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进行了外部环境、内部管理以及心理因素的破析，寻求“5000万现象”的根源，并试图就这些原因给出政策建议。同时笔者还指出，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的重要意义：中国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产权”理论的讨论和“产权”结构的变更，而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必然引爆“管理”思想的革命和“管理”模式的演进，并进而带来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

关键词：“5000万现象”；革命；政治哲学；管理思想；浙江民营企业

Abstract: I try to explore the basis of Phenomenon of 50 Million after analysis from the outer conditions, interior ability of management to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I also give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Phenomenon of 50 Million, which brings to the revolu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reconstructing of political system, revolution of idea of manag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tyle of management, by comparison with Phenomenon of 59 years old, which leads to revolution of ownership and variation of ownership in our economical life at present.

Key Words: Phenomenon of 50 Million; Revoluti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dea of Management; Zhejiang Private Enterprise;

一、“5000万现象”

所谓“5000万现象”是相对于曾经红红火火热炒过的“59岁现象”而言的，是为了总结浙江省民营企业中企业总是做不大或者很少做大的情况而做的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中国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产权”理论的讨论和“产权”结构的变更，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必然引发“管理”思想的革命和“管理”模式的演进，并进而带来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共同制定的《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2]新的标准规定，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为中型企业，而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小型企业，也就是说，“5000万”就是一个分水岭，是小型企业向中型企业跨越的转折点，因而笔者认为“5000万现象”的讨论必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深远的影响。

程旦亮（2001）认为民营企业长不大有五大原因：一是缺乏大手笔式的发展，因为业主投资自己的血汗钱不能不担心投资利润，而信息捕捉的相对滞后，所以企业总是上不了规模；二是开拓市场的意识淡薄，开拓能力差；三是家族化管理模式抑制了优秀人才的引进；四是民营企业贷款异常困难；五是要素的不匹配，即企业的人、财、物三要素不和谐，资本、技术和人才三资源不匹配。白玫，刘宏，胡光字（2001）认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一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不清和财产纠纷导致企业控制权移交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复杂化；二是家族化管理方式制约了企业发展；三是企业管理的集权特征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康。程远（2001）考察了轿车工业后指出：人为设置行业壁垒维持轿车工业的垄断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低效率和腐败是中国轿车企业总长不大的根本原因。记者胡奎（2002）在对温州企业的报道中，曾经一笔提到过“5000万现象”，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对此展开分析。由此看出企业界、理论界和政界并没有对“5000万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笔者本文就对“5000万现象”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分析，以期引起各界的重视并展开丰富的研究。

二、“5000万现象”透析

造成浙江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的因素很多，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

1、心理因素

所谓心理因素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家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产生的“5000万现象”。笔者认为，心理因素也分为三类：

一是正如梁普明（2002）看到的民营企业小富即安、小进即满，满足于现状的小农经济思想仍比较普遍，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个体工业户。程旦亮（2001）进一步分析认为民营企业小富即安、小进即满主要原于企业主素质不高，信息捕捉的相对滞后以及开拓市场的意识淡薄等。

二是笔者认为心理因素还与中国官文化密切相关，由于很多人做企业本来目的就不是赚钱，而是为了“做官”，因此到了5000万后，他们认为已经有了资本进军政界，所以企业的跨越就不可避免地被耽误了。另一方面，人们的效用函数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会发生变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以知道，人的需要都有轻重层次，某一层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层需要就会出现，并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中国的“官文化”思想使得人们把“消费”观念中效用函数的变量从财富转变为政权权力的追求，把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理解为对政界的需求，并越来越强烈（周阳敏，2002a）。

三是中国目前的消费领域和消费意识没有健康地建立，尤其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而又没有新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信仰体系的产生，出现了信仰真空或信仰的空洞化，所以导致企业家们有了5000万后就感觉“功成名就”而“退休”安享青春（之所以不叫“安享晚年”而叫“安享青春”，是因为现在很多5000万的企业家不管多年轻都退休了，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各种教会蓬勃发展（刘忠卫，1997），虽然促进了中国信仰的多元化，但是教派良莠不齐，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进行正确的疏导。所以很多糟粕的教会组织也乘机进入，不仅不能促进和引导中国的资本积累，反而扭曲和葬送了大批的企业家，致使中国企业的规模始终在“5000万”左右徘徊。

