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殖海外者，以其返馈推动家乡的海洋经济化

零星移往海外的华侨，源远流长，可追溯至秦汉。但作为华侨因聚居海外而形成社团，或社区，则在明代后期(97)。这主要的是懋迁梯航的珠江三角洲商人留居东南亚地区而繁衍子孙而形成的。

在明初海禁严厉的时代，已有人作海上走私贸易，文献上往往称之为「通番」。据文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香山县三灶岛吴添进就已「通番」(98)。明代中叶以后，「通番」的现象，愈加普遍与频繁。明人郑晓说「（广东）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99)。

所谓「通番」，一是勾通前来广州的番船，私相交易。例如，嘉靖年间（1522-1566），每当外国商船一到，广州附近的游鱼洲居民（内有船夫、海商）会同居住广州濠畔街的外省富商驾驶多橹船只，满载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商货到洋船上卖给外商，又向外商买回洋货。据当时南海人霍与瑕说：

「近日，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返。追星趁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比抽分官到，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100) 。海商与外商相勾通，负责接应洋货，充当「接引之家」(101)。

「接引之家”亦称“窝主」。他们为番货提供仓贮，并包揽推销接应的洋货，从中渔利。这种人一般都兼充外商与华商间非法贸易的中介人。

二是经营帆船海外贸易。海上帆船贸易，早在宣德八年（1433），广东的海商便「假朝廷干办为名」取得合法地位，造舟「擅自下番贸易」(102)。正统以后，「广东民多挟大柯入海，与夷市」(103)。自明中叶起，海商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于东西洋」(104)。屈大均曾指出，「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其黠者，走澳门，至于红毛（指在东南亚的荷兰殖民者）、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105)。

明人王 予也指出：「自嘉靖2年（1523），宋素卿入扰后，边事日堕，遗祸愈重。闽、广、徽、浙无赖之徒，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106)。前往日本贸易的广东商人，主要在长崎，并形成「广东帮」。1678年，广东人在长崎修建圣福寺，旨在表明崇信佛教，划清与被取缔的基督教的关系(107)，又可以作为联络乡谊和维护商帮利益的会所。这些广东海商当含有前引的屈大均所指出的「帆踔」日本，「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的珠江三角洲商人。明万历时人周玄 韦也说：「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108)。这里所谓「重货」，即集资者共同购买。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正如顾炎武所说的「富者出资，贫者出力」(109) 。

贸易的范围是东南亚洲各地，尤以马尼拉为最重要的据点。万历、崇祯年间，据《马尼拉帆船》一书记载：「每年驶抵菲律宾的大型货船大都来自广州和澳门，有200吨的，也有250吨的，还有少数300吨的。小货船（Patoches）的载重量为100吨至150吨。」(110)一些备办货物来广州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内地商人，在夏、冬两季广州定期市集上看到葡萄牙商人运丝货到马尼拉贩卖有利可图时，竟然将卖不出去的货物用自己的船运往海外销售。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有现款购买它们的市镇和海港。…但後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就用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111)。

广州商人在国内外已经建立相互相联结的网络，当他们到达东南亚各国时，自有已经在此居住的华侨为之接应，并准备好回程的商货。据哥尔勒民斯·德·侯德猛《航海日记》记载：

「1596年，（万历24年，在下港－万丹）侨居的中国人……个个手提天平秤前往各村腹地。先把胡椒的分量秤好，而後经考虑付出农民应得的银钱。这样做好交易後，他们就在中国船到达前，预先把胡椒装好。他们购得的胡椒两袋可按十万缗钱等于一个卡迪(Cathy)的价格卖出。……这些装去胡椒的中国船，每年正月间有8艘至10艘来航。每船只能装50吨」(112)。

这里没有说明这些船来自中国何处，但当时去万丹的船都是从漳州和广州启航的。当广州商人从海外回到广州时，则有揽头负责接应。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说：

「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分散于百工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赏其值」(113)。

