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距今七十多年前民国政府对本部开发活动的进行了回顾，指出当时的开发主要局限于农业开发。但是由于政府忙于内战，开发仅仅限于在今天的关中一带，作用较小。回顾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西部开发也许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部；农业开发

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于东部，要缩短东西部之间这一差距，就必须开发西部。近来中央号召“西部大开发”，以加速西部落后地区的建设。实际上，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日，七十多年前，国民党政府曾有“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大西北”实际上就是“西部”的一部分。本文拟略述当年开发大西北和紧接着抗战时期西部地区农业开发的概况，希望对今天的西部开发有所借鉴。

一、1932年提出开发大西北

“大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但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开发大西北似仅指陕、甘、宁一部分地方。1928～1930年，陕甘宁一带连续三年特大干旱，泾渭诸河水涸，可以行车，粮食无收，哀鸿遍野[1]。政府机关和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募捐，进行救济。但面对这样严重的旱灾，似不能止于临时性的救济，应有进一步措施，因此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

当时说的开发大西北，实际是开发大西北的农业。农业开发要依靠农业科学，可是那时西北地区竟无一所高等农业学校，故开发大西北必须从兴办农业教育入手，为此决定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威胁西北农业最主要的是旱灾，兴修农田水利当然更刻不容缓。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时提出“十年万井”计划，即在西北广凿水井，用以灌田。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陕西蒲城人）则在陕省当局支持下，全力以赴地兴建大型水渠以解决引水灌溉的问题。

李仪祉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执教于河海工科大学（今南京河海大学前身），历任治理黄淮等水利机关要职。此次西北特大旱灾后，主持陕西水利局，首先兴建的是泾惠渠，于1930年10月动工，所需经费除省府提供一部分外，主要由华洋义赈会[2]承担。1932年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完成放水，效果显著。第二期工程继续进行，至1935年全渠竣工，可溉田50万亩[3]。

据调查，泾惠渠附近棉田，修渠前常年亩产籽棉二三十公斤，修渠后产量大为提高，最高的亩产可达170公斤。修渠前每亩地价仅值一、二元，水渠建成后，亩价涨到百元左右[4]。据说那时农村穷困，常有铤而走险的农民，拦路勒索抢劫，但遇水利局职工，只要提出证件，便能放行，决不留难。可见水渠嘉惠陕西之钜，农民对水利局爱戴之忱。

在泾惠渠完成后，关中又动工兴建洛惠、渭惠、梅惠三渠。有水源可供引灌之地始能兴建水渠，否则惟有求助于凿井。前述于右任提出十年万井计划，每眼井一般可灌旱田30亩左右。20世纪30年代关中凿井不多，40年代陕省农业改进所曾组织凿井队在秦岭北麓凿井多眼，在离水源较远之地凿井抗旱亦起一定作用。

兴办农业教育是开发农业的基础工作，前述1932年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至1934年部分校舍建成，开始招生。首先招收的是水利系本科预科各一班，又招收职业学校的农科、林科各一班。到1936年全部校舍建成，设水利、农艺、林业、园艺、畜牧兽医、农经6组，全面招生[5]。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该校首先招收水利系的本科及预科，说明水利科系的被重视。当年李仪祉主持修建泾惠等渠时，所有的高级技术人员大多是他任教河海工科大学的毕业学生。继泾惠等渠后又修建多条水渠，因此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人才确是当时陕省的迫切任务。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辟有大面积之林场，设有森林研究单位，1933年聘请德国林学家芬次尔博士主持其事。芬次尔又以陕省府高级顾问名义兼任省林务局局长，认真擘划，全省设林场7处、苗圃若干处，发展林业。森林与气候有密切关系，当时陕省十分重视林业。芬次尔大约于1936年病逝于陕西，是开发大西北的一大损失。

