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洋情结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不仅仅是时尚、而且成为价值趋向。银行业也未能幸免。

几年前一只美国“蛇果”（苹果）标价35元，这种苹果在美国是很普通的，简直不可思议，让人感觉价格标错了。“麦当劳”在美国多开在高速公路旁，供远途的客人歇脚打尖，可是“麦当劳”一来我们这里，可谓鲤鱼跃上龙门。无数少男少女们来此聚会，多少小伙子在这儿请自己的女友。在报上看到，一家的婚宴竟在“麦当劳”举行！一语道破：此乃吃“文化”。很多人把嚼那些垃圾食品当作一种优越的文化，而对自己本民族的产品歧视，文化上自卑。当然，这就是西方新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渗透的效果了。当年轻人把情人节、圣诞节当作一个重要盛大的日子，把一束束玫瑰、戒指、圣诞树送到情人、家人的手中时，七夕、端午、清明却日渐被人们淡漠。曾几何时一把金黄色的、紫色、棕色的头发是街头的时尚，咱的头发黑黑的土死了，看见就烦，就差不能把皮肤染成白色、瞳孔漂成兰色……我曾经和我的女儿探讨这些，言谈中透出对我“老土”的置疑让我很是寒心――不经意之间我们原本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被一些无形的东西从意识里驱使。

正是10年前消费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品带有某种炫耀性的性质，导致当今人们骨子里形成“崇洋的情结”，其实在“洋品”很多时候并非因为质量、性能真的比中国的好，而是嚼汉堡包、喝“可乐”比起吃米饭、喝茶水来得“酷”、透着进步、演示时尚；身上套几件外国名牌，显得有品位、懂文化；更重要的是那些外国名牌在向别人证明着自己或自己的老爸、老公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支付能力！

社会分化在我们国家造就了一个富裕的阶级，这个阶级比发达国家的富裕阶级具有更加奢侈的消费倾向，甚至更贪婪、更炫耀。但是，这些新兴的富裕阶级的极其强烈的消费欲望和极其强盛的消费能力，却无助于拉动本国的国内消费市场。原因很简单，富裕阶级不屑于消费国内产品，而是青睐进口产品。这种消费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态度，即富裕阶级的优越感演化而成的崇洋情结。富裕阶级的文化态度，使民族经济、国内产业缺乏需求与消费拉动。而一个社会中最强的消费能力不能引导和拉动本民族的产业，这个国家的民族产业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民族产业只能去适应低消费群体的购买力。

国门的打开使得很多有识之士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去求学，他们不仅仅学习了西方的管理、技术，而且也“拿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其中的很多人并未能真正理解这种“文化”的真实内涵，也没有能像80年前毛泽东同志那样“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更多的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一切服从共产国际、一切照搬苏联”。更为可怕的是掌握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权贵很多都是这样的出身，代表的是这样的利益。

社会的文化、经济政策、消费取向是由上层（权贵、钱贵）引导的，相对贫困（钱、权）的阶级、阶层，购买力低下、人言维轻，在思维、意识、价值取向上更多受上层引导，因而在精神上同样向往西方，也要得到享受进口品的荣耀。别人开着开着宝马、穿着登西路、打着高尔夫、吃着法国蜗牛……多拽啊。俺家没钱，等中彩票了也风光一把。孩子他爹你看广告上面那个力士洗发露多好啊，下个月发工资了，也给咱闺女买一瓶…..消费力和消费取向的不对称，这恐怕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不衰的深层的经济及社会心理原因吧？

正是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价值趋向、这样的经济政策导致多数企业打着支持国货的牌子，私下里却行着“洋为中用“的事实。放眼望去，彩电、手机、电脑、汽车……无数的所谓“国货”背后隐藏着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子，当然也包括日本。目前，大多数国货的处境其实并不妙，其中手机行业尤其明显。表面看国内手机市场兴旺发达，但个个都是用的“贴牌战术”，核心技术都在人家外国人手中，主要利润也都给了国外。对于这种貌似强大的国货行业，我觉得就算说句“仰人鼻息”也不为过。

更有甚者一些民族产业、企业，是国家、老百姓几乎两代人千辛万苦、节衣缩食的付出将它们培育成长的，曾几时全民动员“储蓄支援国家建设”、“买国库券支援国家建设”，可是面对当外国资本的时候，我们的权贵们缺忘记了这些曾经支援的“下层百姓”，为什么不能“先让利于国人”、“让利于民族资本”？这些所谓的企业的拥有者、负责人到底是谁的利益的代表者？为什么会毫不犹豫的把产业卖给外国人？卖出的价格是否合理？这正是我们反腐败、实行民主目的之一。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将心血、利益让度给那些虎视眈眈企图殖民我们的国家和利益集团，否则那讲引狼入室！

