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城镇位于江西北部，当赣江与修河人鄱阳湖之处，水运发达。明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江西著名的四大商镇之一。乾隆至咸丰以前，达到鼎盛时期。此后随着大庾岭商道的逐渐衰落，吴城镇在商运上的重要性不断下降。1916年南浔线开通后，大批商货改走涂家埠至九江一线，吴城镇的颓势已成定局。1939年3月，日军炮轰吴城镇七天之久，街屋毁损70％以上，昔日的会馆商号多成废墟，所剩人口不足两千。1954年，从直属南昌市的新建县划人永修县，这一变动的实质，是吴城镇的经济功能已经失去，省城放弃了对它的直接控制。以后镇区建设很慢，到1991年9月才通电灯，1992年底才有穿湖而过的简易公路，但到洪水季节，还要靠小轮船进出。如今之吴城镇充其量只是一个农村小镇而已，可视为近代以来江西商贸衰落的一个缩影。由于多种原因，对吴城镇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1992年以来，笔者曾多次赴此地考察，文献与口碑资料都有所收获。本文即为日后系统研究的开篇。

一

吴城镇濒临鄱阳湖，东西只有四五华里长，南北之间不过两华里宽，形状很像一支牛角的上半段。其地初名吴山，属汉海昏县地。三国时东吴大将太史慈于此筑城驻军，故而得名“吴城”①。到南朝永嘉年间，因彭蠡湖区向南扩展，旧海昏县治废，部分居民遂移居吴城，故民间一直有“沉掉海昏，浮起吴城”的谣谚流传。

吴城又称“两水夹流”之地。在当地，赣江称前河，修河称后河。前河水面宽阔，常年通航，向南180里水路可抵省城南昌。唐末五代以后，鄱阳湖区加速南扩，原来一些沼泽区都连成水面，更利于航行，吴城即为由长江人赣江水系的门户和重要埠岸。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置新建县，吴城镇处其最北端。又因濒湖地势低下，一直被称为“下新建”。修河自西而来，河窄水浅，每年都有一段枯水期，但一直是赣西、赣西北山区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输出的重要水道。从明弘治朝开始，官府还在吴城设置兑粮水次，有专仓屯运宁州、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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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奉新、靖安四县的漕粮①，加强了吴城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联系。又出于稽私和兵防的需要，还在吴城设置了巡检司和驿站。不过，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起兵路过吴城，造成较大破坏。万历初，又遭连年大旱和流行传染病，“村市疫死无算”。到万历十年后，逐渐恢复繁荣的镇市“不下五七百烟……依然贾舶官舰，络绎不绝”②。然而，在官修的明代方志中，还找不到一个正式建制的“吴城镇”。在往来文人的诗文中，也只称“吴城山”或“吴城驿”。在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和其他地理书中，后人所谓“江西四大商镇”中唯独不见有吴城镇。这说明至明后期，吴城规模尚有限，很可能还不是正规建制的“镇”。再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四人商镇中唯有吴城是一个单纯的行船过往埠岸，没有独特的手工业产品可以使之闻名于世。

入清康熙朝以后，吴城镇更加繁盛，“五方杂处，千家烟火”③，已有“西江巨镇”④之称。“毗于南浙闽粤，大江之所出荆襄会焉，故诸州之宦游互市者相踵。”⑤“其去来帆檣，如梭走锦，眩人目睫。”⑥镇市内“商贾辐辏，烟火繁而圜闽丛。市厘萦叠，几天隙地。”⑦外省及江西各府县的客商先后在吴城设立会馆，镇中人口大量增加，故乾隆时方志已将吴城与南昌并论，称其“米粟半恃外郡”⑧。与此同时，周边的濒湖诸县也在不断围湖垦田，扩大耕地面积，这些地区的农产品源源输入吴城，同时又买走在吴城转销的手工业产品。吴城在清前期所以有很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着对周边不断扩大的农垦区的依托。随着镇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官府的行政管理也在不断加强。乾隆三十一年，将原属南康府分管的军捕厅改归南昌府直辖，并改为同知署。乾隆四十四年，新建县又在吴城设立主簿署。至此，从行政机构设置的等级上说，地处“下新建”的吴城镇，足可与新建县城相颉颃，成为县境北端的又一个中心。就清代江西的整个市场体系和商运网络而言，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标志着吴城从此成为有特别行政级别的“镇”，最终确立了其重要商运口岸的地位。

