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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农业概况
从万县到宜昌之间的三峡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陡峻，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其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大大落后于峡区两侧的江汉平原和四川盆地。
不利的地貌条件，虽然严重阻滞了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但是，这并不妨碍早期的先民们在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河川谷地里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因为在社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初始阶段，人口数量有限，生产规模也有限，对于当时来说，峡区内水土丰腴的河谷，其农业生产条件，并不比平原地区逊色多少。所以早在距今约5000至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峡区就普遍出现了以大溪文化为代表的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
大溪位于峡区中部巫山县的长江南岸。从20世纪2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调查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在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又相继进行了三次系统的发掘。同时，在邻近的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了一批同样性质的文化遗存。在此基础上，逐步弄清了这是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原始文化，并把它命名为大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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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述“三峡地区”，是指万县至宜昌间长江的沿岸地区以及此区间内长江支流所涉及的流域区。
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三峡及其以东的江陵周围地区，而且从出土器物可以看出，这种文化虽然也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是三峡地区所特有的早期文化遗存。峡区内已经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址，除了大溪本地之外，主要还有巫山县城、秭归朝天嘴、龚家大沟，宜昌杨家湾、清水滩、中堡岛、伍相庙、三斗坪、白狮湾等地，分布比较密集。
反映大溪文化农业生产水平的，首先是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在出土的生产工具当中，石斧、石铲、石锛、石镰所占比例最大，在有些遗址中甚至可多达数千件。这些石质工具一般器身较大。大溪墓葬所出的一件厚重长条石斧，长38厘米；其他遗址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石斧则长达43厘米。同时，大多数石器器身较薄，并大多是用河卵石打制后加以琢磨而成，刃部锋利，这些石器的规格和形状都非常适用于农业生产。另外还出土有蚌镰等其他材质的农具，说明农业已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和较高的生产水平。
聚落的延续时间和规模，是原始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另一项重要表征。因为比较稳定的农业生产，是聚落长期延续和大规模发展的先决条件。大溪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大多既深又厚，一般距地表3米以上，文化堆积厚度则常常超过2米。经C（上14）测定，证明聚落的延续时间一般都在几百年以上。为了建造能够长期居住使用的房屋，人们花费了很大功夫。这些房屋一般是先挖出墙基的沟槽，用红烧土碎块和黏土填实，建成土筑墙根，墙根之上的四周墙壁，普遍是在立柱之间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抹泥，成为编竹夹泥墙。室内的地面，下部用大量红烧土块铺垫得相当厚实之后，再在表面涂抹细泥，然后再度用火烧烤结实。这种精心构筑的房屋，当然不会是短期使用的临时性住所。大溪文化遗址的聚落规模也比较大，其中最大的遗址面积可达6万平方米。即以大溪遗址而论，包括聚落和墓葬区在内的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仅墓葬就清理了207座，说明这一聚落已具有相当程度的人口规模。
除了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聚落遗址之外，在大溪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稻谷壳，可以更为直接地证明其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这些稻谷壳一是掺和在房屋烧土地面的泥土中；一是掺和在烧制的陶器内，起着增大拉力、防止破裂的作用。有些遗址的稻壳标本，经过技术检测，已被鉴定为粳稻。尽管许多人据此推断当时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斟酌，但在生活中这样大量使用稻谷壳，确实足以说明稻谷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之一。
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是否已居于主导地位，现在还不易过早地做出结论。除了农业之外，渔猎等经济形式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鱼、龟、狗、猪、牛、羊等动物的骨骼，还有用鱼、龟、狗殉葬的情况。此外还发现有蚌制工具和象牙圈等动物骨器以及陶制猪头形炊爨支座，渔猎用具则有鱼钩、石矛、骨矛、石镞等。其中的象牙圈有人怀疑是外来物品，但古代中国大象分布极广，当时三峡地区本来应当有野象生存，所以完全可能为当地所产。由上述骨骸和相关器具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渔猎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有人根据出土的猪骨和陶制猪头形炊爨支座，推断当时已普及人工饲养猪，这当然是完全有可能的。除此之外，采集业也是人们获取生活物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茂密的山林中，到果实成熟的季节，采集各种野生的果实，是比种植粮食和猎取野兽都要远为便捷实惠的食物来源，人们自然不会弃而不用。
如上所述，大溪文化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显然其农业生产已经出现很长一段时间。分布在长江三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另一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城背溪文化，时代稍早于大溪文化，出土陶器中也包含有不少大溪文化的原始特征，显示出两者具有前后承递关系。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到三峡地区更早的农业萌芽。
三峡地区的城背溪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西陵峡一带的长江岸边或临近长江的低矮山头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秭归柳林溪遗址。柳林溪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空龄峡出口处的北岸，为崇山峻岭所环绕。遗址中出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显然已经有了经常性的农业生产。
由此再向前追溯，虽然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三峡邻近的长阳等地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但在当时人们只能依赖采集和渔猎生存，农业文明的曙光还没有透入峡区的山谷。①
二、宋元以前的农业开发
元代以前，历史文献中对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状况记载不多，因此目前只能根据仅有的部分资料，勾勒从先秦直到宋元时期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大致轮廓。
需要指出的是，曾有一些学者依据州、郡一级的户口统计和全国田土总数，通过种种方法，测算过三峡地区的人口数量、密度以及土地垦殖指数，借此看似相当精确地“量化”了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我认为，至少对于宋元以前来说，这样的推算，完全是建立在研究者主观虚拟的基础之上，没有具体的事实依据。因此，对于研究长江三峡这样狭小而自然环境又很特殊的地理区域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反而不如定性的描述来得更为真切可靠。所以，在此不准备采用这种方法。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后，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相对于全国许多地区来说，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进程显得十分缓慢和落后，甚至直到宋代，还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做官，每缺一县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②，不得已而勉强来三峡的人，则“以夫饮食之粝，使令之朴鄙，遐晞近瞩，荒梗而萧寂，则皆有佬傺不自聊之心，往往愁居懑处数日而觊去”③。其农事之萧索而不足称道，自然可想而知。对此，当时人做过很具体的对比描述．如大约写于魏晋时期的《建平郡嘉禾诗序》谓：“湖楚之北，郡十有二，归之地最为墝瘠。”④东晋南朝时所写的《荆州记》也称这一带“郡少农桑”⑤。又南宋人度正云：“蜀分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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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节主要参考和依据如下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王杰：《大溪文化的农业》，载《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又《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91。
②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③ 《蜀藻幽胜录》卷三，宋李皇《云安橘官堂记》。
④ 《舆地纪胜》卷七四“归州风俗形势”引。
⑤ 《舆地纪胜》卷七四“归州风俗形势”引。
而夔峡地瘠薄，稼穑艰难，最为下下。”①陆游则谓三峡归州一州，“州仓岁收秋夏二料，麦粟粳米，共五千余石，仅比吴中一下户耳。”②其实归州在三峡地区来说，其农业还不算太差，宋代主要是因产盐而设立的大宁监，“田赋不满六百石”③，境况更为萧索。
