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强调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节能优先，效率为本的能源发展方针。正在全国进入宣传学习五中全会精神进入高潮的时刻，浙江塖州越盛热电厂总经理谢百军和山东胜动集团总经理王志春与身处全国节能第一线的近两千座热电厂和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的厂长经理们却因为各国有商业银行全线撤出贷款而陷入迷茫。

谢百军和王志春的惘然

不久前，各地中国建设银行分支行均接到总行“建总字2005（98）号文件，要求撤回对热电厂和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的贷款，到期一律不在延长。尽管各地分支行对于一些经营状况较好的热电厂还希望保留贷款，并向总行据理力争，但总行撤出贷款态度异常坚决，不容商量。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也发出文件，要求分支行从热电项目中撤资。从江苏传来的消息，中国银行也有类似举措。

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正在进行银行体制改革，吸引国际战略投资伙伴，在境外上市。为取得上市成功需要强力控制不良贷款，迅速退出高风险行业。银行从经营角度出发，规避金融风险，退出他们认为存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行业的做法无可厚非。问题的结症在于，作为节约能源、承担区域环境治理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最主要的技术手段，并被全世界广泛推崇的热电联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在中国大力建设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高潮之际，陷入生死存亡就境地。一个本应该是最赚钱和最没有风险的行业，在中国却成了“高风险”行业？不仅让举国上下大为不解，也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

谢百军总经理陷入了莫名其妙之中，他的塖州越盛热电厂新建成发电的热电机组新建成的一台6MW背压机组每发一度电仅需要183克煤，热电综合利用效率超过80％。而被中国媒体广泛宣传的华能集团正在建设的，号称“代表中国未来电力工业方向”的浙江玉环电厂，4台国产1000MW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标准与技术，发电蒸汽压力达到每平方厘米262.5公斤，温度高达600℃，发一度电仍需耗煤273克，发电效率为45％。而目前五大发电公司新建的机组多为超临界或亚临界600MW机组，发电煤耗在284～291克，正在运行的主力机组基本上均超过300克煤，2004年全国供电煤耗高达379克。不是要建立节约型社会吗？不是要贯彻“节能优先，效率为本”吗？怎么300克煤发一度电的企业没有风险问题，而183克的却成为商业银行撤出贷款的高风险行业呐？

比谢百军更迷茫的是胜利动力集团的王志春总经理，胜利集团生产一种物美价廉的燃气发电机组，可以利用各种可燃性气体，他们不仅向用户提供设备，而且通过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发电服务。胜动的发电机组在煤矿利用矿井瓦斯发电，将每年夺取成千上万矿工生命的瓦斯变为资源利用；胜动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壜癯±谜悠⒌绻┤龋唤鱿硕癯簦布跎倭宋率宓呐欧牛皇ざ诮够Ш透痔Ю媒孤透呗咚狗⒌纾廴酒灞湮蟮哪茉?/SPAN>··· ···。即便与最清洁的风力发电相比，胜动不仅增加了电力供应，还治理了环境的污染。这是一个在全球看好的行业，在中国大力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高潮中，却不知怎么也成了可能造成不良贷款的高风险行业？百思不得其解。

银行自有道理

我国的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在国家剥离不良资产，注入资本金，基本完成财务重组。建设银行已经在香港上市成功，而工行和中行基本选定了战略合作伙伴，在海外上市的准备也已就绪，推入国际金融市场已是箭在弦上。除此之外，各股份制银行也在积极行动，除了交通银行捷足先登，已经在香港上市外，其他跨区域经营的股份制银行也在积极需求国外战略合作伙伴，按照国际防范金融风险的标准进行内部重组和结构调整。地方银行更加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希望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银行业正在从政策型向真正的商业型转变，从业人员正在从传统的、按计划进行的资金分配的角色，转变为具有独立的风险判断意识的，以资金为媒介的服务者，意识与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银行判断问题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怎么定立的，领导们是怎么说的；而是这些法律和政策是怎么贯彻执行的，他们将更加注重效果，而不是道理。因为今后国际金融市场对他们考核的最主要标准就是不良贷款率，政策再好，如若结果是一堆不良贷款，他们也无法再与各级政府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在中国搞节能环保工作，如果仅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政策支持，没有各级政府主管机构贯彻执行的积极性，肯定是“风险投资”。如若这些节能环保工作侵害了垄断利益集团的皮毛，即便有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贯彻执行的积极性，也是“风险重重”。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矿工死亡率，这些不是银行的责任，如果各级政府真想解决问题，就应该将相关产业变成有利可图的低风险高回报行业，所以问题的结症不在银行。