乾隆到咸丰以前百余年间，是吴城镇商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进出江西的大批商货都在吴城转输，经济功能已经超过省城南昌。光绪后期，商部派驻江西的官员对此有明确的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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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道光二十九年《新建县志》卷六八，(雍正)张坦麟《请查吴城水次废基疏》。

 ②  (明)邹元标：《望湖亭记》。

③  同治十二年《新建县志·艺文》，魏双风《重修望湖亭记》。

④  道光二十九年《新建县志·艺文》，杨周宪《吴城石堤记》。

⑤  (清)李光坡：《义建江西吴城八闽会馆碑记》。

⑥  道光二十九年《新建县志》卷六八，雍正张坦麟《请查吴城水次废基疏》。

⑦  (乾隆)叶一栋：《重修望湖亭记》。

⑧  乾隆五十四年《南昌府志·风俗》。

(江西)各处市镇，除景德镇外，以临江府之樟树镇、南昌府之吴城镇为最盛……吴城濒江而瞰湖，上百八十里至南昌，下百八十里至湖口。凡商船之由南昌而下，由湖口而上，道路所经，无大埠头，吴城适当其冲。故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销。四省通衢，两埠为之枢纽。迨道光二二十五年，五口通商，洋货输入。彼时江轮未兴，江西之贩买洋货者固仰给广东。若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凡江汉之间需用洋货海味者，均无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之道，多取径江西。故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点；外销之货，以吴城为极点。加以漕折未改，岁运粮米出江。每值粮船起运，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①

发达的商运为吴城带来空前的繁荣，流传下来的民谣唱道：“嘉庆到道光，家家喝蜜糖。十八年洪水没上坂，狗都不吃红米饭。”到清中期，镇内已有常住人口七万余，流动人口二万多，人口密度甚高，“六坊八码头，九垄十八巷”的社区格局，至此时已经形成。

说明这一时期吴城繁荣的直接材料，我们还可找到两条。一是吴城万寿宫的修建，道光《新建县志·寺观》记载颇详：

    万寿宫，在吴城后河。顺治年间建，乾隆间毁。嘉庆十一年合镇绅商捐费万金复建。正殿中三尊神相，旁列十二真人。殿后为玉皇殿，殿右为谌母阁，左为观音堂，堂后为三元佛祖堂，下为清心精舍。外有牌坊，坊东为天花宫，大王庙；西为白马、五显二庙。道光二十年，正殿中梁坠，绅商复捐金万余修葺，以余赀造逍遥别馆。  自是气象置换反应薪皇，与玉隆、铁柱二宫相埒。

在吴城这样一个三面环水，容易被淹的地方，建万寿宫，崇祀许逊，其畏水、防洪的寓义自不待言。但它是吴城社区形成并达全盛时的神庙建筑，嘉、道两朝十年间两度重金扩修，更是商镇繁荣、镇商经济实力强的表现。还值得重视的是造成“与玉隆、铁柱二宫相埒”这一效果的意义。“玉隆”即玉隆万寿宫，在南昌西北60华里的西山，故也称西山万寿宫，相传是晋朝许逊故宅和得道飞升之处，是江西万寿宫的正宗祖地。至迟在南唐时已有修建记载，北宋更名“玉隆万寿宫”并加封号。元明清历加修葺，一直纳入龙虎山天师道体系中，香火极旺。西山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新建县城腹地的“上新建”，万寿宫也是这个政治控制中心的一个种文化象征。“铁柱”则指省城南昌市内的万寿宫，因许逊以铁柱锁地脉的传说而得名，早在唐代已经建有铁柱观，此后历代加修，规划不断扩大。相比而言，吴城万寿宫显然是后起之秀，是吴城已形成赣北大型经济市镇后的文化象征之一。加上水运便利，吴城万寿宫对周边诸府县产生明显的影响。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与吴城隔湖相望的星子县、都昌县(旧属南康府)、鄱阳县、余干县(旧属饶州府)，以及一些九江府的香客，都只朝拜吴城万寿宫，而不必再去新建西山。其中许多香客都在吴城批发市场上购买火化纸(冥钱纸)等商品回去零售。吴城作为赣江下游与修江流域的经济中枢，纸是其转口外销的几大宗商品之一。就此而言，万寿宫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实质是吴城商镇经济辐射力的一种表现。

