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Cinderella，a famous fairy story, is a archetype of love story in literature. Jane Austen often uses it to express women‘s desire for a happy life and their doubt about the value of the norm social.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eal the origin of Cinderella in author‘s works and to analyze the key element of the narrative model. From the difference themes among Persuasion and other novels, we can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ne Austen, who is living between 18 and 19 century.

Key Words: “Cinderella” narrative model;Persuasion;theme

摘要： “灰姑娘”结构是奥斯丁所偏爱的叙事模式，表达了作者作为女性其个人生命中的“匮乏感”和对于男权中心社会主流观念的质疑与批判。本文则试图深入分析其最后一部小说《劝导》里“灰姑娘”叙事模式出现的原因以及模式的几大要素，通过比较它与奥斯丁其它小说的不同来揭示《劝导》的叙事结构里所蕴涵的社会性主题，反映了奥斯丁作为18、19世纪过渡时期作家的特点。

关键词： “灰姑娘”叙事模式；《劝导》；社会性主题

奥斯丁一生创作出版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诺桑觉寺》、《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劝导》六部小说，从整体上说它们都遵循着一种“灰姑娘”故事的浪漫模式——（主人公在爱情的道路上）经过种种挫折，最后获得幸福的婚姻。伊丽莎白出身不高、财产微薄，凭着她的理性与才智赢得了富家子弟达西的青睐，几经波折消除了彼此间的傲慢、偏见，获得了理想的爱情与幸福的生活。范妮从小寄人篱下，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得不到任何庇护，最终凭着她的美德优雅得到了埃德蒙的爱情，成了幸福的“公主”。天真幼稚的凯瑟琳经过一连串波折也获得了诺桑觉寺的少主——亨利·蒂尔尼的真诚爱情。每一个年轻的女主人公或身处清贫，或遭受挫折，或历经迷途，犹如落难中的“灰姑娘”，但几番风雨之后，终于与理想中的青年男子相遇相知；这些青年男子集智慧品格、财富、家世地位于一身，好似童话中的“白马王子”；于是，“灰姑娘”们从此得以脱离苦海，拥有美好、幸福的生活。奥斯丁通过对“灰姑娘”叙述模式的反复使用来表达了女性个人生命中的“匮乏感”和对于男权中心社会主流观念的质疑与批判，从深层次上体现了人类面对外部客观世界时的生存匮乏和人类力求克服“匮乏”，渴求美好人生的“集体无意识”。

《劝导》是奥斯丁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它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灰姑娘”的变形故事：安妮家道中落、韶华逝去，在家里人微言轻，得不到父亲与姐姐的喜爱，经过八年的磨难，最终才与自己喜爱的人——功成而归的温特沃斯上校喜结良缘。但与前几部相比，安妮的故事不再仅仅是女性对于幸福婚姻、理想爱情的追求，更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深远意义。奥斯丁不单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写作，更是作为一名处于由资本主义前期社会逐渐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作家在进行创作，在其小说金钱与爱情的固有模式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本文则试图通过具体分析《劝导》中的“灰姑娘”叙述模式来揭示小说的社会主题。

一、“灰姑娘”叙事模式的出现：对贵族风度的质疑

当安妮在小说里出现时，她是一个典型的“灰姑娘”：青春不再、家道中落，在家里的地位甚至比不上一个食客克莱夫人。但如果打破小说的叙事时间，从事件发生的历史顺序来看，这又完全是一个可以避免的“灰姑娘”故事。19岁的安妮是个“极其美丽的少女，性情温柔，举止娴静，兴致高雅，感情丰富”［1］，又遇上了情投意合的爱人。比之奥斯丁的其他几位女主角，她最可能也最应该直接过上快乐的生活：一万磅的财产可以让出身低微的玛利亚·华德小姐配得上贝伦特爵士，拥有它的安妮绝对没有埃利诺和玛丽安在金钱上的窘境；出身高贵、准男爵的女儿这一头衔也让安妮比伊丽莎白这些绅士之女更具有地位上的优势；甚至是在自我认识的理性方面，她也是冷静而成熟，完全没有爱玛的那种自大自满或是凯瑟琳的天真幼稚。但事实上却是安妮遇到了最大的波折，蹉跎了八年的青春年华才能与所爱之人喜结良缘，在这里“爱”成了安妮遇到的最大障碍。

