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又获得高速增长的恐怕只有中国一家。解释这一世界历史现象，破解“中国之迷”，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和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众多的研究者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常常仅注重于中国的中央决策系统的指导理论和政策走向方面的研究，从而往往忽视中国的国情特征，忽视由于各个地域之间资源结构，要素禀赋，地理环境上的差异而导致改革和发展在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以及这种不平衡性对中国的转轨经济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在转轨经济获得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益于中国各地域之间的资源结构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得益于具有快速发展条件和市场经济方面的资源优势的地域的先行发展，进而带动了整个中国的转轨经济形成梯队态势的顺利运行。研究中国转轨经济中先进地区的发展方式及其特征，可以从一个新视角来破解“中国之迷”。

现实分析表明，1978年以来，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4省的经济增长率一直稳居中国各省区前列。由此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第1梯队。在探索中国的转轨经济何以能获得举世瞩目成功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研究这四个省区的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其特殊性。

成为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南方沿海四省，按其经济发展的方式或战略特点，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包括广东、福建的“华南模式”和江苏、浙江为中心的“江浙模式”。直至90年代初，许多中国学者和海外的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常常注目于广东、福建等地，这些省区有毗邻于港澳和台湾地区的地理优势，又受惠于中央的特殊优惠政策，在整个80年代，其经济发展一直走在中国各省区的前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然而，70年代末以来，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浙江和江苏省获得了并不逊色于广东省的高速增长。和广东、福建依托中央政府给于的种种特殊的优惠政策，大量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而带动地域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不同，江苏省和浙江省主要依靠区域内部的民间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以乡镇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主要动力，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江浙模式”，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考虑为中国转轨经济的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或典型的发展模式。

江浙模式的特征

江浙发展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广东，福建的“华南模式”，江浙模式是一种“内向”的发展模式，具有“内发”经济的特征。在江浙地区，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要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的不是依靠海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90年代中期以后，受益于上海浦东开发，江浙地区经济的外向程度有了迅速的扩大，特别是苏南地区，由于靠近上海，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的热点地区。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对这一地区在中国转轨经济的最重要时期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取得卓越发展效绩的历史经验的研究。

(2)江浙模式是依靠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推进农村工业化而带动地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江苏、浙江省的特有现象，就像引进外资也不是广东、福建的特有现象一样，但是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处于中国各地区前列，并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

(3)江浙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三特征是区域内外的协调发展。由于主要依靠农村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区域内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基本保持了一种协调状态。同时，由于民间资本的相对充裕和选择了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作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产业，江浙地区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仍旧保持了传统的资本输出区域的属性，这对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是有利的。这一点，江浙地区和中国的另一个高速增长地区广东和福建有所不同，后者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曾得到过中央给予的多种优惠政策，包括减免上缴中央财政的数额等等。

关于资金输出，笔者再多言几句。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长江三角州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中央财政的重要提供源，以1992年为代表年，这一年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占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央财政贡献总额的80.4%，并分别居全国各省区的第1、2、3名。

此外有关国民收入的转移和省际资金拆借方面的研究也表明，江浙地区的资金流出是居全国各省区前列的（翁君奕，徐华，1996；魏后凯等，1997）。这表明高速增长并没有使这一地区成为资金吸纳中心，从而产生和其他地区争夺资源的矛盾。相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资金输出，协调并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征。

江浙模式的意义

江浙模式是在7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的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在具有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特定的资源禀赋等发展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发展和改革模式。这些特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也许是江苏和浙江特有的，但是江浙模式的出现至少在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理论方面提出了以下方面的有意义的经验：

1.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的标准。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主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家大多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技术、资金和市场方面的弱势，有必要采取外向型的，或曰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这种理论由于日本及亚洲NIES（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兴起而被多数人接受。6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广东，福建地区几乎都是采用外向型的发展战略的。然而，江浙地区却是一个例外。江浙地区的发展表明，选择吻合本地区资源赋存结构的主导产业，最大限度的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是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最关键因素。

2.选择正确的改革和发展目标。和东亚模式一样，江浙模式又一次显示了非新古典市场经济模式或称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价值。这种非新古典市场经济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承认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承认人们可以根据本国和本地区情况创造出有关市场经济模式的各种修订本。承认在统制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夜警国家”模式之间有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里存在着多种选择。对这种选择的研究将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成为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3.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探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的原因，破解所谓“中国之迷”，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为此，人们给出了各种解释，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和前苏联作了比较，提出了中国是渐进改革的概念。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笼统，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体制转轨过程的认识还停留在浅水区。如果仔细地分析江浙地区这样一个典型区域的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就会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中国改革的过程有关，和中国以分权改革起步，将发展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部门有相当大的关系。江浙模式的研究表明，作为有代表意义的市场经济部门的乡镇企业，无论是在改革前后，其每一步发展都和地方政府系统的经济自主权的扩大有紧密的联系。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源于体制外，这不确切。中国的改革的成功，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一场从微观到宏观的改革，几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来自地方，来自基层民众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创造和创新精神，农村家庭承包制如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专业市场的兴起如此，发展个私经济带动地域经济发展如此，甚至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也是如此。

