今天被北京人视为乡下的廊坊由于天生丽质，且仅有30分钟的车程优势，将成为都市人向往的休闲胜地；当我们再以复合的思维方式考察廊坊，我们会知道，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工厂多寡，环境是生产力，体验也是生产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成了乡村CBD，只要大力发展休闲商务环境和设施，顺应人们“在工作中休闲，在休闲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区的精英阶层就会蜂拥而来，廊坊的经济形态亦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城市定位既不能脱离城市周边大的经济环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显性资源，而忽视了那些宝贵的隐性资源。当我们换个角度观察问题时，今天的劣势常常会变成明天的优势。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统一盘存、梳理各种资源，扬长避短，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发展战略来。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从长远考虑发展城市的先导产业，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就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当城市运营到了长江入海口这一阶段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和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开始了一次惊险的旅行，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一定要吃祖宗饭，但不能造子孙孽。在此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的路易十四国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结果得不偿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终于明白旧城改造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所谓的拆旧破旧。

其六，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即所谓的三老：老头子、老板和老百姓。随着社会文明与民主的进步，今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光是政府和企业，还必须尊重社会的意愿。从市场的角度讲，三者互为关联，政府决策，企业推进，老百姓买单，就好像政府决定打造一架超音速飞机，企业就是启动市场的引擎，而老百姓则是市场的终极动力，是源源不断的燃料和润滑油。因此，城市经营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必须找到三者的利益均衡点。

总之，城市经营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才刚刚开始破题，蕴藏其中的规律和方法还有待于不断的摸索。但愿我们的市长们早日具备深远的眼光、现代的头脑，集思广益，不负历史与人民之重托，能像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那样，自豪地对后人说：“我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个大理石的永恒之城。”如此，则是中国城市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