还必须提到的是，吴城万寿宫就是吴城的江西会馆。吴城一直有48座会馆的传说，可能有所夸大，而且大多数会馆的始建时间已难得其详。据实物及口碑资料考察，到抗战以前至少有近二十所会馆及公所，其中外省会馆有徽州、山西、全楚(两湖、实以湖南为主)、广东、福建(共两座，分别称上、下天后宫)、潮汕、浙宁、麻城等，再就是江西各府县十多个会馆。每个会馆中，都祭祀其地方神或乡贤，如徽、晋商分别祭朱熹与关公，福建会馆祭妈祖。全楚会馆祭神并不明显，但在吴城影响特别大，这与咸、同年间曾国藩、彭玉麟等率水师驻防吴城，大力扶持湖南商人分不开。因而，人数毕竟占多数的江西籍商人，需要有一种与之抗衡的形式和场所，遂和江西商人在外地的做法一样，建起万寿宮祭祀许逊。至今老辈人的口碑，都会自豪地提到宫前坊牌的精致和气派，并特别指出门口的戏台很大，但下面只用了一根柱子支撑，以显示江西人出色，独树一帜。各地商人会馆的并立争雄，应是商镇经济繁荣的直接产物。

二是嘉庆二十年开始，吉安府商人重修吉安会馆，扩大了占地面积，购买了库房，后院盖起戏台，画栋雕梁，飞檐耸宇，工艺精巧，到道光七年全部完工时，共费银22534两。②而吉安商人在吴城镇的实力还是比较弱的，在后来成立的商会中连一个议董都没有。但从建会馆的费用说，已不可令人小看。相比而言，在当地更有影响和地位的徽晋等商人的财力更大。抗战时期，吉安会馆幸免于炮火，至今门首与画墙基本完好，立于主街的一侧，成为昔日繁华市镇的珍贵遗物和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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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西官报》光绪丙午二十七期，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

②       会馆旧址内嘉庆二一卜三年《重修吉安乡祠合德堂记》碑及道光七年用款刻碑。

二

吴城镇商会，正式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它是清廷实行“新政”以后，商部催令各商埠速办商会的直接产物。此时，集商镇、税卡、淮盐人赣第一口岸、军防要地诸功能于一身的吴城，业已通轮通邮，更得风气之先，故其商会的成立只稍迟于省会南昌和景德镇，与临川、高安二县同时，是江西率先成立商会的商镇之一。①商部派驻江西的官员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吴城镇)为商贩往来之区，素称繁盛。(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各帮商董议设商务分会，公举光禄寺署正衔朱锡龄为总理。由商务总会禀报农工商部立案。三十三年二月，奉批核准，加札委用。缮发图记式样，该分会于四月初五日刊就开用，禀报本局备案查核。②

其实，“素称繁盛”的吴城镇此时已露衰败征兆，洋货不断倾人。就在其商会成立前夕，“九江美孚公司派人在吴城镇开设行栈，分销火油，实属显违约章。经新建县禀知赣抚瑞鼎帅，批饬洋务局转饬吴城镇同知，就近勒令闭歇”③。而在1906年南昌教案发生后，英国政府已公开提出了“开吴城为商埠”的要求。故成立商会，显然也是官绅及镇商试图振兴商务，协力对外抗争的举措之一。

然而，成立之初的商务分会全体董事的情况，已经失载。现知最早一份确切的董事名单，是宣统己酉年的(1909年)，时隔两年。总理还是朱锡龄，其他董事是否有过改选，不得而知，但可以断定，这份名单是最贴近首届商会情况的，依然十分珍贵，④照录于下(见表1)。————————