由于土地开垦程度很低，“山荒人民少”④，直到唐宋时期，峡区内的老虎还频频经行城邑聚落。杜甫在云安和夔州居留时曾用“人虎相半居”⑤、“虎穴连里闾”⑥和“夜半归来冲虎过”⑦等诗句来描述这种情况，欧阳修在夷陵时也写有“县楼朝见虎”的诗句⑧。除了老虎以外，其他一些对原始自然条件依赖较强的大型野生动物，如犀、象等，在唐宋时代似乎也仍在峡区内活动。杜甫在夔州时曾用“山寒青兕叫”来描写当地的风光。⑨“青兕”就是一种犀牛。又如陆游在三峡新滩见到当地未曾出嫁之卖酒女，其发髻上多插有手掌大小的“大象牙梳”⑩。乡姑村妇，自然不会市之他乡，这牙梳应当出自当地捕获的大象。峡区习俗，遇大旱则放火烧山祈雨，杜甫在夔州曾见山火累月不息⑾，可见大多山地尚且荒芜未垦，从而为这些大型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条件。
不过这种落后和萧条，都是相对于农业发达地区而言。就峡区内部来说，其农业生产也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的。
春秋时期，三峡地区有巴、夔两个诸侯国。巴国居川东，包括峡区西部地区；夔国大致在今秭归一带，俱见称于《左传》。巴国经常附从楚国，但有时也与楚人相对抗，战国时与中原七雄并称为王，最后在秦惠王时(公元前316年)为秦人所灭。夔国则自称与楚同族，同楚国关系更为密切，却在春秋时即为楚国吞并。巴、夔两国特别是夔国能够在峡区立国，说明峡区内的农业生产仍具有一定水平和规模，与周围地区的差距还不算特别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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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度正：《性善堂稿》卷六，《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
②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③ 《舆地纪胜》卷一八一，“大宁监风俗形势”引《大宁方志序》。
④ 《杜工部集》卷六，《柴门》。
⑤ 《杜工部集》卷六，《客居》。
⑥ 《杜工部集》卷六，《课伐木》。
⑦ 《杜工部集》卷七，《夜归》。
⑧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⑨ 《杜工部集》卷一五，《雨》。
⑩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⑾ 《杜工部集》卷六，《火》。
秦取巴国后设置巴郡。约略同时，楚国在峡区东部设置巫郡。其各自属县，已难以——考定。不过秦统一以后历代所设立的县，文献记载基本清楚，借此可以勾勒出三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和耕植区域拓展的大致轮廓．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县的设置要以农业人口和农耕为基础，设县数目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土地垦殖数额的增长。下面就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峡区各县的位置，来看一下其农耕范围的扩展进程。
秦朝在峡区内仅设有朐忍和巫两个县，反映出其垦殖范围与春秋战国时相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增长，农田垦殖还局限在濒临长江的很小一部分地区内。
两汉时期峡区内农业生产出现较大发展，沿江设立的县增加到四个，比秦代增长一倍。尽管我们不能机械地由此推断两汉时期的农田比秦代有了成倍的增长，但这一时期峡区的农田垦殖范围，无疑已有较大幅度扩展。
三国及两晋南北朝是长江三峡土地开垦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峡区内的人口和农田又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表现在设县方面，就是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开始由沿江地带向山地深处延伸。如蜀汉设立的北井(今巫山县北)、孙吴设立的兴山(今兴山县北)、西晋设立的泰昌(今巫山县北)等，都已离开江岸很远。此外，设在今万县的羊渠和开县的汉丰，也始置于这一时期。这说明沿江自然和交通条件都比较好的河谷地带大多已被开垦，所以人们开始向山区深处去开拓耕地。
隋代是峡区农垦发展的另一重要时期，其主要变化是在长江边上又增设了巴东县，说明沿江地带人口密度进一步加大，相应地则必然要有更多的土地被垦殖。唐宋元时期大致沿承隋代的格局，没有明显变化。这大体上也就是现代的县市分布格局，它表明峡区深处的宜垦河川谷地也已耕垦殆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依赖开发山地。在这一时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宋末孟珙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和屯田大使，曾在这一带大兴屯田，史称其“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①。虽然孟珙此举对于秭归以东峡区东部的农业开发会有所促进，但所开垦的屯田，恐怕主要集中在宜昌以东的峡区以外，在峡区以内不会开垦很多田地。
在隋代以后的唐宋时期，留下了许多关于长江三峡山地进行畬耕的记载，表明峡区山地开发已经比较普遍地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山地畬耕在这时刚刚出现。根据前述峡区内设县的增长情况，可知从三国时起，远离江边的山区深处已经迁入许多人口。这样留给当地土著(所谓“蛮夷”)的河川谷地势必越来越少，他们只能被迫向山地移居。涪州旧“图经”云：“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②这在很大程度上，讲的就应是汉人或汉化程度较高的人居住平川、蛮夷诸族居住山地的情况。三峡地区本多少数民族，见称于魏晋时期的就有“濮”、“奴”、“獽”、“蜑”等③，唐宋时则多“獠民”。杜甫寓居夔州时就用有一个名叫“阿叚”的“獠奴”④；他还在一首诗中说当地“儿童解蛮语”⑤，可见这里“獠民”之众。而在宋代，三峡一些地区甚至有“夷夏相半”的说法⑥。首先进入山地从事畬耕的，很可能就是这些土著。
简单地说，畬耕或畬田也就是所谓刀耕火种，这是一种非常粗放的土地垦殖形式，当然也非常落后．宋人范成大途经三峡时曾写有《劳畬耕》一诗，描摹畬耕情形。他在诗序中对三峡的畬耕情况，做了很详细的记述：⑦
畬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至当种时，伺有雨候，则前一夕火之，借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无雨反是。山多硗确，地力薄，则一再斫烧始可艺。春种麦豆，作饵饼以度夏，秋则粟熟矣。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财用三四斛了二税，食三物以终年。虽平生不识粳稻，而未尝苦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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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四一二，《盂珙传》。
② 《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风俗形势”引。
③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④ 《杜工部集》卷一四，《示獠奴阿鼠》。
⑤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
⑥ 《方舆胜览》卷五八，《归州风俗》。
⑦ 见《石潮居士诗集》卷一六。
范成大给畬耕的山民描绘出一幅粮丰食足的喜人景象，宛若世外桃源，其实未必尽然。由于地广人稀，尽管种广收薄，在风调雨顺时山民确实尚可支敷食用；可是一旦遭遇水旱之灾，犹如悬挂在山坡上的畬田毫无抵御能力，难免大幅度歉收或者根本无法下种。宋人李复所作《夔州旱》一诗，就生动地反映了夔州畬田因七月、八月持续亢旱而饥民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的情景①。畬耕还很不稳定，一块地烧畬种植一年之后，下一年就要换到其他地方烧畬，不能连续种植，往往“比及八九年复一种，俗云十年一佃”②。
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唐宋时期，畬耕已经成为三峡地区的一种重要耕作形式，以至竟被干脆称作“刀耕火种之地”③，或谓“其俗刀耕火种”一。这种粗放的山地畬田，与山下河川谷地中的普通农田相比，耕作方式差别极为明显，由此构成了峡区内的垂直农业景观，成为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一大特色。
水稻在河川谷地的农作物中占有很大比重。由前述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即已广泛种植稻谷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其悠久的历史。到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在夔州白帝城附近的东瀼水滨垦种水稻，“延袤可得百数顷”⑤。至迟到唐代，峡区种植水稻已实行移栽插秧，在生产技术上并不落后⑥；质量较高的粳稻已是峡区水稻的主要品种之一⑦，特别是东瀼水畔的东屯稻田，所产稻米品质优良，竟为全蜀第一⑧，可见已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不过并不是所有河川谷地都普遍种植了水稻。宋人所撰《龟灵志》谓“峡路在巉崖崄峻之中，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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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复：《潏水集》卷一一。
② 《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风俗”引‘夷陵旧志”。
③ 汪应展：《文定集》卷四，《御札问蜀中旱歉画一回奏》。
④ 《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风俗形势”引《龟灵志》风俗门。
⑤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夔州府”引《舆地纪胜》佚文。
⑥ 《杜工部集》卷六，《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⑦ 《杜工部集》卷六，《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叚往问》。
⑧ 《方舆胜览》卷五七，“夔州古迹”。
刀耕火种，唯涪梁重庆，郡稍有稻田”①。由此可见，虽然三峡地区在条件较好的一些河谷地带种有稻田，但并不能说已遍及所有河谷。杜甫有诗描写三峡耕作状况：“治生且耕凿，只有不开渠。”②说明当地很少治渠灌溉，这样自然无法普遍种稻。因此直到唐宋时期，三峡地区被人津津乐道的大片水稻，还只是公孙述所垦殖的百顷稻田。如杜甫诗：“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③。范成大亦有诗：“东屯平田粳米软，不到贫人饭甑中。”④稻谷播种面积有限，穷人当然更不敢奢望了。
峡区的旱地作物主要有麦、粟、豆三种。前引范成大《劳畬耕》诗序谓畬耕山民终生依赖这三种粮食度日，知为山区畬田所普遍种植。又如上所述，河川谷地尚远未普遍种稻，也应播种有相当一部分旱地作物。杜甫居夔州东屯平野，身处百顷稻田之中，却也常常吃面食，有诗云“裂饼尝所爱”⑤；又有诗云：“相携行豆田”⑥；很可能都是附近平川所种植。范成大入蜀时在三峡东部大丫隘处有诗云：“峡行五程无聚落，马头今日逢耕凿。麦苗疏瘦豆苗稀，椒叶尖新柘叶薄。”⑦讲的也像是隘谷内的景象。此外，峡区还种有一些早熟麦类作物。如杜甫“徼麦早向熟”诗句中的“徼麦”⑧，讲的应当就是一种耐寒早熟、适宜于高山种植的麦类作物。但究竟是荞麦、大麦，还是燕麦，已不易考究。
在三峡地区还种植有一些可以替代粮食的块根块茎类植物，芋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杜甫在夔州有诗句“紫收岷岭芋”⑨，反映了当地普遍种芋的情况。至宋代夔州的芋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特产，与其并列的还有贯瓜、畴、区和蔓菁几种特性相近的植物⑩，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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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风俗形势”引。