2、内部条件

事实上，根据笔者的调研发现，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造成“5000万现象”的罪魁祸首。

（1）人员素质

企业人员素质问题分为企业家的素质问题和员工的素质问题。由于民营企业大多起始于农村或者乡镇，因此企业员工一般都是素质较低的农民或者城镇富余工人，因此企业经营规模必然受到员工素质的约束，尤其是企业在壮大过程中，没有足够的人员可以独立开展工作，承担挑大梁的重任。

笔者调研发现，影响企业规模突破5000万的最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的素质。然而由统计学知道，人的能力分布具有正态性质，也就是说，能力强者和能力弱者比例都不多，但是能力一般般的人却占有绝大多数。一个人管理企业的状况受限于他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显然我们都知道，目前由于外界的法制环境极度恶劣，大多数企业都被迫选择了“家族管理”的方式。而这种家族管理的层级结构和人才引进等方面都受到了家族或个人能力的限制，所以依据数学的基本知识可以知道，个人的正态分布也必然导致所管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t分布，换句话说，企业的规模或质量也必然服从t分布，即大企业一般很少，主要集中在5000万以下的企业规模的状态。

梁普明（2002）的调查得知，大多数民营企业主没有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土生土长”的居多。量大面广的民营、个体单位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来自广大农村，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特别是个体工业单位的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不少人难以适应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作，更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当然我们必须正确面对这些所谓的“素质差”的企业家，当然笔者一再强调企业家的素质不是用文化水平或学历高低来衡量的。但是，在笔者与企业家们接触时发现，有些“能力”尤其是“个人能力”非常显然地造就了企业跨越“5000万现象”。

（2）管理模式

中国的特殊环境与现代管理理论发生冲突，李新春（2001）认为，目前的理论框架很难对企业治理结构的深层次影响给出明晰的解释，指出企业的家族化治理在竞争和生存的压力下变得更为理性化，企业以“趋利避害”的态度审慎地对待家族的或特殊性的关系，对家族治理结构的进行改造，在老板仍然占有绝对大的股权并对企业战略决策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情况下，实现职业经理人的“交接班”，这成为中国目前家族化企业“管理革命”的主要模式，并称其为“家族—管理型”企业。毛蕴诗（2001）也认为，家族企业之所以可延续较长时间，是由于他们识势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现代公众公司中一些相配适的制度，形成家族式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并认为这是一定程度上对家族企业进行具有现代工商企业特征的管理上和制度上的创新。在实业界，如重庆力帆集团老板尹明善认为，无论从经营机制还是管理方式，家族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的存在都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时企业家们将家族企业进行部分“现代化”，如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名校，聘请高级顾问以及部分引进优秀人才等等。

然而，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利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单凭个别的案例就叫嚣要把家族企业转变为现代企业，否则还不让上市[3]。而经济政治家们则是利用经济话语权而为政治服务，认为家族制是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家庭经营只是一个过渡，并力主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委托代理制改革（厉以宁，2001）。因此，大量的企业家依然没有跳出家族管理和现代管理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框，对企业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依然犹豫徘徊，错失良机，致使企业规模也在5000万上下徘徊。

3、外部因素

提及企业的外部因素，不能不提及企业的法制环境、金融环境和投资环境等。而事实上，这三个环境因素也没有概括浙江民营企业所处的外界环境的全部因素，但是他们是目前对“5000万现象”“贡献”最多的、最重要的因子。