①《东方杂志》第三年三期。

②  光绪丙午年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新建县》。

③  《东方杂志》第四午九期“各省商务汇志”。

④  宣统元年六月<华商联合报》第九期。

按当时清廷拟就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设立商务分会的省城以下“商务稍次之地”，董事应在10至30人之间。当选董事应是“行号巨东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来为一方巨擘者”，“其于该处地方设肆经商已历五年以外，年届三旬”，且为各商推重者。①对照可知，吴城镇成立商务分会，以及议董的人数和年龄等，都是完全照章办理的。由此，我们也可对当选正式议董者在吴城商界的作用及地位作一基本定位。至少有一点已经清楚：所有正式议董都是捐了官衔或功名的，至少是监生，这在清末各商埠口岸的商会董事中，是极普遍的现象，在身份上已区别于一般商人，吴城亦莫能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10名外省籍议董中，徽商占了五分之三，总理也在其中。以行业论，6名徽商中，钱商2人，典当业1人，总理朱锡龄执业的“厚昌公”实际是个盐仓，直到民国时期仍以转运淮盐为主，极少零售。朱氏还在光绪末年开设了私人钱庄“福宏”号。徽商传统的经营特色在吴城同样非常明显。清嘉、道间，人们已称“吴城镇为徽商辐辏之区”②，首届商会的人员组成，的确反映出徽商所占的优势。另外，2名闽西籍商人都经营烟业，地域性的经营特色也很分明。14名江西籍正式议董中，抚州临川县有3人，奉新、新城(即民国以后的黎川县)、南昌三县各2人，相对集中，这些府县都在赣中以北地区，体现了一些传统商品和运输航道与吴城镇的联系。而吉安府及赣南地区三府州的商人无一介身其中，也是一目了然。显然我们还没有确切资料说明吴城商会会员有多少，总共包括了多少个行会，但在其商业性质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首届商会的构成，应是清中期以来吴城商界基本构成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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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方杂志》第一年(1904年)第一期“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

②  同治十年《黟县志》卷，《人物志·朱承训传》。

商会成立后，显然介入了对商务及社区生活的管理。但就在宣统乙酉年三月底，吴城镇商会却因禁止演戏事，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骚乱，一个月后的上海《华商联合报》即予以报道：

                     江西吴城镇商务分会禁演戏始末

      江西省新建县属吴城镇，为江省第二门户，商旅繁盛。前因唱戏滋事，经该镇商务分会禀呈该镇同知王儒楷出示禁止在案。旋因东岳庙仍然唱戏，经王司马将该庙会首胡小江拿办。讵地方棍徒于三月廿八日聚集多人，沿街勒令闭市，如不从者，用石乱击，以致闭市一日，王司马率同该镇主簿并税局委员安太守排解被击，并将税局哨弁巡勇击伤五人，吴城营参将弹压劝导，亦不解散，后将胡小江释放，始行开市。

商会禀请禁止演戏，文明之作为也；司马拿办会首，正当之办法也；该镇棍徒竟然勒闭市肆击伤员弁，此所谓野蛮之举动矣。不知者以此次肇衅，商会实为厉阶，夫岂其然!①

报道为何人所写虽不清楚，但其本意显然是为吴城商会辨诬和张目。此时禁止演戏的背景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清末官府到处禁演民间小戏，以此控制可能借机活动的各种会党；另一方面，也确实含有破除民间各种迎神赛会，改变民风的新因素。按一些神仙书的记载，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的生日，这次唱戏的直接动因当是为东岳神过生日，一般都伴随着菩萨出游等较大规模的社区的庆祝活动。但在吴城镇实地考察后还会发现，这次冲突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新生商会与某一部分土著力量之间的矛盾。在吴城，大大小小的神庙20多个，其中东岳庙最多，六个坊区各有一个。每个东岳庙中，都摆了一张漂亮的绣花床，镇民皆知的一个口碑，说东岳神是樊家的女婿，其妻就是樊梨花，绣花床是为他们夫妇回娘家准备的。这个戏剧化色彩极浓的传说本身已无须甄别，但吴城的樊姓确是土著十大姓之一。②旧时吴城有樊家祠堂，还有樊家垅、樊家山等地名。东岳神与樊家结亲的传说，很可能与樊姓确立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有关，能够在六个坊区中都使这一神话偶像化，至少说明樊姓在早期土著中人数是不少的。为东岳庙演戏，“地方棍徒”竟可“沿街勒令闭市”，说明此前在这一天是闭市的，而且已经出现过的“唱戏滋事”，也许就与此有关。商会请求禁止，也含有保护商业活动的用意，可以说，这是商会成立后，在参与管理社区生活方面遇到的挑战。虽然与商会站在一方的已是政、军、税等整个管理层，但也不得不以释放会首换取开市，充其量算打了个平手。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动乱相随。地处交通要道的吴城自然首当其冲。首先是会党的劫掠骚扰，《江西民报》民国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即以“吴城民团惨杀志”为题报道之：