② 《杜工部集》卷一六，《戏作俳谐体遣闷》。
③ 《杜工部集》卷一四，《夔州歌十绝》。
④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歌》。
⑤ 《杜工部集》卷六，《信行选修水筒》。
⑥ 《杜工部集》卷六，《甘林》。
⑦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五，《大丫隘》。
⑧ 《杜工部集》卷六，《客堂》。
⑨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⑩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又《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夔州府”引《舆地纪胜》佚文。
曾用“冬菁饭之半”的诗句，来形容蔓菁在当地饭食构成当中的重要地位。①
三峡多山，对于粮食作物的种植，有很多限制，可是却适宜种植果木。因此这里有许多果园。比如杜甫寓居夔州时，即曾拥有占地四十亩的果园②。果木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柑橘。西汉就在朐忍、鱼复两县专门设有橘官③，说明这里出产的柑橘，品质好，数量比较可观。至唐代峡、夔两州仍以柑橘为土贡④，宋代柑橘仍是夔州的特产⑤。杜甫在夔州写有“此邦千树橘”的诗句⑥，居所附近也有“柑林”⑦。欧阳修居夷陵时也咏叹道：“绿丛红橘最宜秋”⑧。可见柑林橘丛已成为三峡的显著景观。除了丹橘黄柑之外，同类果木中还有柚，也见于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⑨。
荔枝是峡区的另一特产水果。白居易谓“荔枝生巴峡间”⑩，说明唐代三峡肯定栽种荔枝，尽管其产量不一定很多。又黄庭坚过万州，写有“官数荔枝来”⑾的诗句，范成大《夔州竹枝歌》亦有云“荔子天凉未肯红”，他在万州也见到粗大的荔枝树⑿，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并可说明荔枝也是宋代三峡地区的特产。
此外，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果木，主要为桃、李⒀、梅、杏、柰、梨⒁、栗⒂、枣⒃、石榴、枇杷⒄等。其中有些果品，品质甚佳，如其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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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工部集》卷六，《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② 《杜工部集》卷一七，《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
③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土。
④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⑤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
⑥ 《杜工部集》卷一四，《暮春题滚西新赁苹屋》。
⑦ 《杜工部集》卷六，《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
⑧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夷陵书事寄谢舍人》。
⑨ 《杜工部集》卷一四，《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王喜堂记》。
⑩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荔枝图序》。
⑾ 《山谷内集诗注》卷一四，《万州下岩》。
⑿ 见《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又《臭船录》卷下。
⒀ 《杜工部集》卷一四，《寒雨朝行视园树》，《刘宾客文集》卷二七，《竹枝词》。
⒁ 《杜工部集》卷一四，《竖子至》。
⒂ 《杜工部集》卷一四，《从驿次苹堂复至东屯》。
⒃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卷一六，《又呈吴郎》。
⒄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歌》。
实之大，杜甫竟用“过拳”来形容。①
上述果品，其中有一部分要出卖给过往行人等，如范成大诗中所吟：“新城果园连瀼西，枇杷压枝杏子肥；半青半黄朝出卖，日午买盐沽酒归。”②但卖果所得无几，恐怕也只能贴补一下日常用度。即以峡区产量最多的柑橘而论，虽然未必像峡区东面产柑橘更多的江陵府那样低廉到“朱橘不论钱”③的地步，但杜甫在夔州时却深为感叹：“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④，可见种植柑橘并没有太大的收益。
至于蔬菜，在河谷川地种植应当比较普遍，杜甫在夔州时即拥有嘉蔬名数不一的菜园，而实行刀耕火种的山地则很难说。其具体品种不易也没有必要一一论列，可以举述杜甫所提到的芹、莴苣、莲以及瓜(青色，品种不详)、葵，以见其园蔬之一斑。⑤
茶是三峡地区的重要饮用植物。这里产茶历史悠久。大约成书于魏晋前后的《桐君采茶录》，即记载巴东出产一种叫做“真香”的名茶，“煎饮令人不眠”⑥。唐人谓“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的野茶树⑦。陆羽所见《夷陵图经》亦谓三峡黄牛诸山“茶茗出焉”⑧。唐宋时三峡地区的峡、归、夔诸州都以茶为土贡或特产⑨，说明峡区所产茶叶值得称道。其中尤以夔州的香山茶和峡州的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繁等茶最为著名，均属国中名品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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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工部集》卷一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②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夔州竹枝敢》。
③ 《杜工部集》卷一四，《峡隘》。
④ 《杜工部集》卷一四，《暮春题漫西新赁草屋》。
⑤ 《杜工部集》卷六，《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莱督勒耕牛兼书触目》，又《种莴苣》、《园人送瓜》卷一四，《秋野》卷一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⑥ 《太平御览》卷八六七，“饮食部”引。按：《御览》引作《桐君录》，作者不详，有人认作梁陶弘景所撰，不知何据。《桐君采药录》，陶弘景《本苹经集注》“序”在论述前人本萆著述时提到此书(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苹》“序例”引)，《隋书·经籍志》也把它列在陶氏《太清草木集要》之前。说明《桐君录》绝非陶氏所撰，且成书必早于陶弘景．
⑦ 陆羽：《茶经》卷上。
⑧ 陆羽：《茶经》卷下。
⑨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土产”，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归州土产”。
⑩ 《唐国史补》卷下。
唐代，峡州的这些名茶还被列为整个山南道的最上乘佳品①。另外归州则以白茶为特产②。不过上述佳品都产量有限，峡区大宗出产的茶叶，质量却很差。北宋黄庭坚经过黄牛峡时谓当地村妇所卖新茶“与草叶无异”③；南宋时范成大人蜀，在万州记当地“土茶甚苦，不简枝叶，杂茱萸煎之”④；陆游过三峡时也说当地村民所卖的茶“皆如柴枝草叶，苦不可入口”⑤。可见那些名品一般人根本无缘享用，产量极为稀少。
花椒是峡区出产的一项重要调味食用作物。宋人苏颂所撰《本草图经》谓“今归峡及蜀川陕洛间人家多作园圃种之”⑥。杜甫在夔州的树园中即种有椒树⑦；欧阳修在夷陵也见有“梯林斗摘椒”的景象⑧；可以印证苏颂的说法。北宋时花椒还是归州的特产⑨，也是峡区外销的几种主要商品之一⑩。这足以说明峡区的花椒种植业具有相当规模，所产花椒也有着较高的品质。
由于人口稀少，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峡区居民还经常采集野菜、野果等食用，见于杜甫诗中的就有蕨菜、芦笋⑾、菰米⑿、松子⒀、莼菜⒁等。此外，蜜也是峡区的一项重要特产。杜甫有“天寒割蜜房”⒂的诗句，描写夔州采蜜的情况。唐宋时期归、夔两州又都以蜜为土贡⒃，足见其品质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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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羽：《茶经》卷下。
②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土产”。
③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黔南道中行记》。
④ 《石湖居士诗集》卷一六，《万州》。按：以茱萸煎茶，当地称为“辣茶”，“饮之可以辟岚气”，在峡区普遭饮用，事见《方舆胜览》卷五八，“大宁监形胜”。
⑤ 陆游：《入蜀记》卷六。
⑥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四，“木部蜀椒”下引。
⑦ 《杜工部集》卷一四，《寒雨朝行视园树》。
⑧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初至夷陵答苏子美见寄》。
⑨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土产”。
⑩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⑾ 《杜工部集》卷六，《客堂》。
⑿ 《杜工部集》卷六，《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⒀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
⒁ 《杜工部集》卷一六，《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
⒂ 《杜工部集》卷一四，《秋野》。
⒃ 《唐六共》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
纤维类植物在长江三峡地区一直以种植苎麻为主，而蚕桑业则极为落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述三峡峡、归、夔三州的风俗都是“士女事麻楮，不事蚕桑”；杜甫居夔州时有诗云“楚人四时皆麻衣”①。这些足以印证《太平寰宇记》的说法。又唐宋时期这三个州都有贡纻或苎麻布的记载，《唐六典》更明确规定峡区诸州“并调以麻布”，以替代丝绢②，更说明苎麻在当地纤维种植业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另外，宋代峡区夷陵盛产纸张，虽然质地稍显粗糙，但却比全国其他所有地方出产的纸张都更为坚久耐用，不易朽损，因而为人们所乐于存储，并且成为三峡地区的几种主要外销商品之一③。这应当是与峡区盛产苎麻，具有质量较高的造纸原料有关。尽管到北宋时，设在今云阳的云安军已开始有了贡绢的记载④，南宋人范成大在《夔州竹枝歌》中也有“采桑已闲当采茶”的记载；但根据前述记载，完全可以断言，宋代三峡地区的蚕桑事业还刚刚出现，微不足道，而唐代则很可能还根本没有蚕桑的养殖。
葛是峡区内一项重要的野生纤维植物，可以采集织布，夏季穿着凉爽，因此葛布又称夏布。唐宋时三峡东部的峡、归两州向朝廷贡葛⑤，说明它是峡区的一种特产。
峡区种植的染色植物，这一时期见于记载的主要有栀子。⑥
