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中国开始放映电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0多年时间中，美国电影迅速取代了欧洲电影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好莱坞影片占中国年放映影片总量的80％以上，每年平均获得经济利润大约为600万美元。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政府、中国电影业和知识分子与好莱坞电影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冲突和依存关系。好莱坞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直到1950年以后才告一段落。而90年代以后好莱坞在中国卷土重来并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

【摘 要 题】历史长廊

【关 键 词】中国电影史/好莱坞电影/电影经济/电影社会学

【正 文】

1896年电影首次在中国放映，距离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首次公开放映电影还不到一年。从那以后的50多年里，大量美国电影被贩运来中国分销到各地，在各地影院上映的片目中，占到了80—85％。作为20世纪中国的一道重要的文化景观，好莱坞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过，好莱坞已经“取代了传教士、教育家、炮舰、商人和英语文学，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工业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为重要途径”。（注：[美]韦尔伯·伯顿(Wilbur Burton)《中国人对电影的反应》(Chinese Reactions to the Cinema)，见《亚洲》(Asia)，1934年10月号。） 的确，好莱坞的意义从来都不限于文化消费领域，它不仅通过票房收入和电影胶片、拍摄/放映设备的出口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同时，它还是促销其他美国产品的重要手段。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官员曾明白指出，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对美国商品需求量的增加同电影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注：[美]威廉·西伯利(William Marston Seabury)《电影问题与国联》，纽约：阿旺达尔出版社(Avondale Press)1929年版，第28页。） 好莱坞称雄世界与美国经济利益在全球扩张之间的正比关系已经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好莱坞在20世纪中国所起的作用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注：汪朝光的一篇论文是个例外，详见他的《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市场研究》，《电影艺术》1998年第1期，第57—65页。另外，玛丽·加彭(Marie Cambon)曾写过一篇《梦幻上海：1949年前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最大都会》(The Dream Palace of Shanghai: American Films in China‘ s Largest Metropolis Prior to 1949)，这是唯一的英文论文，见《亚洲电影》(Asian Cinema)1995年，第7卷第2期，第34—45页。） 本文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中美两国在20世纪前半期的电影因缘做一个初步描述。它对基本史实的侧重和量化的研究方法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同时也为将来的深入研究奠定实证基础。

引言

鉴于美国电影在1950年前中国电影市场的绝对优势和霸主地位，研究中国电影史就不能不谈好莱坞。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电影的研究比较集中在制片和创作方面，不仅电影经济学历来被忽视，而且与市场相关的发行与放映更是很少被关注。实际上，电影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活动，而是一种经济活动。电影是通过市场进入社会的。研究电影就必须研究电影经济，研究电影经济就必须研究电影市场，研究电影市场就必须研究发行放映。对美国电影与中国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纠偏的努力。即便从制片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也不应忘记，中国本土电影的叙事策略、影像风格以及主题倾向，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好莱坞的影响或者是应对好莱坞的强势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了解中国电影传统，必须理解好莱坞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过去几十年，有关美国电影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中外学者大都是从“内涵”而非“外延”的角度来研究好莱坞的。研究的重点都局限在好莱坞本身的发展史，各影像流派的兴衰，大导演大明星的创作生涯，以及这一切同美国大文化背景之间的关联。近年来，电影史家开始把眼光转向美国以外，从外延的层面上审视美国电影。正如电影史学家露丝·瓦西(Ruth Vasey)所指出的，由于好莱坞的海外市场收入多达其总收入的35％，美国制片人和编创人员从一开始就不能不顾及到美国以外的观众对他们的产品的反应。这样，不同国家、地区和文化的欣赏趣味和好恶取舍反过来也对美国电影的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影像风格及文化价值都有深刻影响。（注：[澳]露丝·瓦西(Ruth Vasey)的文章《异域角色：好莱坞的全球发行及其对外国人形象的塑造》(Foreign Parts: Hollywood‘ s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Ethnicity)，《美国季刊》，1992年12月，第44卷第4期，第617—642页。） 换句话说，引入海外市场这一维度有助于更为充分地理解美国电影，并且将会矫正传统电影史中一贯只偏重电影制作而忽视发行、放映的倾向。（注：[美]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的《出口娱乐业：世界电影市场中的美国(1907—1934)》(Exporting Entertainment: America in the World Film Market, 1907—1934)，伦敦：英国电影学院(BFI)1985年版。） 目前，这种全球视角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露丝·瓦西、托马斯H·古拜克(Thomas H. Guback)和凯瑞·塞格瑞(Kerry Segrave)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勾勒了美国电影在全球市场中的发行情况；大卫·W·伊伍德(David W. Ellwood)、比尔·格兰瑟姆(Bill Grantham)、维多利亚·格拉齐亚(Victoria de Grazia)、伊恩·贾维(Ian Jarvie)等人则微观地解剖了一些“案例”，具体研究了美国电影在特定地区或国家，如欧洲、南美、加拿大的发行情况。这些著作提供了某些启发，帮助本文深入研究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当然，本文中使用的“好莱坞”一词远不限于它的地理含义，而是意味着美国的电影工业。当19世纪末第一批美国电影在中国放映时，好莱坞还是一个偏僻小镇。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电影工业兼并整合，重新布局，并将制片系统搬到南加州之后，好莱坞才一跃成为电影城，并且成为整个美国电影业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标题把1897年和好莱坞相提并论只是一种习惯性的使用而已。