    吴城自光复后，某会遂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除收警察费外，勒令每户出钱若干。日夜聚赌，并放火烧王某衣庄，肆行抢劫。又谋杀何东升，将尸弃诸湖中，后被渔船捞起，始行埋葬。旧历二月二十七日，又携手枪杀器，数十人入刘明莲家，将刘杀死。“又闻杀毙刘明莲之次日，该团长陈福山在万寿宫演说，此时杀人不算甚事”。

报称“某会”即吴城的洪江会。当时江西许多地方会党活动日益猖獗，为所欲为，闹得民怨沸腾，在吴城杀商人、勒索钱财，只是其中一斑。好在此时已走马上任的第四任江西都督李烈钧，决意严厉镇压会党，以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生活。吴城刘明莲妻赴省城控告后，杀人首犯即被押解南昌受审。

吴城土著叶氏的族谱，则记载了“二次革命”时期商镇遭受的又一次劫难。1913年7月，已被免职的前督军李烈钧以江西首先发难，湖口起义，通电讨袁。震动海内。因此，很快导致袁世凯的军事讨伐，其海军协同作战，下马当，占湖口，迫使李烈钧部退守吴城镇。袁军复以士兵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骗过吴城守军，一举攻占之。叶浚挺身斥敌，便是在这一情势下的被迫之举。浚字深仲，号哲臣：“兵溃，敌军过吴境，肆意掳掠，无家或幸免者。绅商敛迹，市面狼藉甚。公居乡，家亦被毁。毅然出，质诸该军司令，词严义正，闻者皆动容，阖境如获安。时兵悍将骄，无人不为公危。公为顾全桑梓，其他未暇计也。”③北洋军阀时期，“北兵”掳掠江西绅商市民屡见不鲜，但在吴城这次堪称先声。从总的发展看，随着大庾岭商道的衰落，民初的吴城镇在商运方面的重要性日益下降，这次乱兵过境，“绅商敛迹，市面狼藉甚”，对商业的破坏显然不小。日后商镇的经济活动仍可恢复，但愈发失去昔日的气势和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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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宣统元年四月三十日(1909年6月17日)《华商联合报》第八期“海内外商会纪事。

②  吴城镇居民在明洪武初期的战争中，有比较大的变化。当地民谣先称土著“十大姓”，即“卢吕邹章樊，殷杨万段谭。”后来吕谭二姓势微，民谣又改为：“上不要吕，下不要谭。”

民国26年修《吴城叶氏族谱》第一册。

三

第二份《吴城商会职员表》，见载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三年七号，时间是1916年7月1日。原表中本有“被选年月”一栏，但全部空缺，故和前文所述首届商会之间，是否还有其他改选过程，不得而知。原表如表2。

对照董事名单，可知是前届董事继任的有6人，即：许世瑗(继任会长，正泰钱)、李义钏(天成酒号)、江图霖(永昌隆钱)、林华玉(同茂祥烟庄)、李猷章(永孚油行)、喻香山(鼎新{兴}和油盐店)①。

商号未变但执业者姓名已经更变的有3人：厚昌公盐仓(朱锡龄／苏翰)；志诚南货店(吴求垲／汪世楷)；鸿发祥烟店(邓心芄／余盈科)。

后届商会的详细情况，现无具体资料可以说明，但它是袁世凯政府1914年颁布新《商会法》，并在次年底再作修改后，则是无疑的。因而不失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代表，值得重视。若将它与前届商会中外省籍董事和江西籍医生晤听执业情况作一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经营项目和特点，而且也可以看到民国初期吴城镇商业的部分新内容，详如表3。

比较可知，外省籍商人对金融、典当及盐业的控制，与江西商人在粮食、食油、麻、夏布等业上的传统优势，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保持了一种惯性的基本平衡。外省籍商人中实以徽帮为主，特别在钱业中，后届徽帮董事的力量明显加强。新加入的福泰庄，是吴城最早的私人钱庄之一，成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合股资本5万元，设在商业最繁华的豆豉街。②金融、典当、盐业的实力都比较雄厚，资金便于调头，做的都是大本买卖，而且可以多业兼做。在吴城，盐商、钱商常常利用特定的地理优势做木材生意。木材外运要的资金多，周期又长，风险也大，一般商家不敢涉足。但只要做得起，将木排放到长江下游的安庆、南京、常州等地，获利至少在一倍以上，所以钱庄尤热衷此道。因而，木业董事都是江西人，只能说明有江西人在吴城专营木材，而并不足以反映木业经营的全部情况。金融为百业枢纽，故早期商会的总理、会长皆非钱庄老板莫属。徽商在吴城钱业中势力大，所以在商会中的领导地位不易旁落。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有改变。