峡区内有丰富的竹木资源，当然会采伐利用，但文献记载简疏，已无法了解其具体情况。只是峡州的箭竹在唐代曾被列为贡物⑦，或许是用作制笔的原料；据云归州的樟树在宋元时曾设厂采伐，供给朝廷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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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工部集》卷七，《前苦寒行》。
②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又“归州土产”；《元丰九域志》卷六，“归州土贡”。
③ 欧阳修：《试笔》“峡州河中纸说”条，又《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④ 《元丰九域志》卷八；《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云安军土贡”。
⑤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土产”。
⑥ 《杜工部集》卷一四，《寒雨朝行视园树》。
⑦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
⑧ 光绪《归州志》卷一，《土产》。
再有漆是三峡东部夷陵一带的特产，并且是当地的主要外销商品①。另外，蜡也是这里出产的一项重要日用品，在峡、归、夔诸州都属贡物②。
三峡地区野生药物资源极其丰富，品类繁多，仅在唐宋时期被列为当地特产和贡物的就有五加皮、杜若、鬼臼、黄檗、葶苈子、巴戟、药子、白胶香等③。此外，尚有许多超出于《本草》之外的药材④。北宋三峡地区有按季节定期开设的较大规模药市，“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⑤。这种交易活动，必然会促进峡区的药材采集。
在家畜饲养方面，主要的家畜种类，峡区大体一应俱全。杜甫客居夔州时，在诗中对此也作过描述。如云夔州“家家养乌鬼”，宋时有峡中士人释此云：“乌鬼，猪也。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为乌鬼以别之。”⑥足见峡中养猪甚盛。由于家家普遍养猪，居民屋舍往往都是上下两层，楼上居人，楼下养猪。⑦又如牛、羊，杜甫曾多次描述放牧归来的情景：“牛羊下来久，各已闭柴门。”“牛羊归径险，鸟雀聚枝深。”“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⑧可以看出，牧养牛羊，在三峡也很普遍。同时，至迟到唐代，在峡区平川内已经有使用牛耕的记载⑨。其实际使用时间，当然比这要早得多。由于地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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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一一，《初至夷陵答苏子荚见寄》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②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土产”，卷一四八，“夔州土产”；《元丰九域志》卷八，“夔州、大宁监土贡”。
③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夔州、万州土产”；《元丰九域志》卷六，“峡州土贡”，卷八，“万州土贡”。
④ 李复：《潏水集》卷六，《夔州药记》。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三，“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三月辛巳”条。按：有人据李复《夔州药记》谓唐代三峡设有专门的药市，而这个李复实系北宋人，与唐人李复名同人异，此说误。
⑥ 《懒真子》卷四。
⑦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⑧ 《杜工部集》卷一四，《日暮》，又《暝》、《雨》。
⑨ 《杜工部集》卷六，《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限，峡区不会畜养多少马匹，但至少要有应付起码的交通往来用的马匹，这在经行三峡的唐宋时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在此附带说明，宋代归州特产马鞭①，这可能与峡区猿猴众多，其皮张坚久耐用适于制作皮鞭有关，不可能是当地牧马繁多所致。此外，如鸡、犬之类，俱见称于唐宋时人的诗文。
前已述及，直到宋元时期，峡区内还保存有较多的自然林木，从而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游处的场所，就连虎、兕、象这些大型野生动物都不稀见，其他动物自然毋庸待言。因此，狩猎在峡区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杜甫曾用“猎人吹戍火”的诗句②来记录峡区的狩猎活动；而麋、麂这些现在已经绝迹或罕见的动物，当时却是峡中常吃的野味③。除了食用之外，人们也从野兽身上取用日常生活用品。譬如前文所述峡中妇女使用的象牙梳，就是一例。有些制品甚至可以外销很远，如前述马鞭。另外，唐宋时期夔州还有熊、罴、鹏、吐绶鸟、山鸡这样一些野生动物被列为贡品或当地特产，都向外输出。④
猎获野兽，自然是以山上居民最为擅长。与此相比，居住在河川谷地里的居民，则更多地以鱼作为辅助食品。杜甫在夔州时谓当地习俗是“顿顿食黄鱼(鳣鱼)”⑤；还有一种二寸长的鱼叫“白小”，也是“风俗当园蔬”⑥。欧阳修在夷陵，同样是“日食有稻与鱼”；他还记述夷陵“市无百货之列”，贩夫所售，仅仅是“鱐鱼腐鲍”而已⑦，可见鱼类在其食物构成中占有很大比例。当时峡区捕鱼之多，竟至有人用鱼身上的膏脂来喂狗⑧。除了黄鱼和“白小”之外，鲙鱼也是当地餐桌上的佳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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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归州土产”。按：今有人以为此“马鞭”为牡马茎物之隐语，将其视为药物，并由此推断峡区产马丰盛，疑非是。
② 《杜工部集》卷一五，《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
③ 《杜工部集》卷一四，《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卷一六，《麂》。
④ 《新唐书》卷四○，《地理志》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土产”。
⑤ 《杜工部集》卷一六，《戏作俳谐体遣闷》。
⑥ 《杜工部集》卷一六，《白小》。
⑦ 欧阳修：《居士集》卷三九，《夷陵县至喜堂记》。
⑧ 《杜工部集》卷一六，《黄鱼》。
⑨ 《杜工部集》卷一六，《王十五阁前会》。
三、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明代三峡地区的农业发展仍很缓慢。虽然峡区内各县大多留下了户口和田亩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其实际数目出入太大，仍然不宜依此来计算当时的土地开垦状况。即以巴东县而论，据明嘉靖《归州志》和清同治《巴东县志》记载(见下表)，从成化八年开始，到万历二十年止，该县户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从嘉靖十年(153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五十年间的户数和从嘉靖二十年到万历十年四十年间的口数，竟然几乎完全相同，这显然极为不合情理。古代的户口、田亩数字，本是完纳赋役的依据，并不能反映人口和土地开垦的真实情况。就三峡地区而言，嘉靖二十年编纂的《云阳县志》中对此就有一段很好的描述：“户口息耗，互有乘除。邑自嘉靖戊子(嘉靖七年)，旱疫殍亡，不可胜计。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于额外新增之制，窘迫以法。故民徒苟且支吾，规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岁在册；女口充作男丁，人一而名称三四。凡遇庸调，验丁科差，唯检虚名，不按实迹。故有一人而承一户之役，以一年而责数年之输者。是无怪其富者竭产而贫，贫者负欠而逃矣。”①这是虚报人头，以少充多。与此相反，还有大量隐漏现象。如明嘉靖时巴东县境内就有许多不入户籍的土地开垦者②。事实上，终有明一代，巴东县的“鱼鳞户口之册”竟完全是徒具虚名③。总之，还是定性的描述要更为有用一些。
从现有记载来看，明初编定户籍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户口凋敝”的现象④。但这不等于人口减耗或者外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很可能是因荒歉为躲避赋役脱离原隶户籍而逃入当地深山。从总体上看，这种行为起码不会影响峡区农业开发的进程。大致在明嘉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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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②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③ 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田地》。
④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提封》。
前后，三峡地区开始大量迁入外来人口，从而加速了当地的土地垦殖。如嘉靖三十年编纂的《巴东县志》谓“巴地旷远，深山大泽，居民鲜少。近年山地垦辟，流徙日聚”①。又嘉靖《云阳县志》云，云阳地界也是普遍“招集流民，合并以耕”②。事实上这种移民开发活动由来已久，因为在此之前当地就被称作是“四方杂居”③。嘉靖中期前后出现的移民活动，只是明显增大了移民数量而已。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三峡东西两侧的楚蜀两地。迁入的原因，则主要是年荒岁歉，贫民无以为生，才被迫流移于此④。
外来移民的增加，明显促进了峡区的农业开发，以至在个别地区出现了无土不垦的“童山”⑤。然而相对于峡区广袤的崇山密林来说，土地开垦毕竟还很有限。特别是许多外来移民，往往“去留无常”⑥，并不稳定，还要有一个土著化的过程。
明代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进步，是畬耕在山地垦殖中已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反映这一进步的主要标志有两项：一是“刀耕火种”已不是峡区山地垦殖的普遍特征；二是山地已成为峡区官方统计的种植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明代的一些全国总志和地方志中还移录有前代“刀耕火种”的风俗，但这并不能一概视作明代的实况。如正德《夔州府志》卷一“风俗”项下虽然移录了“旧志”中“刀耕火种，女不蚕织”的记述，但紧接着在下文“万县风俗”项下却记云：“土地沃饶，冬无苦寒，多崇峦大谷，民力农桑。”两者之间就有着明显的矛盾。明代峡区各地方志的田亩统计数额中，几乎普遍合计田、地、山几类土地，其中的“山”，显然是山坡地。如果还是刀耕火种为主，必然弃置无常，根本无法统计田亩数额。这说明当时有许多山地已垦成熟田，不再普遍畬耕。当然，也要看到，在深山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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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②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③ 嘉靖《巴东县志》卷二，《风俗》引旧府志。
④ 嘉靖《归州全志》卷下，明沈继美《新建召化堡记》。
⑤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提封》。
⑥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如大昌、巴东的许多地区，刀耕火种在山地垦殖中仍旧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①