那些支持银行应该坚持将“殖民化”进行到底的观点主要有：

胡祖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ü         首先是补充银行资本金；

ü         其次是增加了公众投资人的信心，确保IPO圆满成功；

ü         再次是移植先进管理经验；

ü         最后是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    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

l         “花钱买到机制”，实现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营运的基础条件发生根本的变化；

l         通过合作来迅速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l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国有独资的单一性，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国家财政才可能不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否则就有悖于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原则。

党的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是我们党制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党章》中规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是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准确的表述。这条思想路线大体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通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认识和掌握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理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确定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是真理，还要回到实践当中去，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根据我们党不同时期革命和建设实践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有机结合，否则我们前进将失去灯塔、失去方向。二、民族银行业的改革并不等同于一定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按照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去检验我们民族银行业的改革趋向，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有以下疑问祈望讨教：

（一）中资银行确实存在很多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东西，因此笔者赞同银行业“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的改革战略，可是“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并不等同于一定要将民族银行业股权卖给外国人？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讨论的是如何“股份制改造”的问题、如何定价银行资产问题！通俗讲就是卖给谁、卖多少钱的问题，而不是卖不卖的问题！

另外，看着上述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缘由，笔者似乎觉得是那么熟悉。曾记得我们的民族、国家在上个世纪初，被称作“东亚病夫”、“劣等民族”，那些打着“教化病夫”、“诊治病夫”的侵略者也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我想请教胡先生是不懂还是站错了队伍？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假设真像胡先生所言：

ü         为什么不允许民族资本来补充银行资本金；

ü         难道只有“鬼子进村”才能激起公众对民族银行业的“信心”；

ü         民族汽车、家电等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到底引进了多少先进核心管理和技术？

ü         “鬼子”真能传道、授业、解惑？

再次，“花钱真能买到机制“吗？假设能买到，那到底应该多大成本？

笔者不是要全面否定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对民族银行业改革的作用，而是认为我们的决策者、专家，不要本末倒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仅仅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外国资本家”，否则真会“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坚持共和国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二）难道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吗？为什么不能首先鼓励和允许民族资本参与民族银行业改革？我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和金融界很多专家进行交流，被告知：假设由民族资本参与银行业改革，那些目前利益集团代表者未毕能得到真正实惠，比如年工资收入、期权等等，假设给了“鬼子”，他们既享受“领导干部“待遇、又享受“资本家”待遇。

据《财经时报》记者牛丽静报导：

ü         截止目前，外资共参股15家中资银行；中外合资成立的基金公司有19家(其中，2004年以来成立的有11家)；外资参股和控股的保险公司有19家。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预计出让的股权总标底超过200亿美元。

ü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速度之快由上述数据可见一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对内开放还存在诸多限制。很多私营资本谋划成立民营银行多年，但至今未有实质进展。民营企业在金融领域所受限制有例为证。据传，温州民间游资多达5000亿元，其中用来炒房、炒油、炒煤的达2000亿元。温州一些企业家因此想通过一些创新方式利用这些资金，去年，9家民营企业联合成立名为中瑞财团的金融控股公司，希望搭建一个金融平台。该财团一成立似乎就引起监管当局的恐慌，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该财团进行监控。银监会通告所有银行，对这9家股东企业的贷款要谨慎对待，于是，工行不得不终止其与中瑞财团签订的协议。中瑞财团投资的项目旋即也被叫停。

（三）国际金融的职能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因此当今世界金融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如果一国金融业控制在别国手中，那么和殖民地又有何区别？难道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不清楚“金融软肋”曾带给中国的耻辱吗？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两个事件：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必须向日本支付两亿两银子的赔款；第二个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定庚子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清政府一年的所有税收大约8千万两，2亿两甲午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两年半的税收。而庚子赔款的4.5个亿，就几乎是其6年的全部税收了。

单说甲午赔款，当时签协议时规定，清政府必须两年以后交清赔款。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可以有这样几个选择：第一，发国债；第二，借外债；第三，卖土地，也就是向日本割让更多的领土，但是从民族感情而言，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就要尽量考虑通过金融借贷来解决这个问题。

清政府在1895年至1897年间试过发行一亿两银子的名叫“昭信股份”的国债，利息5%。可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也没有投资银行，国债的销售谈何容易！试过一段，只销售了一千多万两银子的国债，就被迫停止。最后清政府被逼无奈，不得不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一些国家的银行借外债。