畜牧在西北农业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畜牧业是开发大西北农业的一个重要项目。传染性很强的家畜瘟疫是畜牧业的主要威胁。1933年，政府在兰州设西北防疫处，初设时设备简陋。1934年，国民政府直属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兰州成立畜牧改良场，又充实了西北防疫处的设备。后来农林部又在兰州设西北羊毛改进处。该处曾先后从新西兰购买纯种毛用羊百余头，又从新疆购得改良的毛用种羊百余头，在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设站，用人工授精术与民间母羊配种，以改良羊品种。农林部又在兰州、西宁成立兽疫防治处，并设厂制造牛瘟血清疫苗等，供西北地区防治兽疫之用[6]。

综观20世纪30年代前期开发大西北，大概因限于经费和人力等原因，当时切实进行的就只兴修水利和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二项，就地区上说，这两项措施都在陕西关中。“开发大西北”这个口号给人的印象是目标很大，而当年实际进行的却只水利、农教、兽医二、三个项目，地区主要在关中，和口号相比，显得很不相称。不过兴修水利和兴办农业教育，确是开发大西北农业最迫切需要的，目标明确，措施专一。当时从事此二项工作的人都认真负责，踏实工作，因而取得很好成绩，为以后开发大西北奠定基础。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入了抗战时期。

二、抗战时期西部农业教育的发展

抗战前夕，西部地区的高等农业学校除成都的四川大学农学院和上述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外，尚有规模很小的两所，一所是兰州学院1932年增设的农业专修科，另一处是重庆的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系。农业科系不是这二所学校的主体。当时西部地区仅此四所。抗战期间则有较大发展。兹将抗战期间西部六省增设的高等学校农业科系列举于下：

陕西 1937年北平大学农学院随校迁至西安，次年在陕南的勉县开学。1939年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成立西北农学院。1946年时，该校共有10系。

甘肃 1932年兰州学院内增设的农业专修科情况不详。1946年，由兰州学院扩大而成的兰州大学内增设兽医学院。翌年该学院独立为国立兽医学院。1939年教育部在兰州成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校中农业方面设有畜牧兽医、农艺、森林、农经、农田水利等。

新疆 1941年，新疆学院内增设农艺及畜牧兽医二专修科。

四川 1935年，四川省立农学院与重庆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四川大学的农学院，1944年时设有6系。30年代前期四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于重庆，设有农业系，前已述及。1937年，该校改为四川教育学院，农业系改为农业教育系。1939年，教育部在乐山及西昌分别设立中央及西康二所技艺专科学校，前者设农产制造科，后者设农林科。1941年，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增设农业专修科。

贵州 1941年，贵州省成立农工学院，次年改组为贵州大学。其农学院设有3系。

云南 1938年，云南大学增设农学院，设有5系。

综上所述，抗战之前西部6省只有4所高等农业学校，抗战期间，设有农业科系的高等学校增至11所以上。再加上外省迁入的6所[7]，一反过去西部地区农业教育十分冷落的局面，农业教育兴旺发达，反映农业开发的加强。

三、抗战期间西部粮食生产的开发

粮食是坚持抗战最重要的物资，农林部为此特设粮食增产委员会，省县各级亦设粮食增产机构，督促后方各地开展粮食增产运动。战时后方人口陡增，市场上对粮食的需求亦随着增加。在政府机关督促和市场需求刺激的双重影响下，推动了战时后方各地粮食生产的开发。因小麦的统计资料比较完整，现以小麦为例，将西部六省战前的1931～1937年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统计数的七年平均值和战时战后1938－1947年十年平均值列表于下：

省别|1931－1937年七年平均种植面积（千市亩）|1938－1947年十年平均种植面积（千市亩）|1931－1937七年平均产量（千市担）|1938－1947十年平均产量（千市担）