总的来看，明代三峡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依旧很低。恶劣的自然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其情形如明代人所述：“山峻而陂，川陷而深，其顷田俱依山负壑而治，非有沃壤如平原一望者也。故雷雨则满盈，名曰雷公；雨泽则有秋，名曰靠天；一遇小旱，尽为赤壤，名曰舍种。故终岁勤劳，登场即告饥矣。”②
明代末年到清代初期长期持续的战乱，严重阻碍了峡区农业的正常发展。三峡地区在明清之际，遭受战乱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从明崇祯年间的十三家起义，到张献忠、李自成及其余部在此活动，最后在清康熙前期又有吴三桂叛乱。由于迭遭兵燹，人丁“死亡略尽”，“全境成墟，田地尽为榛莽”③。由于人口锐减，野兽肆虐，从明崇祯十五年到清顺治九年，短短十年之间，仅巴东一县就有上万人丧身虎口。至于老虎步人村落街市，“触藩攫牛”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④。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
为此，官方不得不设法多方招徕居民，开垦土地。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在政策上给予便利。如康熙十年时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人蜀开垦者，准其人籍。”⑤三峡位于四川东部地区，当然适用于这一规定。而隶属湖广的三峡东部地区，情况相同，朝廷也同样会鼓励移民。然而，举国大乱之后，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比较稀疏，没有明显的人口压力；加之受农民起义的冲击，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迁移到环境条件较差的三峡地区。如以巴东县为例，万历三十年时，在籍成丁为6575人，清初赋役全书完全按此编制当地赋役数额，而实际上康熙五年时实有成丁仅74名。康熙六年，招抚人丁24名；九年，招抚人丁6名；十年，招抚人丁4名。到康熙二十一年审核户籍时，仅仅增加人丁2名，统计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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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德《夔州府志》卷一，《风俗》；嘉靖《巴东县志》卷二，《风俗》。
②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③ 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户口、田地》。
④ 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货币》引清初“旧志”。
⑤ 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人丁178名，比赋役全书上的数额，空缺达6397人之多，不仅令人感叹“招徕生众，尚难以岁月计也”①。
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不得不进一步加大政策上的倾斜，并增强有关措施。康熙二十九年，鉴于四川“民少而荒地多”，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②；又规定“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针对三峡“僻处极边”，人口极度匮乏的特殊情况，康熙四十年，朝廷又特别“免其编审”③，为移民人峡提供了最大优惠。同时，川陕总督鄂海还在当地设立“招徕馆”，专司招募客民开荒种山④。后来清圣祖又下诏，凡赋役均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常额，以后编审所增，统名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六年，朝廷又宣布：“各省人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田四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地增二十五亩。……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其奇零不成丘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⑤乾隆五年，又“以四川所属，地处边徼，山多田少，田赋向分上、中、下三等。如上田、中田不足五分，下田与上地、中地不足一亩，以及山头地角间石杂砂之瘠地，不论顷亩，悉听开垦，均免升科”⑥。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峡区的人口增长。
大致在乾隆中期前后，峡区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到嘉庆、道光之际，形成高潮⑦。如据嘉庆元年官方统计，夔州府属奉节、巫山、万县、云阳诸县人口均在两万户以上，其中万县、云阳两县均达三万四千户上下；而雍正六年时整个夔州府也只有两万七千多户⑧。又如大宁县明末旧有成丁4600多人，乾隆十一年约为2700丁，还没有恢复到明代的水平，道光七年就猛增为将近38000丁⑨。除自然增长外，这些新增人口应大多是由外地迁入的。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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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户口》。
② 道光《夔州府志》卷八，《赋役志》。
③ 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④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⑤ 道光《夔州府志》卷九，《赋役志》。
⑥ 道光《夔州府志》卷九，《赋役志》。
⑦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民国《云阳县志》卷一，《地里》。
⑧ 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⑨ 光绪《大宁县志》卷三，《食货·户口》。
熤在道光初年编著的《三省边防备览》中记述说，当地“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①。这些外来居民，往往“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起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常常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所至之处，仅以简易木棚庇身，因此被统称之为“棚民”②。这些“棚民”，从迁入峡区耕种，到正式被编入户籍，显然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上面所列举的官方统计数字，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数额。道光初年，有人曾十分形象地描述峡区深山区内的人口增长状况说：“往时郭外即山，地不逾百里者，今则幅员千里；往时户口仅数千者，今则烟火数万家；各厅县边境距治所六七百里。”③显而易见，从乾隆中期开始，到嘉道之际，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状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史上，这种变化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其重要意义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于租佃土地容易，许多过去人迹罕至的所谓“老林”深山，也已“日渐开垦”④。由于地广人稀，峡区“老林”内的土地，土著所耕种者仅占十分之一二，类皆招纳外省客民代其承纳课赋，而当地课赋徭粮，均极轻微，所以往往“给地主钱数千，即可租种数沟数岭”，“离县鸾远者，一纸执照之内，跨山逾岭，常数十里”⑤，不似外间按亩定租。人们自然乐于到这里来开垦耕种土地。
二是梯田开始在峡区出现。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谓四川东部许多地区，“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累而上，缘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⑥。三峡地区所谓“楚粤侨居之人”甚多，当然也会带入这一耕作技术。但梯田本身是人多地少的产物，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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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②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艺文下》载严如熤《老林说》。
④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艺文下》载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⑤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卷一七，《艺文下》载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
⑥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不得已的办法，三峡地区在清代中期还有大量老林荒地，因此绝对没有必要也根本不可能大量修造梯田。当时人陈明申游历夔州地区，仅在巫山县北的水塘坪一带，见到“沿途山沟两旁坡下俱辟水田，田随山势之高下如梯级”①。依据他的记述，这些梯田不仅分布范围有限，而且只局限于山坡底部，在三峡的农田垦殖中，显然只占有很轻的地位。事实上终有清一代，直到民国时期，三峡地区的梯田都并未普及，大规模修造梯田，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尽管如此，梯田的出现，毕竟为峡区山地的深入开发，引入了至关重要的耕作技术，是三峡农业开发史上值得重视的事件。
三是玉米、甘薯、马铃薯这三种山地适应性较强的域外引进作物开始在峡区大面积种植，成为峡区山地旱作最主要的农作物品种。关于这几种农作物的种植情况，下文还要详细叙述。在此只想说明这些农作物的引入，与峡区移民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两大事件。没有大量外来移民的涌人，就不可能在峡区迅速推广这些农作物；同时，若没有这几种山地适应性强、产量又高的新作物品种，大量移民也难以在山区生存。
同治、光绪以后，峡区的农业开发继续深入。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因“户口日蕃”而“田入不足以给”的严重问题。为此不得不开垦陡峻的山地，以至“岩罅均满炊烟，寻壑得水，则作梯田，隐石诛茅，以求席地”②。同治年间，有人路过三峡，见到长江岸边的高山上往往是“荒草乱石，间以禾黍，虽下临千仞之溪，幸稍有坡陀，多种禾黍”③，几乎到了无土不耕的地步。在交通便利、开发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万县，往昔虎豹熊罴藏纳的荒山，到同治年间也已“开垦几尽”，“凡深林幽莽，峻岭层岸，但有微土者悉皆树艺”，出现了“土沃民稠，唯见烟蓑雨笠，牛羊寝处”的景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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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七，《艺文下》载陈明申《夔行纪程》。
②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③ 孙毓汶：《蜀游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总第83号。