好莱坞进入中国

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盛大咖啡馆”首次公开放映纪录短片不到一年之后，即1896年8月11日，电影这一发明就在上海徐园这一娱乐中心的游艺杂耍节目中被介绍给中国观众了。最先把电影引入中国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欧洲人，欧洲人对中国电影市场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早在1899年，一个名叫加伦·白克(Galen Bocca)的西班牙人就开始在上海的几家茶馆、餐厅和娱乐中心放映电影。后来他把这些放映设备盘给了朋友安东尼奥·雷玛斯(Antonio Ramos)。雷玛斯是个商界高手，他很快就扩大了运营规模，还把电影放映从其他娱乐活动中独立出来。1908年他修建了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中国修建的第一座专门电影院。接下来，他又修建了更为精致的维多利亚影戏院，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豪华的电影院。同时，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还有俄国人，都争着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当雷玛斯将中国影戏院、万国、恩派亚等数家影院并入他的院线的同时，一个名叫郝思倍(S. G. Hertzberg)的葡籍俄人则创建了爱普庐影戏院。还有早在1905年就已开始电影发行活动的意大利侨民恩里科·劳罗(Enrico Lauro)，也改建了一家旧戏院，并将之命名为上海大戏院，放映电影。（注：关于劳罗的国籍，程季华认为他是意大利人(见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但是一份1937年的资料表明他是一名俄国人，见《电影企业家劳罗在沪逝世》，《电声》，1937年第6卷第8期，第400页。） 这股建电影院的热潮不只局限在上海，也波及全国各地。美国驻汕头领事C. L. 威廉斯(C. L. Williams)在1911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中国几乎每一个港口城市都以有一个电影院为荣，而很多口岸城市都有五六个电影院。但是所有这些电影院都为欧洲人所掌控。（注：[美]C. L. 威廉斯《中国需要的电影》(Pictures for China)，见《影像杂志》(Motography)，1911年第5卷第1期，第211页。）

欧洲人中又以法国人势力最大。虽然他们并没有大量介入影院、院线领域，但法国百代公司等却垄断了影片供应。从留声机到电影胶片，法国百代公司提供了对华的完整的链条业务，在加尔各答、孟买、香港、天津和上海都设有办事处。首映电影，每500米胶片，法国人的平均要价为500元(民国旧币)，相当于当时的211.5美元。第二轮片子租价则为400元，第三轮降为300元。电影租金要预先支付，由片主从租借人的押金中扣除。虽然美国人在亚洲也有负责租售其电影的代理处，并在菲律宾的马尼拉设有办事处，（注：见《领事与贸易日志》(Daily Consular and Trade Reports)，1913年2月。） 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美国电影，大部分也都是由法国人发行的二手货。（注：[美]见赛缪纳·本虚(Samuel Knabenshue)所写的《中国》一文，刊于1912年6月的《领事与贸易日志》，第1156页。）