借外债与在本国国内发债有很大的差别。外国银行的权益怎么保护？即使可以给予外国银行抵押，但是拿什么做抵押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故宫作为质押品，但即使外国人能够接受这种质押品，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一旦遇到中方赖账的情况，作为债权人的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也不可能把故宫接管过来。如果强行接管，那么全体中国人民都会出于民族尊严而反对。因此如果清政府想借外债的话，就必须给外方银行提供可以接受的质押品，这种质押品不可以是不动产，惟一可行的质押品只能是某种现金流权益。当时清政府的现金流只有税收。从金融契约的监督执行角度而言，因为外方银行不可能派人来接管中国的地租、地税，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外最后达成了共识：用海关的关税作为质押品。因为当时的关税只在几个口岸征收，比较集中，方便验证。特别是通过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负责监督和管理关税的收入流，增加了海关关税作为抵押品对中外双方的可接受程度。我们当然认为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同样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当年中国的金融业不发达逼出来的。

与对日本的2亿两赔款相对应，后来的庚子赔款也使清政府面对同样的情况。到1901年，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是不发达，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债还是惟一可以依赖的途径。

我们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遭遇的苦难，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银行业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了。

同时银行业对目前本国政府、企业、居民个人而言，不仅仅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清算、结算、汇兑、信贷融资等功能，更为主要是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都可利用金融产品把任何一次性的大开支尽量去摊平，让这种大开支不至于把一个政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拖垮。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国银行业”，短期巨额支付所能带来的冲击会是很致命的，人或者国家的自主权在短时间内会很容易被牺牲。上面刚讲到的那2亿两银子以及后来的4.5亿两庚子赔款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政府最后破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英国能否建立起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承认金融发展为英国从17世纪末开始崛起提供了力量。在1700年之后，英国政府大举国债，在18世纪中，其国债最多时大约是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英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国债利息。按照当时英国2%至3%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它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收入的15到20倍。换句话说，那时英国政府的负债程度远比庚子赔款之后的清政府严重，是后者的两倍。然而，晚清政府被这些债务拖得破产，而债务负担相对更严重的英国不仅没破产，反而在那之后变得更强大。

我们再有个疑问？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和金融一体化呼声最强烈的美、英、德、法、日等国都能够保持母国金融业的本民族化？再看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泰国，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银行业“国际化”带来的灾难和付出的代价！

（四）银行业改革不能简单的复制汽车、家电等工业改革。银行生产的不仅仅是一辆性能价格比的汽车或者一台电视、冰箱。工业企业、工业产品呈现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特性，产品基本是可以被贸易的、也是可以被贴牌的，当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将研发、生产、营销进行完全分割的，所以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商业模式是可以在时间、空间上被细分。而银行缺不然，它的研发、生产、销售是精密相联的，是一切以一个特定区域、特定客户为特定对象进行的，更多的产品不是“流水线”下来的，更多产品研发是不能拷贝、也不能通用的，必须要适应服务对象的文化、习惯、嗜好、行为等等，因此更多体现为个性化产品，而更多产品是通过一系列总体解决方案来体现的，试想一想花旗银行在美洲某地的产品能完全被简单复制到中国某地使用吗？假设需要客户化谁来做？难道美国人或者“海龟”比“土鳖”还了解中国？我说这些并非否定引进外资，而是想说明我们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别南辕北辙！

笔者也认为外资银行在信用卡、理财等业务的经验和工具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我们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些工具必须要与国人的消费倾向、文化等密切结合。那些单纯认为引进外资银行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理想主义未毕过于乌托邦，引进外资仅仅是战术、并非战略，根本上是必须要从体制上建立：银行管理者、经营者、从业者的责权利体制，像招商银行完全是我们民族银行业的典范，其在产品创新、服务提升等方面给那些企图完全借助“鬼子”的机会主义者当头一棒！

今天早上偶尔在我女儿写字台上看到《圣诞节又到了，我们过吗？》，不知谁的大作？其中有这样一疑问句：“现在中国人过外国节日都是一种时尚，什么愚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这究竟是不是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不是‘和平战略’的表象？”。文章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崇洋迷外，其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信仰”，看到这儿我似乎记得很早以前在网上也曾经看到这样的认识，也记得前几天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小范围的专题讲座时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信仰，否则就形同走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理想、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修养、品质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词语几乎被我们所遗忘，对于很多现在40岁上下的人来说原来所崇尚的东西几乎被打碎，可是新的又未能树立，这时候除了“金钱”、“权力”还能有什么？我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也不例外！传统的体制、机制、组织、业务流程、产品、分配等等都已经不适时宜，但新的是什么？因为各种缘由，自己不思创新，那只好寻求“外力”，把期望寄托予“外国资本家”，可是完全这样又怕失去控制、遭到国人的唾骂，怎么办？除了寻找一些借口予以搪塞国人，剩下的就是寻求更大的利益集团壮大自己“话语权”队伍。