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依附地位，食与色的匮乏是“灰姑娘”叙述模式出现的深层心理原因，它体现着人类历经磨难追求生命圆满与幸福的理想。但在《劝导》里拉塞尔夫人的爱则阻碍了安妮的幸福，安妮是为了拉塞尔夫人的关怀而放弃自己的真爱。因为对于她来说，这份关爱已不再单纯的是个人对于感情的“匮乏”需要，它更是一种责任与义务。所以即使安妮已充分认识到她所接受的劝导是完全错误的，她却不责怪拉赛尔夫人。即使她吃过这种劝导的苦头，她仍坚持认为“听从她（拉塞尔夫人）的劝导是正确的”，“若是继续保持婚约的话，将比放弃婚约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会受到良心的责备。”［2］与其说是拉塞尔夫人的关爱阻碍了安妮不如说是安妮内心的道德责任感将自己束缚：一个人的欲望虽然强烈，却愿意迫使个人的欲望服从某些外在的、非个人的善。因为在那个以贵族为主的农业时期的人们看来，道德上的完善是很难取得的，需要以自我控制和牺牲为代价，责任是大于个人欲望的。

可见,安妮这个“灰姑娘”故事的出现是责任对于个人欲望的一次胜利，是追求自我完善的旧日风度影响下的产物。“公主”沦落为“灰姑娘”，除了逝去的青春年华，八年的感情折磨，什么也没有得到。虽然安妮一直也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但八年的磨难就是对贵族风度的最大质疑，这个叙事模式中暗含着对于贵族价值体系的嘲讽。

二、叙事模式的几大要素

如果说“灰姑娘”叙事模式的出现是对贵族价值体系的一种整体性的讽刺，那叙事模式中的的几大要素则更具体深入的批判了这个制度所包含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奥斯丁从道德标准、生活习性、社会结构等方面对当时社会进行了一番考察。在1893年对《灰姑娘》（及其扩编本《灯芯草帽》）的首次大规模民间故事研究中，考克斯小姐对格林《灰姑娘》故事文本进行分析。“借助其论题可以从中抽象、概括出来这一童话结构模式的框架：母亲的死亡——生活的磨难——爱的波折——爱情大团圆。”［3］以此来分析《劝导》，从它与奥斯丁其他小说的不同可更清晰的发现之前的奥斯丁注重表达的是女性生存的个体体验，在这里则更多的将目光转向了社会。

1、母亲的死亡：行为道德标准的变化

“灰姑娘”故事结构的第一个环节是关于“亡母”的处理，在奥斯丁的前几部小说中，这体现为理想母亲形象的缺失。《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太太不仅不能指导女儿反而需要经常听取更明智的判断；《爱玛》则只有一个天天只担心自己的父亲。没有一个女主角拥有一个称职的母亲，他们的的成长完全是依赖自己。奥斯丁一反男权文化对于母亲角色的剥离，摆脱了“天使”与“妖妇”的束缚。她点破了“理想母亲”的虚幻性，表达了人性中对于母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

而拉赛尔夫人的出现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疼爱女儿，充满了人性与理性的母亲形象。她理智贤惠，第一目标便是看着安妮获得幸福，善良慈爱的母亲形象在其身上复活。但也正是这个最称职的母亲却将女儿的幸福耽误的最久，因为虽然她对安妮怀有深沉的爱，但这种关爱却包含着这样一种社会性的内核：对贵族风度的怀念与向往。拉塞尔夫人偏爱安妮，因为只有在安妮身上她才能见到安妮母亲那个明白事理的贵族女子的影子。她有些“偏爱名门贵族，尊崇高官厚位，因而对达官贵人的缺点便有点视而不见”［4］。出于对贵族风度的怀念，温特沃斯的乐天性格和大无畏精神被看作是“罪孽的恶性发展”，是对于土地贵族的一种威胁。作为个人她的品性是高尚的，但由于所秉承的道德准则、价值观念是属于那个正在没落的贵族阶级的，这个理想母亲又是不完美的。安妮八年的痛苦生活、埃利奥特先生的道貌岸然让她自己承认“完全错了，准备树立新的观念、新的希望。”［5］没落的贵族地主阶级所推崇的举止与教养已不再发挥道德交流的职能，个人内心的优秀品质得到重视。拉塞尔夫人是作者对于以举止修养作为道德标准的陈旧价值观的善意嘲讽。

2、生活的磨难：腐朽生活习性的批判

失去母亲后，“灰姑娘”在生活的风雨中饱经波折。奥斯丁小说里的女主角们也陷入了缺少金钱的窘境：达什伍德姐妹被迫离开诺兰庄园，伊丽莎白与姐妹们也面临着父亲死后就将无家可归的尴尬结局。这都是因为妇女在男权社会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在经济上的困乏正是奥斯丁对于男权社会的一种指责。