（1）法制环境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是一个极端的法制不健全、有法也不依、执法更不严、违法也不纠的局面。因此，企业运用法制的成本异常高昂，实际上企业把本该由国家提供的法制的成本内在化了。更重要的是，私人产权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民营经济的财产理应属于投资者本人，投资者可以自由支配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这一属于天经地义的道理长期以来在法律和政策上却得不到体现。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非常严重。由于民营经济的地位“卑微”，许多政府部门视民营经济为“没娘的孩子”、“软柿子好捏”，同时利用民营企业“惧怕官府”的心理，任意侵扰和损害民营企业的发展（刘力、尚增健，2001）。例如笔者有一个朋友，由于在任温州某地村支书时，得罪了某镇的领导干部，于是镇干部就想方设法捣乱、编织各种谎言和各种“政策”对他们随意干扰。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官司打到了中央，但是依然无能为力扭转这种被“敲诈”、被“勒索”的悲惨局面。于是他们只好举家全部搬迁到了湖南洞庭湖畔，继续做阀门生意。更有悲惨者，胡奎（2002）在报道中列举了一个事例，说是在杭州市某县，一位温州老板投资了一条从这里通到黄山的公路，修成后效益很好，不想该县交通局竟单方面撕毁合同，夺过对这条公路的收益权，还用莫须有的罪名将投资者抓进大牢一年多。真是“胆战心惊”啊！就这样的法制环境怎么可能让我们的民营企业顺利地从小型企业转变为中型企业？怎么可能克服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啊？！

天津宝成集团董事长柴宝成认为，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害怕做大，主要是害怕做大后有风险，但柴宝成同时说，即使有风险也要冒险，这是企业家成就事业所必须面对的，而且还认为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应该回报社会（黄泰岩，2002）。但是笔者深深忧虑的是，不仅这种所谓的“回报社会”不具有可预测性和法律基础，而且柴宝成他本人也显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众所周知，我们的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都是显然的中国特色的“官方组织”，所以他无疑得到了正面的保护，正所谓中国的一句俗语：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然笔者无意要擅自揣测他“做官”和做“企业”的动机，也没有必要去揣测。但是笔者（周阳敏，2002a）认为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非常“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同时他们还可以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或者侵占国有资源，扩大并巩固自己的私人产权。如果我们的每一个民营企业家们都在跨越“5000万现象”时，首先实现企业的“政府化”，中国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更加繁荣兴盛。

（2）金融环境

此时此刻，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民营企业的金融环境的讨论正是如火如荼，所以笔者也不想对此展开讨论。有一些观点很明确也很直接，即由于我国的国有金融体制严重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壮大发展，因此呈现出“5000万现象”。据胡奎（2002）报道，温州多数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曾不可避免地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但温州的商业银行也与其它地方一样，是主要针对国有企业放发贷款的，而占温州企业数量96%以上的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满足银行规定的放贷条件，繁琐的手续让他们望而却步，即使贷到款，利息计算与国有企业也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低下日益跟不上民营经济的快节奏。浙江省统计局的梁普明（2002）通过小型专项调查，也认为，由于融资渠道狭窄，影响了民营企业扩大再生产。结果显示，有45.7%企业认为制约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融资困难，有66.4%企业认为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很不容易。刘力、尚增健（2001）认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有两方面：一是中小企业资信较差，不易获得银行贷款；二是融资渠道少、成本高、难度大。

众所周知，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歧视中小企业，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无法成为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而千呼万唤用以满足中小企业需要的二板市场到现在为止还毫无音信。更为重要的是，主要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民间金融机构却迟迟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得不到应该容许的发展[4]。

（3）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不畅也是制约民营企业从小到大增长的重要因素。记者胡奎（2002）形象地比喻为“有钱无田”，现有的政策是国有资本可以进入任何领域，外资可进入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只有民间资本处于中国经济的最低层。

三、对策研究

针对上述造就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的原因，人们给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梁普明（2002）指出，企业要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但是笔者认为，观念的创新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完成的。企业主也必须自身树立发展的观念、质量意识、树立技术创新意识等。为此，企业家们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学习先进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理论、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决策水平和法制意识。同时，企业家还要重视引进企业的管理、技术人才，还要重视从企业内部培养人才，为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提供各种学习机会，提高企业整体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增强企业凝聚力。