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出现应该是1897年7月。新泽西州枫林市的詹姆士·里卡顿(James Ricalton)在上海天华茶园以及几处休闲公园放映了爱迪生的影片，当时里卡顿放映的短片非常受中国人欢迎，它们在天华茶园持续放映了10个晚上，门票从铜钱10文到50文不等。（注：[美]陈力(Jay Leyda，此处因袭《文化研究学报》等资料的译法)《电影：对中国电影及观众的考察》(Dianying: 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当时放映的影片包括《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巴黎》)、《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马铎尼锋(马德里)名都街市》、《西班牙跳舞》、《骑马大道》、《印度人执棍跳舞》、《骡马困难之状》、《和兰大女子笑柄》等等。有趣的是，这些最早的美国影片中，已经采纳了中国素材，其中的《罗依弗拉地方长蛇跳舞》是根据1889年巴黎博览会上中国丝带舞改编的。而本片的编舞洛依·福乐(Loie Fuller)也承认他是从中获得灵感的。（注：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8—9页；又见陈力《电影：对中国电影及观众的考察》，第2页。）

初期，美国人在角逐中国电影市场的过程中落后于欧洲人。表面原因是由于租借或购买美国电影通常会比法国片贵，而且美国电影当时也不十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注：[美]A. E. 卡尔顿(A. E. Carleton)的《电影在远东》(Moving Picture Shows in the Far East)，刊载于《领事与贸易日志》1914年9月4日，第208期，第1251—1253页。）然而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美国人早期并不十分热衷于投资中国市场。美国当时驻上海的副总领事纳尔逊·特鲁勒·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就说过：“美国电影在中国受欢迎应不成问题，但目前值不值得投资开辟这个市场，与那些更根深叶茂的竞争对手抢生意，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注：见《领事与贸易日志》1913年5月，第728页。）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与在全球竞争中具有强劲资本优势的法国电影业相比，美国电影的产业规模还相当弱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切断了欧洲电影来源，并极大地削弱了欧洲人的主导地位，美国才有机会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美国人虽然在中国的放映和发行方面落后于欧洲，但在生产领域却领先一步。1909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就来到中国，创办了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亚细亚电影公司(China Motion Picture Company)，并计划以中国民间故事为题材，雇佣本土人才摄制发行电影。他用10万美元资金兴建了一个摄影棚、一个工作车间，在香港拍摄了《偷烧鸭》和《庄子试妻》。他曾在美国公映过几部他与中国摄影师Lum Chung（注：疑为罗永祥，罗永祥与布拉斯基早已认识——黎民伟经罗永祥介绍，认识了由上海经香港返美国的布拉斯基(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8页)。1914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作拍摄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庄子试妻》由黎民伟编导，罗永祥摄影(详见封敏主编《中国电影艺术史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该片曾被布拉斯基携回美国放映(郦苏元、胡菊彬著《中国无声电影史》，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合作完成的电影。

当然，中国人最早尝试电影摄制要早于亚细亚公司。1905年，任庆泰在北京的照相馆用胶片拍摄了由京剧名角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但任庆泰的照相馆在一场神秘的大火之后关闭了。大部分发表于民国时期的关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文献，都很少提到任庆泰和他对电影摄制的尝试，而一般都将中国电影摄制的开端追溯到布拉斯基的亚细亚公司。后来中国电影史研究对任庆泰的重新发现、并将中国电影制作前溯到1905年，似乎与1949年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无关系。（注：弘石《任庆泰与第一批国产片考评》，见《电影欣赏》(台湾)，1991年第9卷第4期，第46—51页。）

总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开始，美国电影就开始全面进军中国市场，到战争结束时，好莱坞已经取代欧洲，后来居上。用一句美国外交官当时的话说，“现在中国上演的电影已经几乎全是美国片了”。（注：见《有关远东贸易与经济的几点感想》(Far Eastern Trade and Economic Notes)，发表于《商务报告》(Commercial Reports)，1921年9月12日。）一项资料显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胶片从1913年的189，740英尺(包括已摄制的胶片和没有曝光的原胶片)增加到1918年的323，454英尺。一战过后，到1925年则达到了5，912，656英尺(价值151，577美元)。这些数据表明，就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输出的胶片总额从1913年的2100万美元剧增到1926年的9400万美元。而从比例上看，从1913到1925年美国对中国的电影出口额相对其出口总额增加了四倍。（注：[美]沃伦·科思(Cohen, Warren)《美国回应中国：中美关系史》(America‘ 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版，第68、107页。）