风险何来

政策法律的不确定性：1998年原国家计委、经贸委、电力部和建设部以（急 计交能【1998】220号文件）联合印发了《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若干规定》，作为落实《节能法》的规章下达，明确指出：“热电联产具有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提高供热质量、增加电力供应等综合效益”。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热电联产事业的发展”。但是1999年，改革后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计基础【1999】538号文件）《关于在常规火电项目审批中贯彻电源结构调整实现“上大压小”政策的通知》中要求各省市立即停止审批一切小火电，包括：热电联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发电等项目。将热电联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发电与小火电混为一谈，加以限制。

2000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与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和环保总局再次以（急 计基础【2000】1268号文件）印发《关于发展热电联产的规定》，重申国家发展和支持热电联产的各项具体规定和决心。2004年作为国家金融管理机构的人民银行总行发布文件中，又一次将热电联产与小火电相提并论，不准提供贷款。

世界各工业化国家都有明确发展和支持热电联产的法律，并有非常详尽的实施细则，有的国家甚至专门为热电联产立法，通过法律将能效高的热电联产工艺作为能源工业发展的首要选择。相比之下，中国只在《节约能源法》中一次提及热电联产，在其他行业法中，例如《电力法》只字未提。从表面上看是立法机构没有重视热电联产对于提高综合能源效率的关键作用，而根本的问题是不能正确认识节能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不能看到能源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制约。一些利益集团以国有资产为名凌驾与法律和公共利益之上，甚至立法机构也将集团利益法律化。所以，我们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和长效性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障节能工作的持续实施。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遵循这一条“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和面”的只求“发展”，不求“持续”的增长方式。在经济管理上是“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死了再放··· ···”的循环模式，一些政府部门总是注重审批，而不去积极建立市场，挡在供需双方之间，让供需双方必须按照自己制定的显然不够准确的“计划”行事，而一些法律法规成为计划不周，消除后遗症的“偏方”、“猛药”。能源供应紧张了，就支持热电联产；能源供应过剩了，就将热电联产例如“小火电”加以遏制，最终还是为了确保央企、省企的那些按计划审批的电力项目能“卖的出电，还得上钱”。

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国家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分工中，每一个行业都是单一和垂直的，电力就是电力，热力就是热力，环保就是环保，煤炭就是煤炭，如果你跨越了几个行业，就形成谁都可以管你，谁也可以不管你，有利可图时谁都来管你，无利可图时谁也不愿管你的局面，热电联产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尴尬境地。管电的部门总将热电联产和大型火力发电厂比较，认为热电厂容量太小，属于“小火电”，对电网没有什么作用，应该取缔，你不是效率高吗？那就让你同烧计划煤的大火电竞竞价；管热的部门认为你即供热又发电，热能是梯级利用得来的，就应该降低热价，造福一方。电是国家定价，上央企的大电网，属于中央政府的利益。热是地方定价，上地方自己的小热网，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要压低热价，逼着热电企业去争取电价；而环保部门因为你一个热电厂削掉了几百个本能够形成罚款源的小锅炉，影响了收益，应该有所“补偿”，所以热电厂的环境治理效能往往被忽略，成为环保部门监察罚款的重点；煤炭部门国家的计划统配电煤我没有办法不供，但造成我的利益损失市场必须补偿。节能环保不是我煤炭企业的事情，热电厂不在国家统配序列内就得买市场的高价煤。

纵观欧美，凡是能源利用效率高，环境保护好的国家，热电联产都是能源供应的核心产业。因为不发展热电联产，能源的利益效率就无法提高，燃煤要超过50％的效率，燃天然气要超过60％的效率就必须采用热电技术。所以，各国政府不管企业的产权构成属于谁？能效成为一个硬指标，可持续发展成为“硬道理”。谁的能效高，谁优先；谁的污染小，谁优先；谁的社会公益性强，谁优先。如果中国的各级政府能够将“五中全会”的要求落到实处，有力贯彻“节能优先，效率为本”的要求，也许问题就可以解决。