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以下五个原因，企业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发展后，就必须及时地转换管理方式，即由家族式管理向专业化管理转变（年志远，2001）：第一，企业规模扩大后，管理范围将远远超出家族成员的管理能力；第二，企业发展的领域和天地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无论是从技术、产品，还是从市场、融资等方面，均超出了企业主本人或家族成员所拥有的经验积淀和知识准备，而且管理者再学习的速度又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的速度，而管理者经验和知识的折旧速度却又远远高于企业的变化速度；第三，企业主有了相当的积累和一系列社会荣誉后，团结风范与民主理念会逐渐丧失，易于变得刚愎武断；第四，家族之间、创业者之间的利益矛盾显化和加深；第五，家族人员容易发生角色冲突，导致“政令不畅”和管理混乱等。

因此，我们必须走两条路：一是将家族管理转变为“现代管理”，但是受限于中国目前的法制环境[5]；二是提高自身和家族的经营水平和管理能力，但是又受限于自身和家族本身的素质分布。有人认为现代化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但是笔者一直相信中国素来不缺少人才，关键是怎样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留住人才等。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很认真地分析了这一点，无须我赘述，结论很简单：开放产权、开放管理、开放人才，其中开放产权是前提。然而，张维迎指出：“由于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非常重要，分散股权很危险，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就不可能放心地将企业交给别人去经营，而美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股权分散相对安全。”所以，张维迎一再强调：一个企业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管理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对产权的保护程度（詹正凯，2002）。赵勤恩（2001）也认为，由于外部环境不到位而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路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同时，国外有的专家也认为，绝不能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当作解决管理疾病的万灵药（Bajaj & Rahul，1999）。所以当法制环境异常恶劣时，企业自身不得不做一些防范，包括技术上、人员安排上、组织结构的设计上等，企业的外界法制环境成本非常高，企业根本不可能采用公司制治理结构，这就是目前中国家族企业广泛存在家族管理的最重要原因（周阳敏，2001）。

显然，企业家总是理性地回避第一条路，郭梓林（2002a）认为，法律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完善，企业家选择道德和情感来保护产权的成本，往往比动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也就是说，企业家采用家族管理是明智而无奈的选择。而第二条路由于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人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且企业跨越“5000万现象”这一“坎”，并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此路似乎也不通。于是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企业后家族管理的基本思想[6]，笔者认为后家族管理的方法不仅是一种针对家族企业的现代管理技术，而且它带来了管理思想的革命，即家族管理与现代管理并不满足非0即1的二进制规则，企业可以采用两者的结合，使得家族管理和现代管理优势互补，从而诞生了现代企业后家族管理理论。

现代企业后家族管理理论巧妙地解决了中国的特殊环境与现代管理理论的矛盾，实现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创新和管理思想的革命。

但是，现代企业后家族管理理论毕竟还只是“中庸”的家族管理式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跳出家族管理的圈子。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管理只是实现企业跨越“5000万现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因此笔者转入分析企业生存的外界条件。

梁普明（2002）针对融资困难建议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建立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重点在打破国家银行高度垄断和民营银行数量严重不足、规模小的格局方面有所突破，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金融管理经验。同时，推行企业财产抵押贷款以及金融社区服务模式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开辟民营企业融资的新途径，为民营企业保持快速增长提供保证。刘力、尚增健（2001）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瓶颈”，建议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广泛吸纳民间资金的进入，尽快扩大信用担保资金的规模，建立国家和非国有单位共同出资的民营化、商业化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营体系，提高信用担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为了避免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还必须早日打通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所面临的种种政策障碍，给予“国民待遇”。

对待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千万不要怀疑是资本的扩张冲动出了问题，而要认真思考是否是资本遭遇了产权风险。郭梓林（2002b）认为，正是因为市场环境的恶劣，产权保护的成本和风险，直接影响了企业在规模上的突破，企业家只能理性地选择企业的小型化或区域化，不敢把企业做大，使得企业规模总在5000万上下徘徊。所以，必须真正建立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法律权威，营造能够推动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法制环境，是当务之急。