从1921年开始，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公司一马当先，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推销电影。例如华纳兄弟在上海和天津设立了办事处，派拉蒙在香港、上海和天津设立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与当地的审查官打交道，搜集有关中国电影市场的资料，将美国电影上映的情况反馈给纽约总部，监督中国影院执行合约，处理利润分成等。由于中国政府限制资金外流，好莱坞在中国的办事处也用赚来的钱从事其他与电影无关的投资项目，如房地产和股票。（注：见华纳兄弟公司档案馆藏有关该公司在中国的一份经营报告，日期为1948年。这些档案材料现收藏于南加州大学的影视学院档案馆。）

通常这些办事处的经理都是美国人或具有欧洲背景的人，但职员基本是中国人，包括美国华裔和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他们编写剧情摘要，将电影翻译成中文。同时还在电影宣传、监督当地影院履约放映电影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然，他们对中美两种文化、语言的精通是好莱坞在中国成功的关键。实际上，中国观众对美国电影的体验是通过这一层中介实现的。正如刘禾在对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所发现，翻译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正是由于这一环节，异种文化才得以被消化理解。（注：[美]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译介的现代性(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某些美国电影的中文片名就很能说明翻译过程也即是重新阐释影片意义的过程。

1933年，电影《银锁》(The Silver Cord，导演：约翰·克伦威尔[John Cromwell])被引入中国。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努力摆脱其母亲专制，追求独立的故事。很显然，这样的主题不符合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孝顺观念。即使在叛逆精神很强的“五四”文学传统中，通常也只是攻击以父亲形象为代表的父权制度，母亲形象一直都作为慈爱、无私的象征而被推崇。因此，如果这部电影不加以包装和处理其票房风险难以预测。为了解决潜在的文化冲突，雷电华(RKO)电影公司驻中国代表用了一句中国习语作这部影片的标题：《可怜天下父母心》。于是，这个母亲凡事大包大揽，对儿子生活横加干涉竟被化解为一种苦心孤诣，淡化了原电影的叛逆锋芒，使之与中国的道德准则更加接近。

在另一个例子中，环球电影公司的《后街》(1932，导演：约翰·M·斯塔尔[John M. Stahl])发行时采用的中文片名是《芳华虚度》。电影原本讲述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其中一名男子持续了长达30年的婚外恋。中文片名强调“虚度青春”，将观众的同情心引向女主角，并暗示了一种电影原本没有的道德判断。（注：[英]丽雅·加各布(Lea Jacobs)《罪恶的报酬：审查制度与堕落女性电影(1928—1942)》(The Wages of Sin: Censorship and the Fallen Women Film)，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虽然没有具体证据显示影片的不同中文译名是否导致票房收入上的差异，但这些例子足以说明这些办事处在中国观众接受美国电影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表明他们在跨国文化传播中相当重视接受者的接受能动性。