④ 同治《万县志》卷九，《地理志·田赋》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就总体而言，与发达地区相比，直到清代中后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程度仍然较低，还有许多宜农荒地。就连开发较早的云阳县，直到光绪初年，还有许多未垦山地，“入山百里，尚富林薮，材木薪樵，不可胜用”①。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地区才出现土地开垦殆尽，“南北百里，弥望童山，无尺寸不耕之壤”的景象②。在一些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甚至终有清一代，还一直存在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③。至于外来客民初入深山，开垦荒地时更不能不首先采用放火烧荒的形式④。可以想见，在远离交通要道的深山中，一定还有许多未经开垦的“老林”。
明清时期，峡区内仍然是山下河谷以水田为主、山上以旱作为主的垂直农业景观。不过水田的面积在不断扩展。另外，如前所述，山上的旱作也不再以畬耕为主要形式。
明代峡区各县不同程度地都种有稻田⑤。水稻品种丰富，就连“水田甚少”的巴东⑥，稻谷的品种也有将近十种之多⑦。水稻的种植，与水利事业密切相关。由有关水利灌溉工程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水稻播种面积的变化。如道光《夔州府志》引旧志云，万县境内“水低田高，不能灌溉，虽有沟浍溪涧，雨行则涨，雨止则涸，乡民惟依山凿塘，以资灌溉”⑧。显然，明代只是开挖池塘蓄水，还没有在河溪上筑堰引水灌溉；而清代后期万县境内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水堰就有十三四处，其中灌溉农田达千亩以上的就有五六处，甘宁坝东麓的芦管口堰灌溉农田更高达数千顷，境内又有源泉冬夏不竭的热水河，灌田甚至达数万顷⑨。清代水田播种面积扩展的幅度，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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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②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地里》。
③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职业》；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风俗》。
④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⑤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正德《夔州府志·土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
⑥ 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五，《艺文》。
⑦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
⑧ 道光《夔州府志》卷七，《水利》。
⑨ 同治《万县志》卷一○，《地理志·水利》。
农田水利技术进步，与湖广等农业水平较高地区移民的大量涌人密切相关。一方面，外来人口迅猛增加所产生的人口压力，促使人们去开垦更多的水田；另一方面，这些外来移民都具有很高的耕作技术，包括充分利用水利灌溉。在浚引河川溪谷的水流方面，除了筑堰，他们还带来了用筒车吸水的技术①，这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当地的灌溉面积。
清代水稻种植面积的增加，除了在河谷内拓展之外，还向条件适宜的山坡推进。清代在三峡地区出现的所谓“梯田”，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属于水田。例如地处三峡腹地的大宁县野鹿窖，有“泉出山巅，周旋盘折，支流旁达。倚山为田，大不盈丈，重叠而下，俗名梯子田。源泉混混，地亦膏腴。只勤耕耨，不忧歉丰”②。只是由于水源限制，这样的梯田为数不多。除了筑堰浚引河水灌溉之外，在山坡下较高地势上也开垦了许多稻田。这些稻田，主要是利用池塘蓄水进行灌溉，相对于接近河溪的“低田”，被称之为“高田”。在正常年景，高田大致还可以保证灌溉用水，但稍遇天旱，就无法正常灌溉，难免歉收。所以高田的价格要比低田低很多③。除了巴东、兴山等水利和耕种条件特别差的地区，一直到清代后期还只有极少一小部分水田种植稻谷，“稻米多仰给川中”之外④，三峡其他地区在清代中期以后，稻田面积都有了大幅度增加，就连深处三峡腹地的大昌，在清代中期也已种有两千多亩稻田⑤。
当然，水田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像万县的自然条件比峡内其他地区要好一些，“各处均有平坝”，所以水田垦种面积大，稻产量居峡区前茅。另外，如大宁，条件也比较好，“水田膏沃，收稻谷石计当逾十万”。其他地区则大多“寸趾皆山”，“绝少平原”，所以水田面积相对较少。如清代中期时奉节水田仅一千多亩，巫山和云阳亦仅数十顷，稻米产量有限，仍旧不敷当地食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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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水利》。
② 光绪《大宁县志》卷二，《地理志·水利》。
③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④ 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五，《艺文志》载清张轩鹏《巴东所辖地水田甚少》诗；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⑤ 《三省边防备览》卷八，《险要下》。
⑥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山地旱作粮食作物，明代到清前期还是以粟、麦、豆为主。其中粟的品种至少有九个，与粟相类似的黍类至少也有六个品种。麦类则除了小麦之外，还有大麦、荞麦(含甜荞和苦荞两种)、燕麦等。豆类除了黄豆之外，也有将近十种①。乾隆中期以后，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三峡地区的粮食作物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就是玉米、甘薯和马铃薯这三种域外引进的新作物品种开始取代粟麦，成为峡区山地粮食作物最主要的成分。对此，历史文献有明确的记载。如光绪《奉节县志》记云：“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③嘉、道间人严如煙亦记云：“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其利甚大，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小二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③玉米已普遍成为各地山地旱作的“正粮”④。普通乡间百姓，则大多以玉米为常食，其次为甘薯和马铃薯⑤。
食用油料作物，明代峡区各地普遍种植芝麻，也有黑、白、八棱、四棱等许多品种⑥。清代当然也继续种植，无需一一指述。此外，油菜也是峡区的重要油料作物。⑦
玉米、甘薯和马铃薯这几种山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大大加速了峡区山地开垦的步伐，但也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对此，清人已有清楚认识。如云：“陂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初垦时土甚肥，年久为雨潦洗尽，遂成瘠壤，终岁所获无几。”⑧由于峡区山地大多“石杂土中，无不可种之山”⑨，使得这种危害变得非常普遍，严重时则将引发泥石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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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巫山县志》巫山大昌物产。按：此《巫山县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传抄本，编纂时间不详，审其內容，应在清雍、乾之际。
② 光绪《奉节县志》卷一五，《物产》。
③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④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⑤ 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⑥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⑦ 明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清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
⑧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⑨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巫山县城背倚阳台山，由于“民间耕种开垦日繁，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甚至连城门都无法启闭①。又如巫山县坪垅坝，田地肥美，本有暗河向外泄水，但从乾隆后期开始，由于“四山开垦，山土松滑，大雨时行土随水下洞”，堙塞泄水暗河，雨涝无法排泄，使良田化为巨浸，“人民流离转徙数十年”，造成了巨大危害②。这一历史教训，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明清时期三峡地区水果种植业的重要变化是荔枝不再见于记载，已经在峡区彻底消失。其他见于当地方志记载的水果品种很多，主要有桃、李、柿、枣、梅、橙、石榴、枇杷、橘、柚、梨、栗、柑、银杏、核桃、葡萄、樱桃、柰、无花果、木瓜、甘蔗等。其比较突出的特产是柑、橙、橘，被《大明一统志》列为当地的特产③。此外，夔州奉节出产的柚也颇负盛名，时人称居四川通省第一④；万县的柚品质亦与之相侔；归州出产的水果也是以橘柚为盛⑤。由于峡区盛产柑橘类水果，在水陆要津万县还设有进行专门交易的“橘市⑥”。这说明峡区出产的柑橘类水果，有一部分要向外输出。
西瓜是引人中国较晚的一种水果，自五代始人中国，三峡地区种植更晚。直到明代中后期，三峡地区还很少种植西瓜，估计刚刚引种不久。从现有记载来看，峡区引种西瓜，是从云阳和归州一带开始的⑦。清代，西瓜种植的地域范围大幅度扩展。除了云阳和归州之外，东湖、大宁、巫山等地也都有种植西瓜的记载，其中尤以峡区东部边缘的东湖种植为多，“近河沙田中多种之”；而在峡区腹地的大宁却只“偶有种者”，并且“结实不大”，说明其种植范围和数量仍待拓展⑧。此外，甜瓜也从明中期开始在峡区内种植，但范围和数量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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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巫山县志》卷首，“形势说”。
② 光绪《巫山县志》卷七，“水利”。
③ 《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卷七○，“夔州府”。
④ 道光《夔州府志》卷一四，《物产志》。
⑤ 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⑥ 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⑦ 嘉靖《归州志》卷一，《物产》；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⑧ 光绪《归州志》卷一，《土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物产》；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巫山县志》(清雍、乾之际成书)巫山大昌物产。
