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从性别文化角度分析女性个人化小说的叙事视角, 阐述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中国女性写作的大文化背景下论述女性个人化小说, 通过呈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景观所体现出的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女性诗学的建构。

关键词: 女性个人化小说; 视角; 文化内涵

20 世纪90 年代, 女性写作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其中,代写毕业论文 以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女作家以题材、风格迥异的一系列女性自叙传性小说引起人们关注。独特的女性视角使得她们的小说具有与众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性别文化,从而拓展了文学的审美文化空间。

一

女性文学是“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 通过对性别权力关系的描写, 挑战男性霸权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 反抗‘被书写’的命运, 寻找和建构女性主体的文学”。[1]女性视角不同于作为修辞审美意义层面的叙述视角, 它更多地负载着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性别层面,创作主体作为女性独有的经验与体验成为小说的言说主体; 一是文化层面, 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解构和颠覆成为作者的写作理想。在个人化的写作中自觉融入写作主体对“女性”这一性别特质的从发现到认同到审视定位的认知过程, 并给予特殊的表现形态。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 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有所破损, 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渐趋于解体, 个性化社会意识渐趋强劲,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译著开始进入, 个人开始更多地从“自我”反思和探求存在价值。“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2]在完成“人的自觉”的大命题之后,“女性自觉”便成为随之要完成的问题。面对一体化的性别文化语境, 女性作家开始了对社会全景式男性写作标准和价值的主动疏离。第一声叫响的是翟永明等人的“女性自白诗”, 从女性身体的生命阶段切入, 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生存体验与深层意识。随之, 张欣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将视点对准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导致了两性在性别文化背景上冲突, 女性在对人的价值和个性的追寻中发现了不可弥合的性别鸿沟。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小说(《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讲述了女性在不同状态下的情欲和下意识心理。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已经开始动用女性自身特殊的感觉系统与思维结构, 发出性别角色所赋予她们的另一种声音。

20 世纪90 年代, 性别意识已经成为女性作家写作的切入点。代写论文 以两性关系的呈现来揭露反抗“性政治”中女性被压抑的被书写的历史现实境遇, 而不是在既定的文学标准指导下观照社会重大问题。这是女性的社会境遇和话语相逢的结果。一方面, 社会转型期个性化社会意识的张扬必然深入到女性问题的深处, 两性权力关系成为女性写作不能回避的领域。另一方面,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本给女性写作带来了话语参照和直接启迪, 对激发、推进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自为起了催化作用。在女权主义理论中, 女性意识是对于“性政治”的直接对抗和女性自我主体的自觉。这使得1990 年代的女性写作强调“书写自身”, 呈现出作家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女性集体生存体验的自觉。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等人“书写自我”的女性视角显得更为纯粹和决绝。这些作家把私人经验、幽闭场景带入到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女性经验的自我读解和情爱问题的大胆讲述,以男性为对手, 破解男性神话, 颠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理念。

二

首先, 她们对女性自我躯体欲望形态的直接描述已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以女性之眼来关照打量自已, 在对男权中心话语构成极大挑战的同时也给她们的写作带来空前的自由和文体上的舒展。因为从抽象或哲学上的意义上说, 让身体在写作中出场, 对自己身体的专注, 这取向有一种“归家”的含义。人的本性就是身体性存在, 存在就是身体。女性个人化小说的价值取向是在价值、心理和审美上自主地发现确认其自身。只有以身体为突破口, 发现身体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性、可能性及灵魂性的审美特质, 从而发掘出女性自身的本质存在。“女性的躯体呈现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主题。在这个方面, 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 以往文学的男性手腕, 诞生于这些手腕之下的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为自己的欲望所设计出来的模特儿。在这个意义上, 文学同样是男性役使女性的意识形态。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是, 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 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依循的逻辑。”[3]女性作家从对身体的感性认知出发, 使之从被抑制的存在桎梏中凸现出来, 进而在一个一切男性符号被搁置、被解除的零度空间建构女性在自我身份认同、价值判断、意义指向向度上的性别诗学。

千百年来, 女性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和文化层面的缺失, 不可选择地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女性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4](P309“) 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小, 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 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4](P324)这种被异化的客体次性地位, 至1990 年代便成为“女性个人化小说”作家建立女性视角的基点, 以此对女性历史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始于女性目光从男权之镜向自身躯体的转移。女性之躯由于观审者和评述者的改变而显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舒展、空灵、负荷全无。