这里是说，揽头向舶主海商取得银两，用以分发制造服食器物的手工业者，作为预支工本。手工业者再按照揽头所规定的式样规格制造产品用来抵偿。从此可见，在明代晚期，海商已通过「揽主」、「窝主」、「接引之家」等建立起商业网络。

海上贸易是在官宦之家庇护或参预下进行的。诚如屈大均所指出：「民之贾十三，官之贾十七」。他们「偏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114)。

清代海商活动的范围已不止限于东南亚洲各地，其涉足的地域更广阔了。「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115)，往来于海外各地更为频繁。正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所记载：「（海商）远涉重洋，经商于异域，获厚资。满载而归者，所在皆有」(116)。他们依然采用「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的合伙方法，没有出资者，在船上当员役水手。道光八年（1828年），克劳弗特《使暹日记》记载，来往南海的闽广海船，除筹集资金造船外，还邀集具有航海经验和技术的人充当船上员役水手。出资多者任船长，船上的重要职员火长、财副和总杆四人给予补贴外，其余一概不发工资。所有员役按规定挟带私货，附船贩卖牟利（117）。他们中有的「潜处番疆，逗留不返」，繁衍子孙，成为华侨。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港市的衰落，使大批为广州贸易服务的行业，陷入停顿或衰微；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船夫、舵工、水手、商伙等「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成为生活无着的游移人。由此而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尔后「红兵」起义、土「客」械斗而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成批的劳动者移往海外，以谋生路。还有一更深层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118)。从此时起至世纪末，大凡海水所到之处，都有珠江三角洲人的踪迹，尤以美洲和澳洲等地为主要。据笔者推论，自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珠江三角洲出洋的华工达三、四百万之谱（119），因而成为我国重要的侨乡。

海商懋迁海外而留居异域，或以「苦力贸易」、「猪仔（女的称「猪花」）贩运」（赊单苦力）等形式被掠往海外当劳工而形成的华侨社团、社区，是海商建立商业网络中在海外一头的网点。侨居东南亚的华商，除通过其散置网，推销接应商品外，还传递信息，使家乡对远方异国的商情了如指掌，对各种经济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他们对珠江三角洲作出的种种的返馈，诸如投资于沙田的开发，引进作物新品种、商业信息、企业经营的经验和知识、先进技术等，对推动当地的农业商业化、农产品加工业和商业性手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将部分的商业利润，投入滩涂的开发，是包括海商在内的商人对家乡的一个重要贡献。要将滩涂开垦成良田，工程浩繁，费用巨大，历时长久。先要抛石拍围，淤积成陆后再于四周筑大基，内筑棋布的小基。要先植芦荻，再易种以草，继种香蕉、虾稻等耐咸作物。需经数年，十几年，乃至数十年方可成田。曾参预开辟沙田的龙廷槐（乾、嘉时人）说，「计其圈筑之费与年岁之久，其值亦与买置中腴之田相比」(120)。据笔者的研究，一般地说，一亩白坦的工筑费为十余两,加上花息银2两，收回成本大约要15年左右(121)。嘉、道时人陈在谦也说：「有沙田十亩者，其家必有百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有百亩者，必有千亩之资而始能致之也」(122)。可见承垦沙田者，非大族势家、商贾富户不可。一般的贫民小户是不可能染指的。

引进作物的新品种，也是侨居海外的海商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贡献。例如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首先从安南耐旱、高产作物番薯引进其故乡东莞，即一例(123)。