电力改革的不确定性：中国的电力改革有目共睹，成功失败大家心里清楚。不管下一步是不是继续改革，至少过去已经确立的电力改革目标与五中全会确定的新的发展目标存在矛盾，电力改革的方向应该根据中央精神进行调整。在电力改革中我们强调“厂网分开，竞价上网，鼓励竞争”等层面，而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何降低环境排放，特别是如何提高用户终端的能源综合利益效率没有成为目标。电力改革要服从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的建立，而不应该是让一部分已经够富的人更富起来。如果电力改革的目的仍然停留在当初农村改革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上，达到让坐奥迪A6，拥有大办公室，住大房子，挣数十万年薪的人更多一点的目的，那么这种改革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保障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一些企业和部门在交易平台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就热衷于“竞价上网”，在销售电价不可能变化的条件下，竞价上网只能使得某些企业和政府管理机构增加更多的收益，对于消费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竞价中，往往是那些靠近煤矿，燃料成本低，环境排放大的电厂更具优势。而不一定是发电效率高，排放控制好的电厂具有优势，当然，更不可能是承担区域环境治理和城市公共设施功能的热电厂。仅仅靠价格竞争，未必能够达到提高社会综合能效的目的。因此，如若按照目前的思路继续走下去，电力改革将会导致大量热电联产企业死亡，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阻力。在电力系统中真正具有垄断性的是电网，不是电厂，让电厂之间竞争不能解决根本的矛盾，还会增加社会的经济和资源代价，增大消费者负担，增强供电安全的风险因素。美国和英国式的追求自由竞争的电力改革已经宣告失败，最终导致大停电、电价上涨和电网破产。中国的电力改革也是带来不断的拉闸限电和不断的上调电价，这种美国式的电力改革既然已经宣告失败，为什么我们还非要重蹈失败的覆辙不可？在电力供需双方建立市场是非常必要的，而市场并不一定非要竞价，垄断利益集团横在买卖之间，堵住买方，逼着卖方竞价，这种改革目的何在？

而丹麦追求提高能源利益效率的电力改革却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功，在过去20年中丹麦的不变价格GDP翻了一番，人均收入从1万美元达到超过3万美元，一次能源消耗没有增加，环境排放还大幅度下降。丹麦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首先，他们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能效标准，并配合建立税收机制。不达标的电厂缴税，达标的电厂免税，而能够治理环境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的电厂还会得到政府利用这笔专项税收进行的补贴，然后在能效优先的前提下再让大家竞价，优胜劣汰。最后，丹麦没有一个火电厂不供热，也没有一个工业锅炉不发电，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都得到利用，全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超过60％。因为低效利用能源的项目都变为高效项目了，也就没有了税收来源，所以丹麦进一步改变为“碳税”机制，谁排放二氧化碳谁纳税，单位能量排放多的多缴，排放少的少缴，不排放的不但不缴，而且可以得到政府补偿。所有的项目，无论大小，只要达到要求就可以并网。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卖给电网，电网还必须提供备用电力容量保障。丹麦官员认为，这种小型化、分散化的能源系统不仅更加安全可靠，使供需更加密切，而且可以更加有效地减少电网的调峰、损耗和建设投入，他们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还可以再提高20％。

利益格局的不确定性：对于银行的风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他们自己，在目前的电力项目无序建设中，各级商业银行皆是始作俑者。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控制能力弱，所以他们认为国有大企业的项目必然“风险最小”，对他们的项目，特别是央企的五大发电公司和各省公司的电力项目，可以“闭着眼睛贷款”，甚至一些根本没有批准的项目都敢贷款，都抢着贷款，导致全国性电力项目的无序发展，可能在2007年以后造成严重的发电能力过剩。如果因此造成银行贷款无法收回，这些已经海外上市的商业银行将可能陷入危机，从而将会导致中国银行业的共振效应，外资如果群起撤离，将进一步可能诱发全国性的金融危机。中国商业银行业的分析师们可能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存在，只能通过联手控制对其他电力项目的信贷，争取减少各电力项目的竞争压力。商业银行会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出现这类局面，国家的过去政策会全力倾斜保护央企。

热电联产由于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不得不受制于供热规模，发电容量自然也不能过大，所以国家一直强调热电厂建设要坚持“适度规模”。发电规模小使得央企和省属企业缺乏投资兴趣，投资主体让位给了地方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阶级成分”出现了问题，“成份问题”自然增加了银行认为的“经验风险”。中央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制定的要求，不仅给银行，也给各级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一旦出现电力过剩，是保护央企，还是保护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热电联产？