江浙模式的架构

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竞争压力，并且在自身管辖范围内具有相对独立决策权的地方政府，一个具有相对排他性产权结构的乡镇企业，一个受惠于传统市场资源优势，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和不断向计划体制渗透的市场，这三点构成了“江浙模式”的基本架构。

1.地方政府。在中国的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行为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争议的现象。许多人，包括外国和中国的研究者常常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把地方政府的行为归于政府行为一类，并据此认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是具有消极作用的。中国中央部门的一些经济理论研究者甚至杜撰了一个想像中的改革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央决策部门以及一部分接近上层核心决策层的精英理论家被描述成改革的推进力量。而“中间势力”，这主要指地方政府部门则常常被定位于改革阻力的角色，例如在推进企业改革，稳定宏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减少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地方政府的作用常常被描述成消极的，不能排除在有的地方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种模式来解释中国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期的改革和发展中的矛盾现象和曲折过程，是和事实相距甚远的。对江浙模式的分析证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指导和推进发展地域经济的主动权，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相对独立的利益。第二，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区经济方面有了根据自己所处地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理性选择”和自主决策的弹性空间。把中国转轨时期的地方政府的行为，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行为是不恰当的，这是中国经济的特殊所在。事实上至少在中国体制转轨的第一阶段（指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期）地方政府的行为常常带有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行为的某些特点。当中国处于既要改革，但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集团时，分权改革后的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这一时期中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角色，他们使中国经济显示了活力，而又不至于陷入混乱。必须强调指出，在作出有关地域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有两方面的因素使地方政府有可能作出比中央政府部门更具前倾意义的判断：其一，在中国，地方政府在实现发展目标，推进本地区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时事实上处于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对手是他们的“兄弟省市”或“兄弟县市”，竞争的胜负往往和地方政府首长的个人利益有直接的关系。许多事实表明，实际上是竞争而不是市场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竞争因素，因此，是否按照教科书的理论去完善市场不是最重要的，形成一种有序的竞争格局，才是问题的本质。其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常常比他们的上级部门更靠近基层，靠近活跃变化着的生产力要素。至少在推动和发展本地区经济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在信息把握程度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在发展战略的改变上也有分权改革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作用的因素。一些文献把中国在1978年后改变了发展战略作为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导致战略改变的是因为市场价格信号起了作用（林毅夫等，1995）。虽有道理，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国在很长时间内也会没有选对发展战略。一般说来，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不存在选择发展战略的问题。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将会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自动地给出发展的过程，发展战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一种政府行为，往往和超常规发展有关，即和发展中国家的或后发工业国的政府干预和赶超战略有关。发展战略的选择的是否恰当，和一国一地域的决策部门的信息把握程度有关，也和决策当局的决策目标函数的排序有关，大国的中央政府很自然地会把国家安全、国家尊严、体制稳定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因此常常选择和这些目标相关性高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无论是前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是如此。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选择发展战略上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没有完全主权，因而可以不受或少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选择向经济利益倾斜的发展战略。和这一点相类似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1978年以后的江浙地区的成功的经济发展与采取了和这一地区的资源禀赋相吻合的，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有关，而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有了相当的经济决策权。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在决策发展目标时会更多的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他们只能现实地依靠动员本地资源来发展经济。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中国选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产业和地方分权改革，即把发展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有很大关系。

2.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对于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就其地位和作用来说，就好比高速增长时期的韩国财阀大企业对于韩国经济。甚至乡镇企业和农村地方政府的关系在抽象分析方面，也可类比于韩国的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农村地方政府系统主导的乡镇企业体系及其行为可以用“社区型市场经济”或“集体型市场经济”来描述。乡镇企业的企业目标，通常也会有一些推动社区社会福利发展的内容，但其本质和主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点和一般私有企业没有什么不同。