见于记载的种植地点只有云阳①，至清代其种植面积稍有扩展，但也仅在东湖、大宁、巴东等地方志见有记载。峡区所产甜瓜率多八楞，故又名“八轮金瓜”。有意思的是东湖还直接从新疆引种了哈密瓜，乃“雍正间出兵西路者拾种”回乡所种。虽然生长环境远不如新疆，但仍受到当地人赞誉，称其“味颇甘美”，说明品质尚佳②。
蔬菜，明清时见于记载的品种相当繁多，如青菜、白菜、韭菜、苋菜、甜菜、菠菜、生菜、黄瓜、冬瓜、南瓜、苦瓜、茄子、笋、芹菜、薤、葱、姜、蒜、萝卜、胡萝卜、芫荽、莴苣、葫芦、油菜、芥菜、扁豆、莲藕、蔓菁等等，几乎应有尽有。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峡区居民每餐不可或缺的辣椒，虽然明末就已传人中国，但传人峡区却很晚，直到光绪十一年成书的《大宁县志》上，才在蔬菜出产项下见到记载。不过当时就有许多品种，如红青、金瓜、灯笼、七姊妹、满天星、扣子等③，说明其最初引入的时间还要稍微向前推溯。另外，万县等地利用堰塘种藕较多，往往加工成藕粉，贩售远近各地。④
明清时期三峡大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种植茶树⑤。个别地区种植较晚，如兴山，到咸丰年间才开始引种⑥。其他地区茶的种植量也很不平衡。如正德《夔州府志》记载，明代夔州各县都种有茶树，可是《大明一统志》把茶列为当地土产的却只有开县和建始两县⑦。正德《夔州府志》记载本府茶课计54182斤，开县和建始两县合计就将近22000斤，几乎占了全府的一半；另外东乡县的茶课也高达3万斤。除去这几个县之外，真正在本文所研究的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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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②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物产》；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 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
③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④ 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⑤ 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土产；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⑥ 光堵《兴山县志》卷一四，《物产志》。
⑦ 《大明一统志》卷七○，“荆州府土产”。
区之内的县份，只有大宁一县被征收茶课，而且数额仅有2400多斤，还不到夔州府茶课总量的5％。至于峡区内的奉节、云阳、万县、大昌等县，根本没有征收茶课，可见其产量之微不足道①。到清道光年间，夔州府属峡区各县被征收茶课的除了大宁县之外，也仅增加了奉节一县，而且数额甚微，还有记载谓“巫(山)、云(阳)、万三县俱不产茶”②。巫山、云阳、万县当然不是根本没有茶树，如万县，咸丰二年就被征收茶课银一百多两③，说明道光年间当地肯定已种有茶树，只不过规模远不及大宁和奉节而已。三峡地区茶叶的品质，在明清时期基本上已无足称道，个别地区如兴山、巴东，虽有品质稍佳的记载④，但“惜难多得”，而且已没有唐代那样驰名全国的名品。由于当地经济落后，“采做均不如法”，“故值贱而行不远”⑤，没有多大销路。
烟草自明末传人中国，何时引入三峡，没有见到明确记载，但至迟到清代后期，峡区已普遍栽种，并成为峡内平坝地区的主要外销商品之一⑥。
花椒在明清时期仍是峡区内出产的重要调味食品。奉节、大宁、巫山、云阳几个县出产的花椒，都被《大明一统志》列为当地的土产⑦。正德年间夔州府共征收川椒约2000斤，纳椒县包括峡区内的奉节、大宁、云阳等县，其中尤以云阳为多，达350斤⑧。到清代，随着峡区腹地开发日渐深入，花椒种植面积进一步增加。如大宁县与陕西交界的深山中“所产甚多”，唯惜其“运行甚远”，不易外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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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正德《夔州府志》卷四，《赋税》。
② 道光《夔州府志》卷一五，《茶法》。
③ 同治《万县志》卷九，《地理志·杂税》。
④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
⑤ 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
⑥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光绪《兴山县志》卷一四，《物产志》，《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⑦ 《大明一统志》卷七○，“荆州府土产”。
⑧ 正德《夔州府志》卷四，《赋税》。
⑨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患·物产》。
野生植物的采集，在峡区居民的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三峡地区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和菌类品种繁多，如马齿苋、野韭菜、香菇、猴头、木耳、黄花菜等，无需一一陈述。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蕨和葛两类。明人称“岁荒民贫，蕨以疗饥，葛以饷客”①，显然这是两种最有效的度荒野生植物。清代遇到荒年，同样是“掘薇蕨，屑葛根”，或是“藉采蕨以资食”，离不开这些野生植物②。在个别一些地方，如巴东，由于粮食不足，甚至日常食物也有相当一部分要靠蕨根粉来补充③。因此，蕨粉和葛粉也是许多地区出产的重要货物品种④。此外，至迟从清代中期起，峡区山地内已较大规模地人工培植木耳和香菇，并专门辟有木耳厂和香菇厂⑤，不再单纯依赖采摘野生菌种。
明清时期峡区仍产蜜⑥，但已有区分家蜂与野蜂产蜜的明确记载，谓家蜂蜜分白、黄两种，白者为上，品质最差的则是“野蜂聚山岩下所酿”的“岩蜜”⑦。说明家蜂蜜已成为三峡出产蜂蜜的主体成分。
引人注目的是光绪年间曾有人在万县试行引种供制糖用的甘蔗——糖蔗。但种植数年，未能成功，“得不偿劳”。所以大概直到民国年间，峡区才引种成功制糖用的甘蔗⑧。至于峡区原产的甘蔗品种，则因其含糖量低，“只可生啖，不堪作糖”⑨，不过是一种水果而已。
明清时期三峡地区纤维植物种植的重要变化，是桑树和木棉改变了苎麻的绝对优势地位，成为峡区的重要作物种类。譬如，在开发相对较晚的巴东，按明代官方的统计，也有了将近40亩桑地，栽桑1500多株⑩；云阳、大昌则以丝纳为重要物产⑾；奉节、万县、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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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归州全志》卷上，《风俗》。
② 同治《宜昌府志》卷五，《赋役志》卷一一，《风俗》。
③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④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
⑤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山货》。
⑥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⑦ 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⑧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⑨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⑩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
⑾ 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
也向朝廷交纳从几十斤到一百斤以上不等的“税丝”和“桑丝”①。清代，三峡地区的蚕桑业继续向前发展。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督导，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如道光到同治年间，先后有两任知县在大宁县相继捐资劝导种桑，就使当地获益不浅②。三峡地区的丝织品种类，明代见于记载的有绢、纳、缎几种③；清代大体上还是这种状况，总的来说，丝织品的品质较低。品质稍好一些的有归州童庄所产“童庄绢”，质地“坚厚洁白”，为往来经行人员所珍重。童庄产绢之所以会品质较高，则是因为这一带居民普遍栽种桑树，饲蚕缫丝，为丝织业的发展奠立了基础④。另外大宁县的蚕桑事业在道光、同治年间先后得到两位知县倡导之后，有了明显的进步，丝织品的质量也随之提高，所产细绫，甚至可以与四川盆地内的产品媲美⑤。尽管如此，三峡地区的蚕桑事业始终不够兴盛，能够穿用丝帛衣物的人还只是城市中的很少一部分⑥。
峡区内实际取代苎麻地位的纤维植物是木棉。明代木棉在峡区已见有记载⑦。但当时的种植数量应当还比较少，所以正德《夔州府志》记载夔州共征纳棉花1250多斤，都不在峡区各县。清代峡区各县大部分都种有木棉，棉布已是当地居民最常穿用的衣料⑧。在万县、云阳等地，棉布甚至已成为外销的主要大宗商品⑨。不过峡区各地产棉数量并不平衡，像大宁县出产的木棉还只能满足纺织粗布的需要，细布和装絮衣被的棉花则还要从湖北运人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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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德《夔州府志》卷四，《赋税》。
②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③ 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田赋》。
④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光绪《归州志》卷一，《土产》。
⑤ 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⑥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⑦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⑧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⑨ 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⑩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志·物产》。
桑树和木棉种植的增加，虽然彻底改变了三峡居民四时皆着麻衣的状况，但苎麻布仍是人们穿用较多的衣料之一，所以三峡地区依然种有许多苎麻①。其他如大麻等麻类作物尚多，毋庸赘述。
葛在明清时期仍是三峡地区的重要纤维植物，云阳的“葛布”还是一项特产②。所谓“夏葛冬裘”，是有地位的人很讲究的穿着。③
染色植物除唐代即已见称的栀子之外，红花和马蓝也是明清时期的重要染色植物。由马蓝制成的蓝靛，还是峡区的一项重要物产④。另外，大宁等地还出产一种叫冻绿皮的树皮，熬制成膏，可以染制绿色，也行销甚广。⑤
明清时期峡区见于记载的竹木种类繁多，不下50种。其中经济用途较大的有桐、乌桕、漆、樟、青棡等。
桐树主要用来制取桐油，明代即已普遍采制⑥。清代大量栽种桐树，出产桐油更多，远贩湖北等地，是峡区大宗外销的物品之一⑦。由于桐油为著名的“特产”，就连贩卖它的商人也单独自成一帮，不与贩卖其他山货的商贾为伍⑧。大宁县出产的桐油，每年仅供附近盐场使用就高达数十万斤⑨。乌桕树与桐树相似，也用来采油，三峡地区又称木油⑩。其产量及用途都远不如桐油，但也可行销到江汉平原一带⑾。
明代产漆的地区主要有云阳、归州、巴东、夷陵等地⑿。清代更为普遍，几乎处处产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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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