安妮也遇到了具体生活的磨难，被迫离开凯林奇庄园。只是她离开的原因不是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是因为没落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习性。耽于贵族风度的埃利奥特爵士挥霍无度“既缺乏准则又缺乏理智”，对于安妮切实可行的平民化的改革计划也是一口否决，因为那“连个无名绅士的体面都没有”，最后只有失去了在自己庄园上生息的“义务与尊严”。当时封建地主的统治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庄园进行的，孑然独立的乡村住宅是等级制度可见的象征物。安妮的举家迁移不只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家事和变故，更标志着地主阶级的没落。雄伟的凯林奇庄园是土地贵族制度的象征，庄园主人的变化预示着社会新的领导人物的出现。生机勃勃、勇敢无畏的海军作为新的社会代表而出现，下层阶级凭借自己的努力逐渐上升。安妮的离开告别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园，更是一个时代。如果说拉塞尔夫人的缺点是一种对于单单只在乎教养的陈旧价值观念的嘲讽，那么离开凯林奇的埃利奥特爵士则是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他的势利自私、愚昧无知让他与他的阶层都已“无法保持上帝赐予的地位”。这种生活的磨难是他们自己的腐朽生活习惯带来的恶果。

3、爱的波折：自私伪善性格的揭露

辛德瑞拉由于教母对于时间的限制三次从王子身边逃走，几经波折才终成眷属。奥斯丁的女主角们大多也都因为缺乏完善的自我认识，在爱情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伊丽莎白对达西充满偏见，凯瑟琳将现实生活当成了哥特式恐怖小说的虚构世界，爱玛自大虚荣而忽略了自己的真正需要，自我完善成为了她们喜结良缘之前的必修之课。而随之出现的“男性领路人”则再次体现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男权文化对于女性性格塑造的重要性。

《劝导》里安妮和温特沃斯之间的很大一个障碍也是缺乏清醒的认识，只是这次的主角变成了温特沃斯。他因为对于安妮的误解，出于嗔怒去追求自己并不喜欢的路易莎，并差点由于“道义上的责任”而失去选择的自由。与其他男主角相比，温特沃斯的描写并不多，是一个社会特征鲜明而个人特征不突出的人物，他是凭着自己努力逐渐上升的下层阶级的代表。他对于安妮的误解就如八年前拉塞尔夫人对他的误解一样实际上是两个阶层之间的看法。因为安妮不同于她的亲属，温特沃斯的看法是误解。但他所认为的没有原则、固执己见、胆大妄为却正是以埃利奥特爵士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通病，他们爱慕虚荣、自私伪善。在温特沃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赞扬安妮的高贵品质时，他的误解则是对于没落贵族阶级自私而又软弱的伪善性格的无情揭露。温特沃斯认识的完善包含着对安妮优秀品质的赞赏与对于贵族阶级势利自私性格的批判。

4、爱情大团圆：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

恶人被罚，灰姑娘走进了皇宫，与王子幸福生活，婚姻是幸福的唯一原则。伊丽莎白嫁给了达西将生机带给了彭伯利庄园，范妮带着希望与祝福当上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婚姻成为了幸福的唯一结局，古老的庄园成为了人物活动的中心与归宿。这是“灰姑娘”们的美德，也是男权社会里依附于男性的女性不得不承认的最好结果。

《劝导》的结尾里安妮也成为了“没有财产、亦非名门传人”的海员的妻子，只是在她面前的是广阔而未知的世界。她获得了期盼已久的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当她为成为海员的妻子而光荣并准备“为这种职业所遇到的意外付出代价”，这个开放的结局正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安妮所羡慕的克罗夫特少将与其夫人朝夕相处、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共同栉风沐雨的生活成为了新的幸福婚姻的模板。静谧的庄园生活逐渐远去，充满了挑战与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慢慢开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景致正逐渐被一种富有活力与扩张性的动态生活所代替，海员作为新的社会象征而出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虽然采用的都是“灰姑娘”叙事模式，但在前几部小说中奥斯丁偏重于用此来展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觉醒与徘徊，对父系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认同。作者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人，是反复推敲的自我，这正是18世纪文学最关注的问题。而在《劝导》里奥斯丁则更具时代敏感性，对各等级之间的传统关系格局的改变投入更多的热情，整个贵族阶级的命运开始引起她的注意。从关注个人到关心社会这既是奥斯丁的转变，也是18、19世纪文学过渡期的特点。奥斯丁在《劝导》的“灰姑娘”叙事模式里出现的“新问题”预示着文学关怀正逐渐从个人扩大到社会，一个新的批判社会的文学时代即将来临。

参考文献：

［1］［2］［4］［5］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M］.孙致礼，唐慧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姜晓燕.奥斯丁和勃朗特创作中的“灰姑娘”情节［D］.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