另外，中国的官文化历史悠久，批判官文化，改革官文化，复杂而艰难。但是，官文化是官僚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为独裁专制、不正之风、效率低下等提供了土壤，严重背离了民主政治的方向。批判中国的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刘永佶（1994）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封建时代的官文化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然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官文化并不是姓“封”还是姓“社”的问题，因为任何时代的官文化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即忽视“民”的力量，强调“官”的力量。

刚好相反，笔者认为，不管是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还是投资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本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

可以看出，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必然引发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也就是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政治态度从“补充学说”到“组成部分学说”只是一个思想观念上的量的改变，并没有产生深刻的质的政治哲学革命。笔者认为，如果各界掀起一场“5000万现象”的热烈讨论，我坚信一定促成中国政治学界、法律学界、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的思考，并有可能对法律基础、政治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最终重新构造中国的政治框架。

四、案例研究

案例1

浙江省红发铸造有限公司（为了避免法律纠纷，本文案例研究的三个企业名字都是化名，请予以理解！）是一家以铸造门阀毛胚为主的企业，四年以来一直在5000万产值上下徘徊。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带领下，笔者来到了他们的所在地。首先印入笔者眼帘的是矗立在路右边的一幢金碧辉煌的小别墅。然后才是破烂不堪但依然声音哄哄响的厂房，笔者发觉有政府官员的场合，企业家都总是捡好的话说，于是笔者以一个什么理由支走了政府官员，单独与企业家面谈。发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外有三个：一是我国宪法已经对私人生活资料给予了明确的法律保障，但是对私人的生产资料却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因此企业家一旦认为自家的私人生产资料有可能被转变为“公有财产”时，就首先将生产资料转变为自己的生活资料，甚至挥霍浪费掉，以便减少风险；二是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社群尤其是政府的“红眼病”依然没有消除，所以，“萧条破败”的工厂作为一种显性依据可以减少“纳税”和减少各种摊派；三是由于现在官员任命和业绩考评的改变（至少浙江是这样），政府已经将所在属地的企业状况作为升迁依据，因此政府官员也就很有积极性帮助企业发展，这样企业家一边转换自家的资源，又同时期望获得新的政府“免费”资源。

当然，在笔者与他长谈的四个小时的时间里，笔者也试图从他的家庭生活中找到“5000万现象”的根源。对于这家企业来说，企业家也并没有把“企业”与“家”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对待，也并不了解企业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所以他一直是把“家”当作“企业”经营，把“企业”当作“家”来经营。在他眼里，左边的口袋与右边的口袋没有什么区别，他对企业的看法与对子女的看法相似，似乎做企业赚钱与给孩子买东西是一回事。在今年浙江省百江暑期培训会议上，笔者告诉该企业家，这就是他们企业“5000万现象”的根源。

案例2

浙江省源恒洁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位居浙江省临海市专门制造马桶盖的企业，并主要远销加拿大和美国。在笔者与企业进行为期3天的了解中，知道了很多该企业长期处于“5000万现象”的原由（本企业连续5年都是5000万的销售额，当然由于其产品供不应求，所以产值与销售额是等价的）。

首先，该企业由于长期在乡下经营，因此该企业的主要高级主管几乎都是本地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农民（笔者无意说农民就不能做大企业，但是关键在于怎么做的问题，也没有其他与本文主题无关的意思）。后来企业老板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搬迁到临海市，但是管理人员素质跟不上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此该企业家事事务必躬亲。因此他的手机在夜半黎明总是响个不停（周阳敏，2002b），而且全是一线工人或一线主管打来的。也就是说他的中层管理人员与高层管理人员没有发挥作用。这样这个企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就主要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了，所以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他企业的“5000万现象”的根源之一。