四川|15538|21873|36258|48670

云南|3619|5305|6132|9169

贵州|2375|4093|5021|7358

甘肃|7002|10695|7515|11670

陕西|13170|22594|13742|29616

宁夏|286|489|391|681

据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稻麦杂粮部分第15－19表及第21表统计数计算而得。

据上表可知，西部六省1938年以后小麦种植面积及产量的十年平均值，比1937年以前的七年平均值高出三、四成左右。其他粮食作物因统计资料不完整，此处未加利用，估计情况和小麦大致类似。其实只要看抗战期间全国大量人口拥到大后方来，而西部各地粮食供应有时虽较紧张，但未出现严重匮乏现象，一直支撑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就充分说明战时西部地区粮食有较多的增加。是农业开发工作起到一定作用。

四、川滇黔开发植棉及改种美烟

在生活消费品中粮食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棉花。西北地区产棉较多，西南地区夏秋多雨湿天气，病虫滋生，不利于植棉，因此，这些地区植棉业向来不很发达。例如四川，抗战前所产棉花仅供本省需要的1／3，其余依靠外省输入[8]。云南植棉原来就不多，从20世纪初洋纱洋布输入后，用本省所产棉花纺纱织布成本高、品质劣，不能和洋纱洋布竞争，以致云南植棉就更少了[9]。至于贵州，道光年间该省巡抚贺长龄就曾说过：“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女红不勤，谋衣艰于谋食。”据估计，抗战前黔省棉田面积仅占该省夏季作物总面积1%－2％[10]，全省所用花纱布基本上都赖外省运入。抗战期间外省输入的来源断绝，本省就不能不多种些棉花。抗战前川滇黔种的棉花基本上都是中棉；抗战期间，三省除推广部分改良中棉外，也推广美棉，如脱字棉、德字棉、福字棉等。抗战八年，川滇黔植棉业有较大发展。现将三省抗战前七年及抗战八年棉田面积及产量平均数列表于下：

省别|1931－1937年七年平均棉花种植面积（千市亩）|1938－1945年八年平均棉花种植面积（千市亩）|1931－1937年七年平均棉花产量（千市担）|1938－1945年八年平均棉花产量（千市担）

四川|2468|4113|691|1112

云南|131|255|36|62

贵州|254|449|70|112

据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上表所示，川滇黔三省抗战八年棉花种植面积及产量平均值均比抗战前七年的平均值高出六成左右，棉花产量增加，大体上维持了抗战期间大后方人民穿衣上的需要。

这里还要说一说云南木棉。20世纪初，云南开远县城西有一座吕祖殿，殿旁有一株木棉树，此树种于何时？从何处引进？均不可考。1920年，开远县实业局采收其种籽，在附近林场种植，以后邻县蒙自、建水等民间亦零星引种[11]。抗战期间棉花供应紧张，云南农业机关认为木棉可以开发利用，乃在开远设木棉试验场进行研究，曾育成新的品系。旋又成立木棉推广委员会，在滇南一些县设农场推广。至1944年，全省共植木棉六万余亩。推广木棉是抗战期间云南农业开发的一个项目。

烟草大约在17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栽培，采收烟叶晒干后卖给作坊，制成旱烟水烟等。农家栽种的这种烟草，现在一般称之为“土烟”。土烟不适于制造卷烟。制造卷烟用的烟叶是20世纪初外商英美烟公司为在中国设厂制造卷烟而开始从美国引进的。烟叶采收后经过烘烤，作为制造卷烟的原料，故称为美种烤烟。山东潍坊、河南襄城、安徽凤阳是抗战前集中生产烤烟的地方。西部地区种的都是土烟。

抗战开始后，财政部为实行烟类专卖，在大后方发展卷烟业，提倡种植美种烤烟。1938年，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在贵阳试种美烟并开始选育适于贵州栽培的美烟品种[12]。四川省亦于1938年开始试种美烟。川省农业改进所在成都平原的什邡、新都、郫县等地设置烟草试验场、烟草改良场、烟草示范场等，从事烟草品种选育、栽培方法的改良和推广[13]。1940年时，四川推广美种烤烟1400亩，1941年增至6700亩。1942年，云南省财政厅设立云南烟草改进所，推广美种烤烟5000亩，这年贵州省生产烤烟叶3000担[14]。以后西南地区栽培美烟迅速增加。生产烤烟发展卷烟业是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农业开发的项目之一。