② 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
③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④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⑤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⑥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
⑦ 同治《万县志》卷一三，《地理志·物产》。
⑧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⑨ 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⑩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⑾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⑿ 正德《夔州府志》卷三，《物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
也“运行甚远”。另外漆树籽还可榨油，灌制蜡烛，名曰“漆油”，也行销到江汉平原一带①。
蜡在明清时期仍是峡区的重要物产。夷陵和归州出产的蜡，都作为当地的特产被列入《大明一统志》②，其他各地也普遍产蜡③。当时的文献明确记载，人们有目的地把一种名为白蜡虫的昆虫放置到女贞树内，“虫吸树脂，两三月后，渐长如蚕，遂吐蜡卷抱树枝，莹白成片”，采取煎熬成白蜡饼，并把这样的女贞称为白蜡树。明代白蜡虫主要还是由土著“夷人”畜养，汉民则到他们那里买虫，放到自己栽种的女贞树内，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蜡树遍山”的景观。为防止他人窃摘，还有人专门畜养猕猴来守护。④
用材林木种类甚多。其中较为名贵的有樟、楠、檀、黄杨等。清代中期湖广等外来移民初人峡区山地时，种地之外，多兼事采伐竹木。山内设有“木厂”，组织采伐。每一木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采伐量相当大。另外，山内还开设许多纸厂，砍伐竹子，作为原料⑤。林木加工制品中较为突出的有胡梩树，剥取树皮，用于浆制渔网。仅大宁一县，每年外销两湖就以千万斤计。剥取树皮后，树干可用作薪柴。由于外销量很大，山区居民多人工种植此树。还有一种名为岩棕的树木，材质极为坚实，适于制作车轴，也远销到河南一带⑥。另外棕皮和各种竹类，用于编制日常用品，应用较广。采薪烧炭是林木最大的一宗用项，三峡地区因有盐井煮盐而需求更多。烧炭的优质木材是青棡木，其次是花梨木。峡区过冬，多依赖炭火驱寒⑦。山峡多山林，樵采便利，故“山居者半为樵”。不但“流寓穷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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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② 《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土产”。
③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物产》；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嘉靖《归州全志》卷上，《物产》；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
④ 明包汝楫：《南中纪闻》；正德《夔州府志》卷三，《土产》；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⑤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卷一七，《艺文下》载卓秉恬《川陕楚老林亟宜区处》。
⑥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⑦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恒藉以资生”，贫穷人家，就连妇女也是“相率负笼执斧，登山采拾”①。
峡区所产药物明清时见于记载的不下百种。其中比较著名并被《大明一统志》列为特产的有木药子、麝香、枫香、黄连、厚朴、栀子、贝母、覆盆、杜若、鬼臼等②；清代则以党参、黄连、杜仲、牛膝、当归、车前、厚朴、升麻为大宗③。各地药材的销路，情况不尽相同。比如在清代，云阳所产以明参、防风、土升麻、施党参、厚朴等为多，但也仅供当地城中药店和在乡间贩卖，不能大宗外销④；而大宁的杜仲等药物却“行销甚远”⑤。值得注意的是至迟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峡区山地就已较大规模地种植药材，不再单纯依赖采集猎获。其中尤以能够远销外地的厚朴、黄连种植更多，往往是由商人出资栽种，租佃给“棚户”管理。这样的药田，动辄连绵数十里，相当可观⑥。又如在大宁，除黄连、厚朴外，还种有杜仲、罂粟等多种药物。⑦
家畜种类到明清时记载更为详细，不仅牛、马、驴、骡、猪、犬、鸡、鸭、鹅、猫一应俱全，而且还明确记载牛有水牛、黄牛两种⑧。清代中期峡区山地引种玉米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缺少仓储存放余粮，粮食又不易外运销售，山民只好用玉米来喂猪。每家养猪，常常多至数十头，或赶出山外贩卖，或腌肉制脯转卖⑨。另外，同时引种的甘薯，茎叶都适于做猪饲料，马铃薯和甘薯的薯块，在食用有余的情况下当然也可以喂猪。这样，清代峡区广泛引种玉米、甘薯和马铃薯之后，本已比较兴旺的养猪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年山区都有“盈千累万”的生猪汇集到市集，然后“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成为山区的大宗贸易物品⑩。清末以来，猪毛和牛羊皮制作的农具棓子都成了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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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② 《大明一统志》卷六二，“荆州府土产”卷七○，“夔州府土产”。
③ 光堵《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④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⑤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⑥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山货》。
⑦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⑧ 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
⑨ 《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⑩ 《三省边防备览》卷九，《民食》。
外销的主要商品。①
渔猎业直到明清时期在许多地区都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往往“近江者半为渔”，而山居者则多畜养猎犬猎鹰，上山打猎，也有不少专业猎户②。峡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项：一是直到清末，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如虎、豹、熊等，依旧为数不少，以致虽猎得熊掌，亦不以为奇，或贱卖，或自己食用③；二是犀、象这两种大型动物，已在峡区彻底绝迹；三是有些现在已十分珍稀或在峡区已经灭绝了的野生动物，当时还有许多，如娃娃鱼、金丝猴④、[上鹿+下章]、麂⑤、鹰⑥、野马和野山羊等⑦；还有扬子鳄似仅明代中期在峡区东部见有记载⑧，可能到清代已经灭绝。由于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渔猎所得还比较丰厚。例如在黄牛峡一带，常常可以捕获“大者千余斤，小者二三百斤”的大鱼⑨。为此，官府有时也在一些地方征收渔猎产品，如弘治年间即每年向夷陵州征收活獐一只、活麂八只和鹿皮四十五张⑩。珍贵的兽皮，是人们竞相罗致的对象，金丝猴被大量捕杀，就是因为它的皮张“制裘甚暖”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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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云阳县志》卷一三，《礼俗中》。
②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③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④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物产》；光堵《兴山县志》卷一四，《物产志》。
⑤ 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物产》。
⑥ 同治《万县志》卷三，《地理志，物产》，《三省边防备览》卷一二，《策略》。
⑦ 光绪《兴山县志》卷一四，《物产志》。
⑧ 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
⑨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一，《风俗》。
⑩ 弘治《夷陵州志》卷三，《土产》。
⑾ 光绪《兴山县志》卷一四，《物产志》。
四、几点经验和教训
纵观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经验，供我们借鉴。
第一，历史时期由于商品经济落后，峡区山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们为了求取生存，不能不在本不适宜耕作的山地上开垦农田，种植粮食作物。结果既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又严重破坏了山地的植被和土壤结构，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甚至频繁引发泥石流，给人民生产生活造成重大损失。今后峡区的农业开发，必须认真吸取这一教训，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结合三峡库区居民的外迁，逐步改造不宜耕作的山地农田；根据具体情况，发展果品林木等副业生产。
第二，在峡区开发的进程中，像培植木耳、香菇，种植中药材、养猪等都发挥过关键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后的峡区开发，还应该在种植、养殖商品化产品上更多地投入力量。特别是对于像柑橘、花椒这类传统优势作物，尤其要注意予以扶持。
第三，新作物品种如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的引入和新的耕作技术如梯田的推广，曾对峡区山地开发产生过历史性的影响。因此，今后峡区山地的农业开发，应当高度重视作物品种的选择和生产技术的提高。如茶叶，历史时期三峡曾生产过香山、碧涧、明月等闻名全国的名茶，说明当地的自然条件可以种植出高品质的茶叶．后来三峡地区出产的茶叶品质一直比较低劣，完全是栽培和采制技术落后所致。今后若注意到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的加工技术，茶叶生产一定大有可为。
总之，长江三峡地区山高谷深，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由于三峡地区濒临长江黄金水道，对外联系并不闭塞，今后只要进一步加强峡区内部的交通设施建设，随着全国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从事林牧副业的经济效益也必将日益提高，从而吸引峡区居民迅速改变其只偏重粮食生产的传统观念，更加积极地改进农业生产结构，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和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