后届商会中江西籍董事的最大变化，表现在潦河流域诸县及新建县商人的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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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喻香山的“字、号”当有区别。铺号“新、兴”之异，应是同音的混用或字误，南昌、新建二县都是南昌的附廓县，笼统而言都可称“南昌人”再推算喻氏年龄的变化，也应是同一人。

②  民国25年《江西年鉴》“金融业．钱庄”。另一家私人钱庄为宏大庄，合股资本6万元。

潦河是修河支流，靖安、奉新、安义三县皆属其流域，尤其是靖、奉二县，山地面积分别占79％和48％，由潦河人修河再到吴城，是其以土纸为大宗的农副产品外运的主要孔道。这三县的商人合计已有8人，占正式议董的五分之一强。加上猛增为8人的新建县商人，一共占了正式议董的43．24％，比例甚大。没有任何变化的则是吉安，赣南两大区域的商人仍无一人，这不是偶然的，说明其商人在吴城还形不成一种势力。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反映吴城商镇对赣江流域的直接经济辐射能力只在下游和鄱阳湖周边地区。中游以上，则属于樟树镇和其他镇市的经济“辖区”了。

后届商会中纸商一下子增至11个，大有翕然而起之势，映射了此时以传统原料和工艺生产的土纸业在吴城的集中程度。对此，将有专文论述，兹不展开。江西商人在粮食业的集中，既表现了修河流域及新建县濒湖地区粮食外运的惯性运动，也体现

了吴城周边农耕地区的农副产品对商镇的支撑。换言之，粮油除了一部分经吴城转运外地，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供应了常住吴城的几万居民和大批水上流动人口。洋油业是近代以后输入的一个新经营项目，看来主要由江西籍商人控制。在民国六年以前，吴城镇经营的洋油主要是美国美孚火油有限公司的煤油，其中心，是该公司在南昌的公司经理赵赣卿开设的“仁记”洋油号。①祥昌轮船公司，最早是1904年(光绪三十年)吉安富商徐竹亭等人以八万元资金在九江创办的民族资本轮船企业，1905年2月开始，以三艘轮船在赣江下游及鄱阳湖区航行②，吴城的祥昌公司即其分公司。

最后，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16年的这一届商会，也是吴城镇走向彻底衰败前夕的最后一届商会。1904年开始酝酿筹建的南浔铁路，于1916年正式通车，这就意味着江西传统的赣州——吉安——樟树——南昌——吴城——湖口入长江的水运体系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了一条由南昌——九江人长江的新运输路线。从宏观上说，这是天津条约后长江沿线各口通商的必然要求，是江西腹地经济由北路卷人世界体系的结果。就吴城镇而言，遂由江西全省商货外销的极点和必由商埠，变为偏离主线的一个小口岸。而且，由于在南浔线中段出现新兴的商镇涂家埠，恰好在修河流域至吴城镇之间，打上了一个阻隔的楔子，至少有茶叶、麻与夏布等商品转而由涂家埠转九江出口。所以，涂家埠在商运方面的重要性日益超过吴城镇，对吴城镇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此后，从商品内运方面看，食盐成为主项，虽然与江西民生关系密切，但财政的意义更大，而不可与其他一般商品的流通相提并论；从商品外运方面说，最大宗的只是木材，从赣江上游下来的木排带来人数众多的排工，给吴城镇的商业和服务业带来畸型的发展。到1928年召开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大会时，吴城镇商人对自己的执业之地已无自豪之感：“吴城为新建县属之一隅，地处偏僻，本无繁盛可称。乃因水路交通，始成一小小镇市。迨南浔铁路通车后，商业日见萧条。”③商镇还存在，商号还有两百多家，但吴城已非昔日之吴城。所以，1916年吴城商会的情况，展示了发生这一划时代变化之前的最后一个断面，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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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昌工商史料》第一辑，姚寿山文(1987)；《江西近现代人物传稿》第三辑．赵赣卿。

②  《江西内河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4章3节，第147页。

③  民国十七年五月《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