华侨中的一些精英，将在侨居地学到一些新技术和一些近代经营管理的知识，以及积蓄的资本带回珠江三角洲创办近代的企业。最为突出的是，华侨陈启源，带着他在越南由法国人建的丝厂学得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资金，于1872年回到家乡南海县简村。次年创办继昌隆丝厂，率先引入先进的机器缫丝工艺，并加以改进。机器缫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又远胜于手工缫丝。在国际市埸上，厂丝的价格较土丝高出约三分之一，而且销路通畅。机器缫丝业一经出现，「各处闻风兴起，纷向南海、顺德产蚕地方竞相设立」机器缫丝厂(124)。80年代初，南海、顺德有十余家。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增加到五、六十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陆续增建新厂。单顺德一县，于1911年已有142家以上。到了20年代, 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业已增达200余家(125)。值得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较之于江南地区，是晚兴起的蚕丝区，但在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机器缫丝厂设立的数量、资金、以及工厂的规模均超过江南，其中一个原因是资金上享有海外华侨商人汇款的优势（126）。由于机器缫丝厂的大量发展，厂丝逐步取代土丝，至本世纪20年代，如前所述，丝货（包括水结和丝织品）出口价值约占广州出口总值的70--80％，成为广州外贸的主体产品。蚕丝业不仅和侨汇成为珠江三角的两大经济支柱，而且也是广东全省的经济支柱。这里应当指出，陈启源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着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先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世纪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郭乐、郭泉兄弟开办永安百货公司，蔡兴、蔡昌兄弟开设大新百货公司等。这著名的三大百货公司的总部虽然都设在香港，但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是巨大的。先施和大新还在广州开设有分公司。该三大公司都有在广州开设旅馆业等，而且皆兼营储蓄业，「隐然商店与银行相结合」（127）。

又如美国侨商陈宜禧于光绪32年（1906）回台山，自己筹款，自己设计，修筑新宁铁路。时间上虽然稍迟于潮汕铁路，但它是纯粹由民族资本兴建的头一条铁路。

航运业的近代化，也主要是由海洋经济的产物近代买办商人推动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上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原与西商有种种联系的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有人甚至说，50年代上海有8万广东人。此说不确，但其人数在当时上海人口中占比例之多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人口的素质亦高（128）。19世纪70年代，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几乎都是由珠江三角洲，尤其是香山县的买办商人支撑的。先后主持局务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都是香山人。香山县买办郭甘章在70年代初，也已在香港置有多艘轮船，从事航运业了。他们在广东地区着重发展内河和沿海内港的小轮船化，并仿照西方致力于以广州港市为中心的航道网络和港口、码头的建设(129)。70年代中期，华商梁定荣在家乡佛山创办广德泰轮船公司，「置海舶由粤直走天津」(130)。自光绪24年（1898年）清朝政府颁布「内河行轮章程」后，小轮船公司蜂起。光绪26年（1900年）全省小轮已达200艘。其中洋商的小轮船只占极小部分(131)。珠江三角洲的水网区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不仅乡镇间有互通小轮船，而且与邻县、佛山、省城等地也有轮船往来，甚至「凡在略有市厘交易之乡镇，每日间小轮经过开行，纵或无二次，亦必有一次」(132)。1911 年广东拥有的内港小轮船310艘，占全国同年内港小轮船的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省(133)。内河的轮运（含九龙、拱北的内港轮运数）约170余万吨(134)。成为全国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台山的公益埠和香洲商埠，同样是由侨商伍于政等开辟的。1903年在香港创办的四邑轮船公司、1910年在广州创办的侨轮公司等,也是出自侨商之力（135）。

华侨还在能源、工矿，以及银行、百货公司等方面，建立起近代企业。作为民族工业，有的还属国内所首创。例如，旅日华侨卫省轩于光绪四年（1879）在佛山开办巧明火柴厂；美国华侨黄秉常、李荣邦1890年在广州开设的发电厂等。华侨开办的金融业，也令人注目。银行、银号（钱庄）和侨批业（经营侨汇业务）等，几乎遍布整个侨乡。20世纪20年代，顺德甚至成为广东省金融业的中心（136）。