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仅在于推进了农村非农化发展，而且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般说来，乡镇企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使它具有某种范围内的“公有性”，因此，乡镇集体企业具有某种传统经济的因素，这决定了它可以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拥护者所接受。另一方面，它的不受计划调控的“市场性”又使它具备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为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活跃和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样，乡镇集体企业的这种两重性使得乡镇企业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成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事物。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当国有企业在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时，乡镇企业却迅速发展，不仅填补了由于国有企业的委缩而产生的空挡，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的各种类型的企业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最快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比较顺利的进行，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诸国那样出现体制转轨和经济运行方面的巨大断层，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乡镇企业这样的新旧体制的联接器。这样一个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的桥梁。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历史功劳。江浙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充分发挥了乡镇企业的联接作用，和乡镇企业的“史前存在”及改革后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这是江浙模式的意义所在。中国的体制转轨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旧体制中存在的新体制因素，即计划体制中存在的市场因素，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突破，取得成果的。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两重性使它成功地适应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但同时也说明作为乡镇企业的核心部分的乡镇集体企业的体制具有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不稳定性，在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时，乡镇集体企业中的传统经济的成分能否适应发育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为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的新课题。但是，如前面已经分析和下面将要分析的那样，由于乡镇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有所不同。根据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乡镇企业的制度适应性转变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3.市场资源和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在江浙地区能够产生“江浙模式”？全国这么多省区，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期，也只有江浙地区（山东省后来也显露出这样的趋势）能够取得类似广东省这样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众所周知，后者不仅有邻接港澳的地理优势，还曾享受中央政策上的诸多优惠。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发达的农业，有利的地理位置，较高民间储蓄和积累存在，都是可以找到的解释。但是如果联系到历史上，江浙地区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以猜测，该地区会拥有较多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源，如民间崇尚工商致富的传统，能力主义，合理主义的文化氛围，这一点可以从改革以前，该地区就存在较为发达的乡镇企业的事实中得到证实。乡镇企业的“史前存在”还表明，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一地区就存在用各种人际网络构成的“亚市场”或“准市场”。比如，“星期日工程师关系网”，“能人关系网”，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之间的“生产协作关系网络”和“产品供应关系网络”等等。此外发达的农贸市场也一直是培育各种经营人才以至后来产生出“专业市场”的摇篮和学校。这一切可以统称为“市场资源”的要素，是江浙地区的资源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后，江浙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一直走在全国各省区的前列，和本地区具有市场资源的优势不无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过程，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来自基层干部和群众。一旦最高决策机构决心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给予地方和基层以发展经济方面的自主决策权，在拥有传统的市场资源优势的江浙地区，特别是在保持传统影响较深的农村地区，基层政府系统和民间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手段和方法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很自然的。在这些地区，以改革和市场化手段发展经济的方法不是由改革派的领导人物或改革派的经济学家呼吁、传授、教育、领导出来的，而主要是基层和民间根据自己的传统感觉，自己的实践积累摸索出来的。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体制转轨的第一阶段（这大约在1978年～90年代初中期），改革和发展的先进地区，不是北京、上海这样的接近中央的中心城市而是广东、福建、江苏、浙江这些受外来影响较大，或历史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4.地方政府系统和乡镇企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向来是经济学家争论的问题。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常常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问题归结为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而导致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由此产生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对于由农村地方政府系统主导的乡镇企业发展，人们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也有人对此持负面认识。但是农村的地方政府系统和乡镇企业的关系与传统体制计划下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是有区别的，后者的关系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环节而确立的，政府部门不但行使着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且从人财物到产供销，国有企业的所有经营环节，都被列入计划由政府部门控制着。相比之下，农村的地方政府系统和乡镇企业的关系就比较接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部门和某些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乡镇企业（主要指集体乡镇企业）虽说在资本来源上有“集体”性，并因此和农村的地方政府系统有某种联系，但是其面对的是一个必须依靠自己的奋斗才能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环境。乡镇企业在产品销售，原材料购入，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定价方面基本是以市场导向的，这一点构成了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决定性差别。第二，农村的地方政府系统可以用于支持乡镇企业的预算也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创办乡镇企业的动机主要是在于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本地经济，摆脱贫困，并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有限的财力使农村地方政府没有可能像中央政府，或省市一级的政府那样去支撑一个长期不能带来效益的企业。在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比不上国外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一些大公司或控股公司。第三，乡镇企业的职工也没有像国有企业职工那样享受“铁饭碗”的待遇。第四，乡镇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基本上是分离的，乡镇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基本采取不干预的态度。

地方政府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支持主要功能是替代要素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过程，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首先发展起来，但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却相对滞后，而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支持，替代和弥补发育迟缓的要素市场的功能，使得乡镇企业能够克服发展初期由于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壁垒和有关政策方面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仍然要面对一个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需要按照市场信息来配置资源。这种不完全市场型的发展模式几乎是后发的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最常用的模式，舍此就不能实现赶超目标。

结论

所谓江浙模式是指1978年至90年代初中期，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先进地区之一的江苏和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一系列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方式，方法。江浙模式的研究对于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目标的选择和评价，对于把握中国转轨经济的过程和特点，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江浙模式表明：中国的体制转轨的成功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过程，改革的成功是因为首先进行了分权改革，分权体制的形成导致竞争和排他性利益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从而调动了地方和民间的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传统计划体制中的市场经济因素，激活了存在于地区和民间的市场资源，进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向市场化方向变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魏后凯等著：《中国地区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6月版。

2.翁君奕、徐华：《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2月版。

3.吴敬链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5.丸山伸郎：《90年代中国地域开发的视角——内陆·沿海关系力学》，日文版，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1年版。

6.谷浦孝雄：《韩园の工业化と开发体制》，ジァ经济研究所（日本）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