第二，由于历史原因，该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企业家的老婆手里，因此关于企业的重大决策完全由她一人做出。而女人具有天然的风险规避性格，因此该企业往往失去重要的发展契机。例如今年在企业收到一笔美国300万美圆的定单时，由于每只利润只有1元钱而公司内部激烈争论，就“接”与“不接”展开讨论，但是最终老板娘一票否决了。当公司邀请笔者就此事发表意见时，我说，是否“接单”主要取决于企业对自己的定位。由于现在公司处于满负荷且产品供不应求，同时企业也不可能总是采用加班加点的生产方式，所以一旦接此定单，就意味着企业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不管从企业规模还是企业管理角度，对企业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如果弄不好，不但此“单”完不成，也影响其它定单的交货。然而企业总是在5000万规模上徘徊，这已经标志着企业的规模到了饱和生产状态。该笔300万美圆的定单是促进企业从小到大飞跃“5000万现象”的动力和机会。当然，具体怎么接，怎么发展，尤其是怎么通过收购兼并扩大规模走出“5000万现象”的阴影，需要认真评估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于是笔者提出小型企业也要有发展战略，但是又不同于普通的发展战略，而是突破一般的波特的竞争战略的企业战略（周阳敏，2002c）。所以，决策权的配置和企业的发展战略是影响“5000万现象”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三，内部管理和信任机制非常缺乏。笔者在去该公司之前就被告之企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协调是企业最困难的事情。笔者在介绍有些公司通过工作轮换培养企业管理者和加强部门的协调时，企业管理人员们都有强烈的兴趣。然而企业家本人和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并认为如果他们换了工作，原来的工作没有办法立刻开展；其二是当每一个人都熟悉了各类业务后，会再开一家公司与自己竞争。所以内部管理和信任机制也是“5000万现象”的重要因素。正如张强（2003）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性信任机制的缺乏主要原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但是如前文所述，由于我国的法制环境非常恶劣，这一因素将致使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长期存在。

案例3

浙江省远同布匹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布匹的中小型企业，地处浙江省绍兴市。从1992年开始就一直在“5000万”规模上下波动，也属于典型的“5000万现象”。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该企业家由于没有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意识心理，他走上了一条赌博的道路，尽管家人、朋友耐心规劝，但是他还是越走越远，最近几乎已经输光了整个企业。

当然象他这样半途报废的企业家并不是少数，有的沉湎于女色，包“二奶”[7]；有的堕落于毒品，倾家荡产；有的无所事事，挥霍干净。总之，由于前已提及的三个原因而使企业在长期处于“5000万现象”之后衰败或者“转做他人妇”并一直处于“5000万现象”的状态。

五、结论

由于中国的法制环境极度恶劣，中国的法律基础也极度错位，企业家除了进行正常的企业管理活动外，还要进行大量的“政府公关”活动，长期以往，中国社会就延续并自强化“官本位文化”。企业家们除了追求企业利润以外，还要追求企业级别或者自身的官位以便保护企业和自身的财产。所以，企业家的精力被迫分散，企业家的兴趣也逐渐转移，使企业失去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运行轨道，导致企业“5000万现象”长期存在。

企业内部管理也异常混乱，不仅由于管理者本身管理能力的欠缺，造成企业规模受到企业家能力和素质的限制，而且管理结构、管理方法等的错位，特别是西方的管理理论没有很好地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没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武装企业家，从而企业家们在各界观点争论中不能把握企业管理的精髓，使得企业的管理方法不能跟随企业规模的发展而发展，这样也就反过来影响了企业的规模，使得企业的“5000万现象”异常繁荣。

社会信仰体系的崩溃和重构的延迟，个人小富即安的心理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等使得企业家的效用函数发生转变，甚至扭曲。因此企业家的生产性资源被随机地大规模地转变为消费资料，甚至浪费掉。所以企业的投资总是不能自动实现增长，致使民营企业“5000万现象”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正如本文开篇所讲的，中国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曾经引发了一场“产权”理论的讨论和“产权”结构的变更，而浙江民营企业的“5000万现象”将必然引爆“管理”思想的革命和“管理”模式的演进，并进而带来中国“政治”哲学的革命和“政治”构架的重整。本文特别希望引起更多的优秀的学者注意，并进入该领域展开丰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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