（五）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国人来改良技术和管理。我们就拿具有典型代表的汽车工业来佐证：汽车工业与我国的家电、个人电脑、手机等许多产业由合资陆续转入自主开发相反，不但合资没有减少，原来没有合资的汽车厂，近年来也纷纷与外商合资；东风集团，从轿车已发展到全行业（含货车、发动机）合资，还自诩为“全方位开放”。我国汽车工业超过90%已走上了与外商合资的轨道。听说一位汽车大企业的负责人感叹：长此以往，在中国的汽车工业舞台上，将上演一出没有中国演员的中国话剧。

为什么如此？表面看，合资后迅速投产，国家有税收、企业有利润，不太费劲，汽车工业就很繁荣，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和职工工资增加了，于是皆大欢喜。可只要我们加以研究分析，就会发现，原来是我国的一系列政策宠出来的。请看：①合资企业，只吸收我方的精兵强将，老弱病残等等包袱，一概由原来的老企业、国家背起来；②在税收上优惠：两免三减（前两年免征所得税，第3~5年减半征收，实际上更低）；设备、CKD等散件进口减免关税。③用高关税保护合资厂的“国产”汽车。从超过200%逐渐降低，2003年排量3L以下轿车整车进口还有38.2%的关税。④国家对合资企业，只要求提高国产化率，不要求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其他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巴西等国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因而产品具备国际竞争力）。于是就出现了广州本田，在我国生产的雅阁牌轿车，销售价高达30多万元，折合390万日元，高出日本国内价格六成左右，2001年的利润率高达36%；德国大众与我国合资生产的汽车数量仅占其总量的14%，但利润的80%却来自中国；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多美元的怪现象。这不是骇人听闻的暴利和掠夺么？汽车界业内少数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义愤填膺，有的离开了合资企业，转入自主开发企业（以下简称民族企业）。令人不安的是，大多数人却熟视无睹，对国家和老百姓财富大量外流的现象不感到心疼，个别人甚至还为之叫好，说什么“不要为民族（工业）所累”。

透过现象看本质。国家减少的税收，国家买公车、老百姓买车多花了高出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几十的冤枉钱，都流入了合资企业；而合资企业收益的大头（据估算大体为我方利润的2~5倍）却被合资的外方拿走了。因外方除利润分成外，还有高额的技术转让、零部件实验、设计更改开发费、散件、设备进口费，外方人员高额工资等额外收入。实际上外方是老板，我方只是打工者。

据统计计算2003年我国生产了202万辆轿车，以90%合资生产，平均每辆20万元计，销售额约为3640亿元，平均利润率按20%计（实际比这还高），利润达727亿元，我方分得其中的363亿；保守估计，外方的各种所得为我方利润的3倍，一年就拿走1100亿元。怪不得有的外企合资不到几年，就把投资全部收回去了。日本的跨国公司，原来只卖汽车给我国，看到合资的油水如此之大，于是纷纷与我合资了。

有人说，凡是在中国土地上建设的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就是中国的企业。人们不禁要问，这种“中国的企业”，享受了中国政府这样多的优惠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又很低，为什么卖给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轿车的价格，却要比国际市场高出好几成？在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份仅占一半（有的仅30%），为什么拿走的收益，却为我方利润的好几倍？

这么大的被掠夺换来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了吗？中国搞汽车工业发展50多年，可是中国自己的主流市场主流品牌依然不见自主品牌身影。十几年来，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构想实践证明也基本落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招牌下，汽车合资公司50对50的股比成为一块“遮羞布”。我国汽车工业的主体迅速滑向“巴西模式”，成为外资品牌的加工厂。

在此同时我们来看那些真正为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勤勤恳恳、孜孜兀兀、不折不挠的人们和企业，2005年4月当笔者身处上海车展这样名车林立的环境中时，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却是那些怀揣着“中国心”的自主品牌――比亚迪F3、奇瑞A21、华晨M2、长安风尚号称国产汽车的四多金花。这些车型不仅刷新了人们以往对国产车的陈旧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和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实现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理想，至少是在朝着理想奋进。这里笔者想选择两个纯粹没有任何外资合作的企业来分析，一个是地方国营企业“奇瑞”，另一个是民营企业“吉利”。

