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来对巴金小说《憩园》的分析主要是停留在现代知识者反封建的意义上。事实上,小说文体中叙述者以三种行为状态来完成叙事,从而导出小说文本潜在的三则故事。它们启示知识者开始反省原先的反封建的启蒙意向,为进一步认识巴金40年代创作的意义,全面理解20世纪前半味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提供了新的例证。

关键词:憩园；启蒙思想；自省；反封建

《憩园》是巴金所有作品中意义最为复杂的文本之一。关于作品主题,代表性的看法是:巴金既写了无可救药的杨老三,也写了毫无希望的姚国栋。一部《憩园》为一切不劳而获的寄生者算了命。其显在的主题与《激流三部曲》仍有连续性,即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批判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但是要更好地更理解《憩园》,还得从文本出发,重新探究。

《憩园》的故事,可以分三个层面来阅读,一是家的故事,二是园的故事,三是我的故事。《憩园》中的我,也就是黎先生,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履行叙事功能的叙事者,他同时也是这部作品的真正核心。作品正是通过我与姚氏夫妇的交往,我对想园命运的沉思,我对杨、姚两家及其子嗣命运的关心和干预,表现出他那深刻的启蒙主义立场和复杂的文化情思。

《憩园》是黎先生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但黎先生并非故事的参与者。故事是独立于叙述者我而展开的。

对于姚家,叙述者亲见姚国栋的自负、姚太太的悲哀、小虎的任性。我当面指责姚国栋疏于对儿子小虎的管教,但是姚国栋没有昕从我的劝告,小虎也免不了富家子弟的必然结局。姚太太的悲哀是由赵家的仇视,小虎的轻蔑,丈夫的不了解带来的,要使她从中解脱出来,只有牺牲掉一无是处的小虎,于是小虎溺水死去了。对小虎的死,旭旦是这样评价的:如此下去,十年二十年!这花园不就又要换个主人?第二个杨三爷不可能重新在这人世间演一次悲剧!所以索性让河水把他漂去了!作者求助于一次偶然!是什么偶然?难道不是让姚家得以有一线生机的偶然吗?叙述者黎先生小时候也有过一个花园。当他看到悲园中盛开有他儿时喜爱的玉兰花时,一脉游子对于家园的依恋之情便不可遏制地漾溢出来。他不忍让美丽的想园就此毁掉,也不忍让善良的姚太太伤心痛苦,于是他用小虎的死去换得一线希望。

对于杨家,叙述者探索着李老汉的记忆,倾听着寒儿的悲诉。寒儿对父亲的回忆充满着爱与同情的基调,这基调深深打动了叙述者,他决定帮助杨梦痴,帮助他重新做人,以能够回到妻儿身边。

但是,对于姚、杨两家的悲剧,黎先生只是个边缘见证人,两家的不幸际遇并非黎先生所能触发和挽回。同情而无法救助是令人痛苦的,要摆脱掉这种现实的无奈,黎先生只能在他的小说中尽情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苦难的同情。住进恕园后不久,黎先生就开始着手写作,作品完成后,就离开了憩园。

黎先生写的车夫与瞎眼女人的故事也是贯穿于整部《憩园》的,只不过对这则故事的讲述并不如姚、杨两家的故事那样完整,而只是摘取了故事的几个片段。《憩园》中的三则故事虽然彼此独立,但却有着内在关联。使得三则故事得以凝聚在一起的是小说中姚太太的一句话: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这句话表露出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民众启蒙与救助的责任,也是对人世间幸福与温暖的渴望。但由于《憩园》中的叙述者处于故事的边缘,无法参与故事的发展,只能以看者和听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他所肩负的责任也始终无法实现:无知的父亲没能担负起教子的职责;关在家庭囚笼里的太太仍然继续充任着玩偶的角色;尚未泯灭人性的杨梦痴最终没能回到妻儿的身边。于是,知识者对启蒙、救助的渴望与事实上的元法实现之间所形成的矛盾在叙述者与故事的这层特殊关系中得到了深刻表现。如果说在巴金早期小说中,叙述者是以全知的姿态进行着激昂的启蒙宣传,那么在《憩园》里为叙述者框定的边缘视角则构成了对于启蒙本身的怀疑。启蒙的失败与虚幻便知识分子面临窘境,也使他们转向对于内心的自省。这种自省产生了叙述者除去看与昕的第三个行为——写。黎先生写车夫与瞎眼女人的故事,原本会有一个较为悲惨的结局,但是姚太太的善良愿望改变了叙述者黎先生对于现实的悲观态度,在他的小说中他终于让每个人欢笑起来。现实世界中启蒙与救助的失败在理想世界中得到了实现。知识分子经过内心的挣扎,仍然毫不犹豫地举起了理想的旗帜,承负起了无法推卸的责任。巴金曾说人类能保得住的倒是在某些人看来是极渺茫、极空虚的东西一一理想同信仰。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重实践轻言谈的倾向,现代知识分子更是一开始就徘徊在社会改造的救亡为第一要义,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虽身在思想文化界,但更向往的却是能直接改变生活的实践活动。在《憩园》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巴金对自己写作意义的怀疑。借住在环境清雅的想园,我的写作却屡屡被打断。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借住的环境中,我也无法逃避现实生活对我的刺激,姚国栋的精神状态、杨梦痴的命运、万昭华的苦闷,尤其是姚小虎的教育问题,一再构成对我的人生姿态与启蒙理想的质询。

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文艺就不断被视为可以用来疗治会病痛的药。这种隐喻的存在,一方面加强了作家的启蒙责任感,另方面却也有效缓解了那种改变社会的实践冲动与书斋静观之间的矛盾。在《憩园》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这种药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它出自万昭华的口中,正当作为作家的我,对自己的写作意义发生怀疑时,由一个读者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对这种五四式信念的再一次确认。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音中送安慰的人。万昭华的这一番话,不仅是对作家创作意义的肯定,同时也是一种要求,一种抚慰人心的要求。这一形象的出现,清楚地表明抚慰人心已在巴金小说创作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借寓恕园期间,我一直在写一部有关小人物悲惨生活的小说。但我的写作过程却一再受到来自生活的侵扰,这种侵扰不仅使这一过程变长,而且也使作品内容发生着改变,洋车夫的故事最终得到了一个较为温情的结局。从姚太太那明亮的微笑和她的谈话中,我仿佛得到了来自生活的另一力量,感到了对于生活所负的另一种责任。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川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快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姚太太对于文学的这种感受和要求,其实也正是巴金这一时期对自己小说的要求。这些温情的语言,与早年左拉式的我控诉相比,正体现了巴金创作思想上的重要转变。

巴金创作思想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憩园》里不包含反封建的主题,而是小说的文本意义已不仅局限在反封建的启蒙意向范围之内了。夏志清指出……自从一九四四年(正是巴金写《憩园》的时候)开始,巴金一直保留当初对安那其主义,博爱的看法,一一那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一些同情,爱和互助。信仰虽无改变,态度倒改变了:他放弃了安那其诉诸暴力的政治行动。可见,一系列有关根本人生姿态与写作意义的矛盾,在《憩园》中构成了一种歧路彷徨式的心境,而对启蒙精神的坚持,又使它的主人公获得了一种奋力前行的姿影。这表明,40年代的巴金,在进人人生的成熟期后,更为稳健地接过了五四启蒙者的薪火,开始全面面对人生的矛盾与复杂,并从中寻找着前进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张慧珠.巴金创作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11.

[2]钱里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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