根据从海外返馈的市埸信息，迎合西方顾客的喜爱、耆好而创制了花茶、彩瓷等新产品。如前所述，花茶就纯粹为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喜爱而研制出来的。又如所谓「广彩」的陶瓷，也是完全为投西方人的所好而在广州创制的。据文献记载，「其器物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工。」这里是说贩运来景德镇烧造的白瓷器，在广州的河南、西村设厂开炉烘染。「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137)。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乡土、家族观念的驱使，侨居各地的华侨，将积攒的资金，汇回家乡。19世纪末20世纪初, 侨汇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这些侨汇，除部分用于侨眷的消费外，其馀的被投入当地的建设。关于侨汇，我们尚缺乏完整的确切的数据。最早的估计数字是187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省上议会所作的美国华侨汇款每年平均为1亿8千万美金。又据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查银行汇票总簿的记录，20世纪头几年, 华侨汇款回广东省的最多一年为一千五、六百万元，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等地汇款未计在内（138）。这仅限于一国一地的数额。有人估计，珠江三角洲要县每年可达数千万元。侨汇不仅为家乡的商业化和沙田的开发提供了资金，而且成为家乡的近代化建设的资金来源。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华侨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达2亿4 千万元。其中工矿业为2125万元,占总投资的8. 8％, 商业服务业、金融业、交通业为8778万元，占36.5％, 房地产业为13188元,占54.7 ％（139）。

这里不难看出，侨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其商业的成功，以及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家乡的商业化和近代化。处于三角洲边缘的广州、澳门和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与世界各国往来的通道。从汉代的「译长」到近代的买办，从唐宋的「蕃坊」到近代的洋行，三角洲历来就有服务于外贸的专门人才，就有专辟为外商居住之地和由外商设置的商务机构。有的外商因久居三角洲而加入当地户籍。珠江三角洲作为海洋经济的前沿地带，当地人或参与其事，或耳濡目染。他们既吸取了西方有用的知识，又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进行商业化和近代化。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蚕丝区进行缫丝工业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本世纪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应该说是有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由于古老的广州港市经济的特殊性，它的繁荣并不能带动其所在地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进步。北宋以前，珠江三角洲依然是一片局促南隅，沉睡未醒的荒服之地。宋代以降，北方士民的南迁，尤其宋室南迁，偏安临安之际，北方士民的集团性移住，为珠江三角洲提供初步开发的机遇；宋元围筑堤围，兴修水利，正是其初步开发的标志。明中叶广州市场的转型，又为珠江三角洲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使其进入了开发深化的阶段。三角洲人善于把握机遇，作出合理的抉择。他们一方面 将这片浅海滩涂开发成适合种植经济作物的良田；一方面以外贸为先导，开拓市埸，以出口贸易带动各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推动农业商业化，使珠江三角洲变成海洋经济的基地。

珠江三角洲人本是由北方的士民不断移住，并和当地土著融化而成的；自明代晚期以降，又不断流布海外，尤其鸦片战争后，大量移殖海外，流布四方。历史造就他们敢于开拓、敢于创新、富有冒险的精神。浓郁的乡土观念，又使他们以其事业的成功经验、以其从西方学得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来促进或具体邦助珠江三角洲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清末民国年间，珠江三角洲已实现了以出口贸易为主体的海洋经济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照搬西方的一套，例如，农业的商业化是保持小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西方的农埸式；缫丝工业近代化时，二百多间机械缫丝厂，也分布在乡村、墟镇，而不是城市。近年来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发达，应该说是这种历史的合理传承。

顺带指出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珠江三角洲人面对这一历史潮流性的转型，再次迅速作出抉择，率先按照市埸经济的轨道运作。在短暂的二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绝非偶然。同样是当地人与侨居各地的华侨华人在这块充满产业革命精神的土地上，携手共创的结果。

附记：

承审稿人提出许多改进意见，特致谢忱。

又，本文定稿后读到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一书。在此书中，作者以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站在世界史的高度，详细论述了以广东为重点的中国蔗糖的生产与运销海外各地的情况，本文来不及吸取该书的研究成果，颇感遗憾。笔者已组织人员正在翻译成中文，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释