“奇瑞”是安徽芜湖市新兴的地方国有企业。1996年购买了一条发动机生产线，1999年12月开始生产轿车。2001年自主开发出第一款轿车，至2003年共开发了4款轿车投放市场。2003年销售轿车9万多辆，其中出口1200多辆，占2003年我国轿车出口的50%左右。2003年签约，为伊朗建一个年产5万辆轿车的整车厂，用奇瑞的品牌和散件装车，成为我国第一个到国外去建合资轿车厂的企业。奇瑞的成就意义重大，戳穿了我国汽车工业的两个神话：一是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自主开发轿车的神话；二是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必须与外商合资的神话。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为主要产业的民营企业集团。1997年进入汽车制造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不断的观念创新，快速成长为中国经济型轿车的主力品牌，吉利汽车进入汽车领域的短短8年，给沉睡50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2003年实现中国轿车出口零的突破；2004年产销量突破10万辆，社会保有量超过40万辆，名列中国轿车企业前八名，轿车整车出口量全国第一；2005年1~6月轿车整车出口量全国第一。吉利汽车还创造出数个震惊中外的第一：中国第一辆国产跑车——美人豹；中国第一台功率超过57.2的高性能发动机；第一台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第一台电动智能助力转向……现已拥有年产20万辆整车、20万台发动机和15万台变速箱的生产能力；随着宁波、台州、上海等新建项目陆续竣工投产，集团的整车生产能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辆，发动机生产能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台。被喻为“中国第一跑”的都市休闲跑车“美人豹”成为永久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的中国自主设计开发的第一辆跑车；华普系列轿车被评为“性价出众产品”；吉利系列轿车被评为“消费者喜爱的自主汽车品牌”；自行研制的MR479Q系列发动机处国内同类机型的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成为国内第一款拥有自主产权的自动变速箱。让笔者感到万分自豪和为之振奋的是2005年9月13日，当我置身于素有世界汽车工业“奥运会”美誉的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时，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热爱汽车的观众，怀着好奇和尊敬，向第61届法兰克福车展上空的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他们被告知，世界汽车工业行列中名不见经传的一名“新兵”—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来到了这里。当自由舰(CK-1)AT版、FC-1、豪情203(HO)右舵车、美人豹新款中国龙(CD)、海域303H(Marindo)等五款代表其目前最高研发水平的轿车全部摆到了展台上时，似乎展出的是中国人的志气、中国“龙”的骨气！

这就是我们金融监管高层被用来予以佐证对洋人必须开放中资银行的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六）假设我们主要的银行被外资控制（直接或者间接），那么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银行系统还能贯彻下去吗？除非仍然延续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主要领导由中组部任命！可是果真这样那“机制和体制的创新”就成了奢望，更何况外资是不会接受又出钱、又出管理经验、又出技术，而不能行使管理职能这样的条件，否则岂不是“天上掉馅饼”。三、谁来真正拯救我们民族银行业？

笔者也并非是说中资银行不能允许向外资开放，而是不能一窝蜂、不能赶超、不能“大跃进”、不能绝对化。要根据不同银行的属性、功能、定位决定选择银行的战略投资者，要寻求彼此双方“都需要”进行联姻，要坚决多决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者，要量力而行、量需而行，切忌追星，否则看似一片热闹、繁荣，其实背后是虚假和不真实。就像“泡妞”一样，并非一定要是明星，不然自己被卖掉还不知道找谁要钱！最后伤害的是国人利益。

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清晰的明白靠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银行业？外资纷纷踊跃排队进入中国银行业真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通过变卖中资银行股权果能实现民族银行业的真正复兴吗？

我看未毕，不然哪个决策者、倡导者敢于站出来承担这个民族的责任？

我们总是期望别人做什么。愿望是良好的、纯洁的，但是如果真实按照这个意愿去制定战略，那我们岂不是太幼稚了！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断然坚持？知道这样做不会成功，而且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损失是惨重的，也就是得不偿失，又为什么还要为之？

大国之间政治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没有太多想当然的，中国作为一个有一定经济、外交实力的大国，目前因为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管制等等致使我们对很多问题有宽裕的周旋空间和耐受能力，可是假设中国70％银行变成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控制，别说行政干预，恐怕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都要大打折扣。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银行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可能将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特别是笔者前面详细论述的汽车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不仅仅是一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士心里难以接受的，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银行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和不符合实际的幻想都没有存身之地。

笔者试图描绘一幅不甚清晰的未来全球银行版图，但可以清晰看到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中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资源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外商通过控制中国遍布经济生活各个环节的银行，便捷地掌握了我们企业、组织、家庭、居民个人的所有信息。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乃至政治版图中被“偷窥者”，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笔者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12月，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换取管理”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