好莱坞不仅在中国发行放映，而且也在中国拍摄制作电影。由于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有关中国或以中国为主题的电影一直很受好莱坞制片人的青睐。到30年代这类影片的数目更是大幅度增加，各电影公司纷纷派剧组成员到中国来拍摄外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米高梅电影公司(MGM)来中国为《大地》(1937，The Good Earth，导演：西德尼·弗兰克林[Sidney Franklin])一片拍外景。这部影片是根据赛珍珠(Pearl Buck)获奖同名小说改编而成。MGM三易导演，历时四年，最终这部影片夺得了1937年的奥斯卡奖。其后，不少电影公司也投入到摄制中国片的热潮中。环球电影公司制作了《东方即西方》(1930，East Is West，导演：蒙他·贝尔[Monta Bell])，派拉蒙公司制作了《上海快车》(1932，Shanghai Express，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和《将军死于黎明》(1936，General Died at Dawn，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发行了《颜将军之苦茶》(1933，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华纳兄弟制作了《中国煤油灯》(1935，Oil for the Lamp of China，导演：莫文·莱罗依[Mervyn LeRoy])和《上海西部》(1937，West of Shanghai，导演：约翰·法瑞[John Farrow])。这只是信手拈来的几个例子，此外还有无数以美国唐人街为背景拍摄的电影，以及“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查理·陈(Charlie Chan)系列电影。美国观众对中国题材影片的兴趣也间接地推动了好莱坞向中国的扩张，而这一扩张既包括电影成品、胶片、器材的输出，也包括拍摄活动。（注：有关《大地》一片的拍摄过程，详见萧知纬《从影片〈大地〉的摄制看东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异族形象的塑造》一文(Nationalism, Orientalism and an Unequal Treatise of Ethnography: The Making of The Good Earth)，收在苏茜·兰·卡塞尔(Susie Lan Cassel)编《从金山到新世界：新世纪的美籍华人研究》(From Gold Mountain to the New World: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阿尔塔·米勒出版公司2002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故事片是本文的讨论重点，但它们只是好莱坞在中国经营的一部分。根据1934年的一个调查，故事片只占到美国向中国出口电影的一半。而另一半是由短片、纪录片和新闻影片构成的。（注：见罗静予《过去和现在》一文中的一个统计表。该文发表于《中国电影》1957年第9期，第69—74页。）此外，好莱坞不仅大量出口成品影片，还出口了大量的电影胶片和器材。中国的三大外国电影胶片提供商中有两个来自美国，分别是柯达公司(Kodak)和杜邦公司(Doupont)。另一个是德国的爱克发公司(Agfa)。从当时的报道中可以窥见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柯达公司当时不惜花费巨资款待中国电影公司的主管人员，搞好关系。（注：见《外商电影材料行请客，电影巨头大批出席》，《电声》1935年第4卷第49期，第1061页。）1937年，当明星电影公司处于财政困境时，柯达和爱克发公司都表示希望通过购买该公司股票来承担该公司的债务。（注：见《柯达与矮克发暗斗激烈，明星公司有外资侵入危险》，刊于《电声》1937年第6卷第11期，第518页。）同时，中国使用的音像器材多数也由美国制造商提供，其中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 Company)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 C. A. )是两大主要经销商，垄断了中国的音像器材市场。（注：《上海各影院的有声机》，见《电声》1936年第5卷第32期，第809页。）在广州，美国西电公司将音像器材租赁给当地电影院，收取巨额租金。电影院要支付昂贵的器材维修费，不堪重负。（注：《声机纠纷方兴未艾》，见《电声》1935年第4卷第23期，第459页。）

美国的资本也在中国电影业中发挥了作用。曾经有人说中国电影业是唯一一个不依靠外资的行业，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和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电影业同样与外资分不开。但如果仅仅将美国资金流入中国看作是对本土电影行业的威胁，这也过于简单。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制片商有时也会通过美国的华裔中介，运用美国资金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

好莱坞在中国——一个量化的分析（注：本节在方法上受到周锡瑞教授(Joseph W·Esherick)一篇文章的启发。见他的《数字游戏：中国解放前大陆的土地分配》(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发表于《近代中国》(Modern China)，1981年10月，第7卷第4期。）

尽管中外学者都承认好莱坞对中国影业的巨大影响，但至今为止，没有人对美国向中国输出的故事片的数目做过深入具体的调查。因为这项工作十分困难，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和长期积累，搜集本已不易，而搜集到的资料又常常零星分散，且往往互相矛盾，需要进行对比鉴别。我们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分析、统计，获得了可能从来没有被公布的一些重要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可能仍然并不完整和完全准确，但是却可能为将来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

有关美国电影向中国出口的数目，20世纪20年代的估算主要是根据1926年孔雀公司(Peacock Motion Picture Corporation)董事长理查德·帕特森(Richard Patterson Jr. )的一个谈话。在那个谈话里，他提到1926年有450部外国电影在中国放映，其中90％是美国摄制的，即400部左右。而另一份材料显示，同年好莱坞八大公司的影片总产量是449部。按照这个数据，在中国放映的美国影片数量相当于八大公司年出品的90％左右。（注：见[美]理查德·帕特森的《电影在中国》(The Cinema in China)，《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3月12日，第48页。有关好莱坞年产量的数字见乔尔·W·费勒(Joel W. Filner)所著《好莱坞故事》(The Hollywood Story)，纽约：皇冠出版社(Crown Publishers)1988年版，第281页。）