林白从女性的躯体描写入手, 阐述一个女人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意识来表达女性隐秘的生命体验。《一个人的战争》传达的是一个女人自我成长的经历和自我认知的过程。女主人公林多米在幼年时便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环境的整齐划一、压抑、单调而想逃避集体, 并开始在幼儿园单独睡觉的小床上营造一方自我的世界。在躲避了阿姨的监视后的自我抚慰和探索充满了逃离、叛逆的惊恐和疏离以后的快乐、自由。这种来自女性原生初始的生命体验通过经历一次次陶醉般的“自我”检阅而获得, 并注定了她认知自我的方式不需要通过外界判断。随后是“镜子”成为帮助她认知自己的对象。当她由于年幼无知被世俗的男性文化场景所束缚而经历了一些男女之事后, 她认识到与男性的那种“傻瓜”爱情只不过是为实现普通意义上的生存下来而不得已的一个生命步骤, 毫无身体的快感可言。在《致命的飞翔》中, 女性在镜子中进一步确认了自已的存在, 找到了自我的伊甸园。

“这个女人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既充满自恋的爱意, 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 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5](P53)

而在《玻璃虫》中, 那只通体晶莹透明的玻璃虫———林蛛蛛, 是林白寄寓女性存在真相的载体。小说一开始就让她处于被她的性别对手———男性所包围的弱势氛围中, 男性的粗俗与龌龊促使她从物质的躯体角度产生也近乎自恋般的性别本体认知。林白不吝调动了所有的感官来极抒女性身体的美丽与精致。

“我爱她的凉鞋, 她裸露的指甲盖有着珍珠的光泽, 她的脚后跟则像一大瓣粉红色的玉兰花瓣。我爱她的芬芳、她在浴室里发出的水声, 爱那温润的水雾气, 雾气散去, 美人出浴, 在残留的薄雾中, 梅飞裸露的身体婀娜柔软, 参差的水珠在她身上闪烁, 那些水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水珠, 跟珍珠有相同的质地,却闪着钻石的光。”[6](P15)

女性之躯通过女性自身的审美观照, 超越了男权视域下的物化玩味因素而显得天使般圣洁。代写医学论文 而“男人则是动物, 物以类聚, 所以他们招来了这么多的蚊子”。终于, 女性姿态外化为“我年轻时最大的一次无政府主义行动”———搬家。搬房子与其说是积蓄多年的旧怨新仇的集中爆发, 勿宁说是通过对男性的逃离而自怜自救, 这一次带有革命话语的狂欢般戏谑喜剧色彩的行动, 有一种大获全胜式的轻松与欢快。这份轻快来自女性本真的最原始生命力的勃发, 冲越了女性在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中被观念化的弱者定势。

通过躯体欲望的呈现来让女性按照自已的愿望述说自己的形象, 表现出女性对自我的怜惜与爱恋及自我认同的愿望。陈染、徐小斌对于躯体的存在十分敏感, 她们不仅呈现自我观照下的躯体, 也写出了女性视线下的躯体。

“浴缸的对面是一扇大镜子, 从镜子中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正侧卧在一只摇荡的小白船上, 我望着她, 她脸上的线条十分柔和, 皮肤光洁而细嫩, 一头松软的头发蓬在后颈上方像是漂浮在水池里的一簇浓艳浑圆的花朵, 芬芳四散。身体的轮廓掩埋在水波一般的绸面被子里纤纤的一束, 轻盈而温馨”。[7](P264)

“卜零浮想联翩不能自己, 仿佛自己变成了那舞姬, 她做几个动作, 再瞥一眼镜子, 轰然像发酵的酒一般涌动起来。卜零知道自己一直在躲避着什么, 这躲避着的就像关闭在铁窗里的囚徒一般一有机会便越狱逃跑。”[8](P70)