热电厂除了成份有问题，“姓氏”也是一个大问题，即便没有国有大企业的成分，但是如果能够攀龙附凤与电力系统拉上瓜葛，最好能够当上个上门女婿，也改姓“电”日子也许好过一点。华北有一个热电企业利用背压机组用不掉的蒸汽，拉上电力系统职工“集资”建设了两套后置机组再发电。结果电力调度们为了保障后面机组的发电量，不得不让前面的热电机组满发，也不管这样算不算小火电了。在电网系统解读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中，我们只听到如可发展“特高压”输电，却没有听到电网怎样鼓励和帮助发电效率更高的热电联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电源并入电网考虑，关键也是各利益问题。让所有的热电、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都改姓“电”不太现实，但是让电网随热电、资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都改姓“可持续发展”，只要有决心应该可以做到。将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并定下硬指标来考核各级电网企业。例如国际流行的绿色配额制，每年强制电网购买一定数量的高效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电力和可再生电力，并逐年增加，而且与电网企业的年薪奖金直接挂钩。

可持续发展将是新的“硬道理”

许多研究能源问题的专家都认为，中央确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新目标是一次可以根本改变中国人的观念、生活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新的发展抉择。与之可以并论的抉择在中国近代史上只要三次，一次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第二次是建立新中国；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尽管这一次社会矛盾没有激化到血与火的程度，但是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发展的严峻制约，如果不能及时调整我们今天的发展模式将会贻害子孙后代，将会使中国的崛起化为泡影。反躬自省，中国又一次到了必须对发展的道路进行抉择的十字路口。

每一次的历史抉择都会有无数的人和一些利益集团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这些代价最终会使后来人受益无限。中国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只有可持续发展才能保持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步的和谐发展。

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资源环境空间极为有限，要想实现现代化目标，就必须达到比丹麦更高的能源利益效率，就必须大量发展热电联产，这是文明的规律，我们将不法超越，不是哪一个利益集团可以改变的，最终中国的发展必然选择热电联产，必然更加鼓励对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益，特别是将废弃资源转变为高品位电能的方式和技术。

我们希望国有商业银行能够看清楚这种社会变迁的必然规律，更希望中国银行业的国际战略投资伙伴能够将文明理念一起融入给中国的合作伙伴。当今的世界是跨国金融资本引领全球发展趋势的时代，你们有义务，也有能力通过资金投入导向，来帮助和引导13亿中国人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向你们在自己的国家支持可持续发展事业一样。我们期望他们带着文明的光环进入中国，而不是为了榨取乌烟瘴气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不仅贻害中国，也将危害他们的子孙后代。

后记

10月25日，笔者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分布式能源（热电联产）联盟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140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会议。各国代表都在为这一事业的欣欣向荣地发展而兴致勃勃，只有我们来自中国的代表在为热电联产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刚刚获得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伦敦副市长津津乐道地介绍他们准备如何通过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和热电冷联产来解决奥运会新增电力和对奥委会的减排承诺；纽约的能源服务公司减少该市政府怎样支持他们将一个分布式能源站建在了象征纽约繁荣的第五大道上；印度的代表讲述他们准备通过发展分布式能源和热电联产，建立一个高效的能源系统以追赶中国；而中国，非但分布式能源合法接入电网遥遥无望，连已经建成了热电联产都在相继倒闭，我们真是无颜以对。

在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纽约的斯达顿岛大学医院的分布式热电冷能源站，该站通过容量3MW的燃气发电机组和医疗垃圾焚烧炉向医院供应电力、采暖、制冷、卫生热水和消毒蒸汽，能源综合利益效率。该站的前任总工告诉我们，十几年前他们准备建设目前的热电冷系统时，纽约康爱迪生电力公司说他们是“傻瓜、愚蠢和神经失常”，百般刁难，层层阻挠。现在医院准备为新的院址扩建新系统，而电力公司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电力接入、备用电力保障和天然气供应都没有任何问题，认为这是一个聪明从选择，保障全力配合。银行、基金和私人投资者都愿意提供资金，而地方政府官员更是积极支持。为什么？因为斯达顿岛大学医院的选择可以帮助电力公司完成提效指标和建设配套投资；为银行提供一个稳定回报的贷款机遇；帮助政府实现对选民的承诺。

与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对比，中国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是物质上的，而是观念上的，五中全会对“十一五”发展模式的选择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需要一次来自观念深处深刻变革。

最新来自国内的消息，温家宝总理开始高度重视热电联产所面临的困局，已经责成新成立的国务院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研究部门认真研究解决办法，热电联产的颓势出现新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