五、川滇黔蚕业的改进和开发

在历史上，四川蚕业比较发达。20世纪初，江浙蚕桑业用近代科学改进而欣欣向荣，四川蚕业则因军阀连年内战及其他一些原因而趋于萎缩。1932年，中国科学社在四川举行年会，出席年会的科学家认为四川蚕业的条件较好，可以开发，乃向四川省府建议效法江浙，运用近代科学改进育蚕技术，发展蚕业。川省当局接受这一建议而请求中央给予援助。全国经济委员会派员入川考察后，于1934年从江苏购买一代杂交改良蚕种5000张及散卵若干，在巴县、璧山等地推广，这是四川饲养一代杂交种之始。1936年，川省建设厅在南充成立省蚕丝改良场，办理全省蚕业改良工作。1938年又成立蚕业推广委员会，将全省划为七个蚕桑推广区，进行蚕业推广。因江苏沦陷而来川的江苏女蚕校师生则在乐山设立蚕丝改良实验区，指导乐山一带各县蚕农改进养蚕制丝技术[15]。抗战八年，川省蚕丝业有较大发展。

云南蚕业基础远不及四川。1939年，云南省当局接受江浙来滇的蚕业工作者的建议，决定改进和发展滇省蚕桑业，成立云南蚕桑改进所，向四川购买桑秧蚕种，在楚雄、保山、弥渡等县推广。同时在滇越铁路沿线的草坝地方占地85000亩，用其一部分栽桑养蚕，成立“云南蚕业新村”。1940年，云南大学增设蚕桑专修科，后又增设蚕桑系。1946年草坝的蚕业新村制蚕种25万张，其中一部分支援收复的苏、浙、粤三省恢复蚕业生产[16]。

贵州遵义放养柞蚕始于18世纪中叶。1938年贵州省农业改进所于遵义设柞蚕试验场，划遵义、桐梓等县为推广柞蚕示范区。1940年，内迁的浙江大学抵达遵义的邻县湄潭。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经费在湄潭设立蚕桑研究所。浙大蚕桑系参加该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个研究课题为改进柞蚕放养技术，解决了贵州放养柞蚕的留种问题[17]。

抗战期间，通过改进蚕业技术，开发了川滇黔三省的蚕业生产，增加了蚕丝的产量，每次从国外运送抗战物资来华的汽车或飞机，回程时则满载出口物资外运，蚕丝是当时重要出口物资之一。

六、陕甘宁边区的开发

前述1932年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但兴修水利、兴办农业教育主要都在关中地区进行，很少触及陕北地区。陕北是在1935年冬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后才得到开发的。

1937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1939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三十里铺开办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设农艺、园艺、畜牧三部，校内附设边区农业试验场。这些设施标志着边区政府注意到用近代科学来开发边区农业。1941年，该试验场并入前一年在延安杜甫川建立的光华农场。光华农场是以饲养奶牛、种植蔬菜果树为主的保健产品农场，边区农业试验场并入后，光华农场改称“光华实验农场”，其任务在于集中技术力量，从事作物及家畜的品种改良和耕作饲养技术的改进等实验。这一调整，说明陕北的农业开发工作有所深入。为了对付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包围封锁，克服包围封锁所造成经济上的困难，1942年底中共中央又发动“大生产运动”，也就是扩大开发的规模，以达到生产自给的目的。

开发农业所采取的措施不外兴修水利、选用和推广良种、改进耕作饲养方法等。当时陕甘宁边区兴修的工程很多，但以小型为主。靖边县1939年动工的灌溉水渠是当时区内水利工程中最大的，全长五华里，有万亩农田受益。推广的作物良种有谷子、玉米等，金皇后玉米就是此时刘少奇从华北引种到陕北的，单产比当地农家种高出一倍。