(97)秦汉时期已有华人移居北朝鲜和越南。在过去视为藩属国, 并没有视之为华侨。宋代，文献上出现关于华人在东南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片鳞只爪的记载，但缺乏实证性的资料。明初，南海人（一说澄海人）梁道明曾被聚居三佛齐（今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推为首领，一度建立地方性的政治实体；郑和下西洋时，南洋地区确实存在一些华侨社团，但只是偶发性个案，并没有形成风气。

(98) 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2，「香山」。

(99)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2，〈兵部.广东〉。

(100) 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2〈上潘大巡广东事宜〉。

(101)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暹罗按语」。

(102) 《明宣宗实录》卷108，宣宗八年。

(103) 民国《福建通志》卷34，列传24，〈黄光升传〉。

(104)郭春震，〈备倭论〉，见乾隆《潮州府志》卷40，「艺文」。

(10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谷」条。

(106)王 予，〈王司马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238。

(107)参见朱德兰〈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7卷第2期（84/9），页53--75。

(108) 周玄 韦，《泾林续记》页37，见《涵芬楼秘笈》第8集。

(10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

(110) 转引自《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一辑，页177。

(111) 〈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简要报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页119。

(112) 转引自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二辑（1957年4月）。

(11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银」条。

(11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贪吏」条

(115) 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口岸一。

(116) 《南海九江关树德堂族谱》卷17，〈皇清直隶州州同达轩关君墓志铭〉。

(117) 参见田汝康，＜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设》8－9期（1964年8月）。

(118) 参见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人口问题〉，《清史研究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6 辑，页141--168。

（119）叶显恩等，〈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收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即由稻禾出版社出版。

(120)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1。

(121)参见拙稿《珠江三角洲商业代化与社会变迁》第四章，〈宗法土地制度与商业化〉（未刊稿）。

(122) 陈在谦，〈与曾勉士论沙田书〉，《广东文征》第辑。按：陈在谦，广东新兴人，嘉庆甲子（1804年）举人，官清远县教谕。

(123) 杨宝霖，〈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之最早之地〉，见《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306--312，。

(124)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3，页26。

(125) 参见程耀明，〈清末顺德机器缫丝业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见《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37—278。

（126）参见 Robert Y.Eng .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Chin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1986) P.183。伍若贤教授在这部研究中国丝业的专著中，以广东实即珠江三角洲与江南的蚕丝业，就工厂的设置、技术、投资、劳动力、原料—蚕茧等方面作了比较。

（127）参见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章，第三节「广东华侨投资的百货业」；谭仁杰〈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见《广东文史资料》，第62期（1990年）；陈醒吾〈马应彪与先施公司〉，见《广州工商经济史料》（广东人民出入社1986年出版）；按陈醒吾以先施百货公司文具部副部长（1919年担任）的身份回忆说，先施创办于1910年。但综合多方面军资料作出判断，创办的时间当应在1900年。最有说服力的是先施公司25周年纪念册上就写明：1900——1924。见前揭林金枝书页562。

（128）、（129）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页193－215。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粤籍人及其在客民中的重要性，叶文注（26）已引用冯尔康教授赠阅的《清代广东人在上海》一文（未刊稿）的数据（见前书212—213页），于此不赘。

（130)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

(131) 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页82，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132)《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30年，卷下，「三水」。

(133)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宣统三年，卷下，「通商各关内河轮船按年挂号总数」。

（134）参见蒋祖缘主编，《广东航运史》（近代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85。

（135）参见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年论文集》页193－215。

（136）林金枝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广东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章，「广东华侨投资的各类工业」；第17章，「广东华侨投资的金融业」。

（137）刘子芬，《竹园陶录》（美术丛书四集第10辑）卷2 ；蓝浦撰，郑廷桂补辑，《景德镇陶录》（美术丛书二集第8辑）卷2，。

（138）参见郑林宽，《福建华侨与华侨汇款》，页26。

（139）参见许檀，＜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与近代化＞，《清史研究》第3期（1994年7月），页7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