女性通过“镜子”感受到了身体的需要和女性的奥妙, 并充分享受自己躯体的存在, 种种女性独有的体验如花绽放并获得了言说自信。女性以欲望主体的身份强行介入被男权视为禁忌的女性情欲世界并潜入女性意识的深处, 试图在文化层面上对两性权力关系进行深层文化反思和独特审美观照。因此, 陈染借助小说的人物明确地宣称:“性沟是未来人类的最大战争”, 同时,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肖濛、黛二、水水、雨子和倪拗拗等总是以独居的形式存在于世,以显示女性个体通过拒绝历史和既定的社会角色规范来自我确认, 构造自我本质和维护女性完整自我的姿态。林多米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虽由于无法游离男性社会的宰制力量而将身体嫁给了一位老头, 但不惜于身心被撕裂、让灵魂回归自我的结局。这种灵肉分离的局面在林蛛蛛身上得到了改观。林蛛蛛扩张自我的“东游”、“北游”使她在中心化的精英文化场中对两性传统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实质性的突破, 在对皇皇京城的“衮衮诸公”的紧张拜谒中, 成了当然的主角, 纵横捭阂, 风儿一般穿行其中, 游刃有余, 女性的精灵、率真使其光彩熠熠、智慧卓然, 女性的自我认同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卜零则选择了放逐男性、逃离性别宿命来自怜自惜的方式。苏修始终在“私奔”或“逃离”, 企图穿越由男性围墙封闭起来的迷宫, 在不断地逃离之中寻找着真实的自己, 并进而洞识自我和对方的肉身。

以躯体的呈现来书写女性生命体验的视角同样体现在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小说写作中。只不过, 与上述女作家有所不同的是, 她们剥离了女性之躯在性别角色自我体认和性别权力斗争领域的文化内涵, 而是使它以欲望载体的形式单向度存在, 甚至仅仅成为一种叙事策略。她们一反林白、陈染们在窗帘后的身体抚慰、自我体认, 而是冲出帘外, 大胆地裸露灵魂与肉体, 集束地暴露近乎自虐般的自恋心理倾向, 突出独特然而不无浅畅的个人生命体验。理性意识层面的缺失和了无历史沿续的“无根感”使得她们笔下的女性之躯具有一种天生的开放性态和轻松自由的洒脱。

三

男性的话语权威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取得, 根源于两性关系中男性对自己身体的生物欲念的支配地位,“已得到人类文化学上意义崇高的解读”。代写职称论文 这是女性解放最实质的尴尬。女性要恢复她作为超越和自由主体的尊严, 必须克服自己的被动性, 与性伙伴建立相互平等的关系。因此, 女性对性/ 欲望的体验和性爱的书写成为女性获取社会存在价值的无法回避的话题。女性在通过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所获得的经验必然要提升到形而上的思想境界以解放被男性囚禁的灵魂, 从而建构女性诗学的价值判断体系。

1980 年代的张洁式女性写作出于对理想的归附而有意规避了女性性爱, 在她们笔下, 性是一种被隐秘地埋藏起来的“糟粕”, 因而抹杀了女主人公的性意识, 导致女性性别意识的缺失。张洁的《爱, 是不能忘记的》中, 男女主人公平生连一次手都未握, 竟爱得如此“刻骨铭心”, 确实令人震惊! 王安忆的“三恋”涉入了女性欲望领域, 但将其移置于“荒山”、“锦绣谷”或“小城”的狭小天地, 有意淡化社会背景、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其他社会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 仍然是对女性经验现实的畏惧和逃避, 但其对两性心理深度的探索, 弥补了张洁小说的局限, 凸现了女性意识的复杂层面。

19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小说深入欲望本体, 叙写女性欲望的绚丽繁复、强烈锋锐、神奇诡秘和咄咄逼人。她们的笔下活跃着一个个充满着欲望的女性主体。陈染的写作内在的推动力便是爱欲———女性最内在的自我经验。表达、呈现、歪曲那些女性的爱欲,由此构造极端的女性生活。《与往事干杯》是一个关于女性欲望的故事, 讲述女性的爱欲是如何异化、分裂和移位的。少女肖濛以超越道德禁忌的欲望主体的身份介入与邻居父子的性爱关系中, 女性的自我爱欲始终处于中心, 不断地审视自我的内心世界, 审视爱欲的生长和变异的全过程。《玻璃虫》中, 女主人公林蛛蛛发生在西园的一场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是离经叛道的脚踏五只船的恋爱故事。其中, 林蛛蛛俨然以这场爱情游戏的规则制定者的面目出现, 她身上全无“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的忠贞专注, 而是毫无顾忌、流光四溢地穿行其中, 任凭自己的情欲象野草一般恣肆生长, 因为“我特别喜欢男人爱自己, 喜欢他们各自对爱情的表达, 喜欢他们看到自己就眼睛发亮, 那种特殊的眼神是最好的美容品, 目光所到之处, 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光滑润泽, 饱含水份, 我喜欢他们夸我美丽( 实际上我并不美) , 喜欢他们献殷勤, 喜欢他们说爱我胜过爱一切人, 即使这些全是假的, 但它们缠绕在我心里, 会变成真正的能量, 在我的皮肤和血液里燃烧起来, 使我散发出某种不可思议的光芒。”[6](P59)