30年代的资料相对丰富一些。根据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电影审查机构的统计，1930年在中国发行的美国电影不下540部。（注：英租界警察总监1931年2月致秘书处信，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档，U1—6—67。）而南京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在统计中称，1934年有412部外国电影在中国放映，其中有364部来自美国，占进口影片的88％。这个364的数字与好莱坞那一年生产的长故事片总数目基本一致。这个数字再次说明，从20—30年代，好莱坞出品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影片都会在中国得到发行放映。（注：这些数据来源于中英文资料的汇总。关于在中国发行的美国电影的数量，参见《二十四年度外国影片进口总额》，《电声》，1936年5月，第5卷第17期，第407页；关于1935年好莱坞的输出总额，参见乔尔·W·费勒的《好莱坞故事》，第281页。）这个比例数字有很多旁证。1935年的一个资料就很说明问题：

制片公司 在美国发行的电影数额  在中国生产的电影数额

米高梅        47                      47

福克斯        49                      52

派拉蒙        48                      63

哥伦比亚      37                      49

环球          44                      37

华纳兄弟      58                      49

联美          20                      19

雷电华        40                      40

其他          21

总计          364                     343

从上表可知，美国向中国输出的电影数额与好莱坞的年产量非常接近。在中国实际放映的美国电影总量还略多于好莱坞的年产量，这是由于一些旧片也在循环放映，例如表格中的“其他21部”就是如此。同样的规律也体现在1936年5月的一个数据资料中，上海当月放映的45部电影中有40部来自美国。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测美国向中国年输出电影总量在350—400部左右。（注：《二十四年度外国影片进口总额》。）

在1937—1945年间，因为爆发了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市场波动很大。所以，我们缺乏这一时期可靠而完整的数据。战后，美国电影卷土重来。根据电影史学家汪朝光的研究，战争结束后的1948年1月，上海放映了21部美国电影。（注：见汪朝光《民国年间美国电影在华市场研究》一文。）假设这个数据具有代表性，那么当年的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发行量应该在252部左右，但这个数字实际上超过了好莱坞当年制作的电影数目总和。（注：费勒《好莱坞故事》，第281页。）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跟战争期间的影片积压有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1946年有881部美国影片在中国上映，1947年393部，1949年142部。将这些数据同好莱坞在这相应四年里的确切产量相比，显然，40年代美国电影在中国的发行数目大大超过了美国本土电影的生产数目。（注：1946年好莱坞出品为252部，1947年为249部，1948年为248部，1949年为234部。这些数据基于《上海电影志》(1999)；顾仲彝《加紧国产电影的生产，提高影片的质和量》，载《大众电影》，1950年9月16日，第1卷第7期，第12—13页。）1949年美国电影发行数量因为中国内战和政局变化而明显下跌。

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20世纪上半期，美国在中国平均每年发行电影在350部以上。一二十年代，发行量十分接近这个平均水平，但那时大部分是短片。30年代大部分年份的发行量跟这个平均数相当。但30年代的数据收集只包括长片，没有包括短片。1937—1945年期间，由于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电影数目在急剧下降。战后，美国输出电影的数目波动明显，从1946年的881部下降到1949年的142部。但是，和30年代一样，战后的影片发行数据没有包括短片和新闻影片。

在分析上述统计数据时，有几点因素需要考虑：

首先，这些数据都是从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大城市搜集得到。美国电影在中国的主要发行渠道集中在不到十个大城市。这些大城市构成了二次发行网络的中枢。从现在查阅的全国各地电影市场报告看，美国电影在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放映很有限。即便偶尔有美国电影在内地放映，数量上也很有限，影响上也远不如国产电影大。（注：见张红饶《近来长沙的电影事业》(刊载于《电影》，1932年第21期，第58页)和李次平的《成都电影院与观众心理》(载于《电声》，1935年第4卷第7期，第427页)都涉及到美国电影在边缘城市的放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