据记载，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一年，即1936年，陕甘宁边区生产粮食103万石。经开发，产量逐年增加，到1944年，粮食年产达200万石以上，比红军到来之前粮食的年产量增一倍以上。

1935年以前陕北产棉极少，所需棉花及棉织品基本上靠关中及晋南提供，经开发棉业，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棉布三分之二可以自给[18]。20世纪40年代光华实验农场除种蔬菜果树外还引种草莓甜菜等，并用土法制糖。畜牧方面曾用纯种滩羊改良本地的绵羊，用河南奶山羊与本地山羊杂交，以提高产奶量。光华实验农场试制牛瘟血清疫苗成功，边区畜牧业有了保障。经过数年开发，边区农业生产面貌大大改观。

七、结束语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民党政府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当时进行的开发大西北，规模很小，侧重在农业方面。在那个时代，军阀混战，各霸一方，国民党政府争权夺利，亦忙于内战，它所统治的只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几个省，再加上财政拮据，所以当时着手开发的仅局限于陕西关中。“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政府西迁入川，沦陷区和战地大批人民转移到大后方的西部地区，神圣抗战，才突破了大小军阀割据的局面。为了支援前方对日作战，维持后方人民的生活，农业工作者无不埋头苦干，从事西部地区的农业建设。由于农业开发，使得抗战八年，军粮民食无虞匮乏。近年中央号召西部地区大开发，把西部大开发列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我们期待当前蓬蓬勃勃地西部大开发的胜利前进！

注释：

[1]《农业周报》3卷3期。

[2]1917～1920年，华北及西北发生严重水旱灾害，中外人士组织救灾团体募款赈济。这些团体在北京联合成立“国际统一救灾总会”。1921年，赈务结束，尚有二三百万元救灾余款。各救灾团体认为救灾不如防灾，于是将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改组为“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作为中国救灾防灾的永久性机构。其任务为在华北一带经常受灾地区兴建农田水利及帮助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等。

[3]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7章。

[4]薛光前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

[5]《西北农业大学校史》。

[6]程绍迥：《三年来之渔牧建设》，《农业推广通讯》5卷7期；又据《中农月刊》5卷4期报导。

[7]1937年中央大学农学院迁重庆，其畜牧兽医系迁成都；同年金陵大学农学院迁成都。1938年上海复旦大学迁重庆后，次年增设农学院；1939年山西的铭贤学校迁至四川金堂后，改为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3年升格为铭贤学院，该学院农业部分设有3系；1940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迁至贵州湄潭；河南大学农学院迁至陕西宝鸡，其畜牧兽医系于1939年并入西北农学院。

[8]胡竟良：《四川植棉之新希望》，《农报》5卷16－18期。

[9]奚元龄：《云南植棉概况》，《中国棉讯》2卷19期。

[10]彭寿邦：《贵州之棉花》，《农业推广通讯》8卷3期。

[11]姚钟秀：《中国木棉推广区域之探讨》，《农业推广通讯》6卷7期。

[12]伍运滋等：《贵州烟草发展梗概》，载《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

[13]余学熙：《四川之烟草》，《中农月刊》8卷2期。

[14]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第3章。

[15]尹良莹著：《四川蚕业改良史》。

[16]常宗会：《一年来云南之蚕业推广》，《农业推广通讯》3卷1期。

[17]陈金生：《黔北之柞蚕业》，《农业推广通讯》5卷3期。

[18]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史稿》第16章。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in the 1930s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tivities related to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in the 1930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former Republic of China. Due to the Civil War, development program was limited to agricultural field in Guanzhong Area (in middle of Shaanxi Province), which exerted little influence. But there is still something in the process that we can make use of in today‘s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Key words: West China；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