在两性世界中, 性/ 爱的平等并不以女性取代男性在传统范式中的强势地位为标志, 而是女性已经从中寻找回来失落已久的本真性情。她渴望介入男性世界, 唯一利用的武器便是自身的女性气质, 她必须在与男性的性/ 爱交流中享受为自身而存在的身体和灵魂的快感。“不想做男人附庸的女人, 并不是一个始终回避男人的女人, 她反倒极力让他变成寻欢作乐的工具, 在情况有利时( 这基本上取决于她的性伙伴) , 那种竞争观念就会消失, 而那时她会尽情地享受对于自己是个女人的处境的体验, 正如她享受对于自己的男性处境那样”。[4](P470)这种来自生命源动力的性别诗学消解了被性/ 政治模式图解的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性, 消解的结局导致原来附加在男性身上的支配感被剥离, 而女性被封存许久的生命失乐园得以复得。两性均为主体和客体,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存。因此, 在林蛛蛛作为女性的人格结构得以完整化后, 她的性爱伙伴( 甲、乙、丙、丁、泽宁、程麻等) 在她的审视和观照下作为客体被符号化地阅读, 男性因此变得“锐气”顿消( 倒不是因此女性占上风, 而是男性虚伪特权的被迫退让) 。在男权文化场中, 女性因而获得一种进退自如的自我姿态, 她大胆率真, 由衷觉得自己十分纯洁, 毫无保留地施予男性爱, 也毫不客气地索取她所应获得的欲望和尊重, 她爱着, 并痛快着, 生命的光彩咄咄逼人。海男和徐小斌的写作植根于女性生命意识深处的欲望景观, 表达出拆解和颠覆男权文化中心的格外自觉的女性意识。海男的《人间消息》、《疯狂的石榴树》、《观望》大都描写一些性爱片断, 随着欲望的流动而抛离正常的生活轨道, 表达出女性逃离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强烈渴望。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的副标题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 其中的三个男性分别被作者处理成了权力、欲望与金钱的象征性符码, 他们有的阴险无比、有的懦弱自私、有的先天不足没有生育能力。在女性卜零面前, 一个个败得溃不成军, 而卜零的“全身心都在享受着复仇的快感。在两性战争中, 她觉得战胜对方比实际占有还要令人兴奋得多”。文中两条重叠在一起的双鱼象征着作者对两性文化身份的一种理想境界。而在《羽蛇》的结尾处, 两条蛇冷冷地对视, 隐喻两性彼此对立的关系。由对两性之爱的失望使女性转而逃离至宗教的伊甸园, 只有在此, 生命才达到最寂静、最原初、无羁绊的境界。而女性的自然爱欲则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力量, 一种女性自我救赎的源泉和途径、生命的哲学和存在本质。

女性个人化小说的写作作为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的个案, 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无疑是典型而又丰富的。我们很容易捕捉到其自觉地从性别角度出发致力于哲理文化层面意义的探询的创作理性。代写工作总结 同时, 在对待异域文化资源上, 女性个人化小说呈现出积极的对话姿态, 在充分吸纳西方女性写作元素的基础上注入本土化的因素, 使中国女性写作的审美内涵得以往纵深发展, 进而成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具有冲击力的文化样态。

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作为文化形态之一种,女性个人化小说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商品经济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裹挟和挤兑, 甚至为其所利用和扭曲, 例如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躯体写作”, 当其被男权欲望化解读时便呈现出二难处境: 一方面希望摆脱女性被书写的命运, 另一方面却又在无形中强化女性被书写的现实; 一方面希望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女性突围, 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创作过程中因创作主体在处理个人经验与自我审美距离时, 过度沉迷于自我感性宣泻而无法超脱出来深入对人性普遍问题的思考, 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对当下和现实媚俗的陷阱而在不经意中丧失了文化品格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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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染.私人生活[M].作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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