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战地钟声》（又译《丧钟为谁而鸣》）出版了。这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国内赢得了一片喝彩，被誉为“海明威所写的最精美最丰富的小说”，①而且我国著名翻译家吴劳先生也认为它“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无愧”。②然而，对于在海明威创作生涯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小说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国内评论界却鲜有专题评论，即便是在综合性评论中，也往往是简单地给他戴上一顶“反法西斯英雄”或“共和主义战士”的大帽子。实际上，海明威本人是反对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只有才能不大的人才具有阶级意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是经久不衰的，不管它的政治观点如何”。③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评论界对乔丹的认识远不够全面和深入，而且现有评介不仅与海明威的创作初衷相违背，而且远不能涵盖乔丹形象的全部内涵。鉴于此，本文拟把乔丹视作一个为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而战斗的美国人，从英雄性、悲观性、人性及悲剧性等方面入手，对乔丹形象进行多维度的审美分析，以还原其本来面目及生命力，同时也可印证海明威对文学真实性的不懈追求。

一、崇高的英雄性

1936年初秋到1939年春的西班牙内战，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国际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间的第一次殊死较量。因为多种原因，这场战争以法西斯势力的胜利而告终。一生对西班牙热爱有加的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并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战地钟声》。因此，可以认为小说是对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深刻反思的结果。当然，海明威的反思不会是孤立和狭隘的，从小说来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e）《祈祷文集》的标题及卷首题词的深刻含义即可明了，这一反思不仅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也不仅是关于欧洲的，更是关于整个人类的。

乔丹作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依照“英雄性是指个体为群体而行动时所显示出的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④的美学理论来考察，他首先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英雄性特征。第一，乔丹作为美国一所大学的西班牙语讲师，来到西班牙内战前线和西班牙“共和国”及国际民主进步力量一起，反对以佛朗哥为代表的国际法西斯势力。乔丹主动加入这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正义战争，目的很明确。“他投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战争发生在他所热爱的国家里，因为他信仰共和国，并且，要是共和国毁灭了，那么信仰共和国的人日子都要过不下去”。②显然乔丹的参战既是为西班牙共和国、西班牙人民而战，又是为世界民主、自由、和平而战。这样，乔丹就具有了英雄性的本质特征：为他人、为群体的目的，出自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动机。

第二，乔丹在行动中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能力、勇气、毅力、胆识：他勇于接受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深知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仍敢于只身前往敌后，去争取不明究竟的游击队的支持，努力完成炸桥任务。在这种吉凶未卜甚至可以说是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其勇气和胆识，令人钦佩地凸显出来。炸桥后撤退中受伤的乔丹，为掩护战友安全撤退独自留下来阻击敌人，同样显示出过人的勇气和胆识。

乔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阻力：游击队长巴勃罗的反对炸桥，法西斯对进攻计划的觉察和了解，因为“聋子”一伙儿的牺牲而造成的人手短缺，清晨实施炸桥行动对安全撤退带来的不便，巴勃罗偷走爆炸装置给完成任务增加的难度，还有乔丹本人和玛丽亚的相识相爱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与行动本身的矛盾，等等。乔丹面对困难与阻力，显示出他超乎寻常的能力和毅力。他在和巴勃罗斗争的同时，力争以彼拉尔为首的大多数游击队员的支持，并争取到“聋子”一伙的支持；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人的防守情况，制订周密的行动方案，巧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敌巡骑兵，在聋子一伙遭到打击时，果断地从大局考虑，做出保存实力的决定；观察分析形势后派人送信建议取消进攻；机智地使用手榴弹引爆；选择了为理想、正义而战之大我而牺牲了与玛丽亚的小我之爱，最后仍在进攻开始时炸毁大桥，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就乔丹单方面而言）。这一切无不显示出他超常的能力和毅力。

第三，乔丹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崇高性特征。美学上的崇高性往往转引指人的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性和超常性。乔丹本来可以选择在美国大学里过安逸的生活，然而他来到了西班牙，选择了与苦难、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战争；尽管不喜欢自己的任务，但他还是毅然接受了那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时炸桥。当他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之际，他的所思所想不禁让人想到保尔·柯察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不能战斗了。”“我为自己信仰的事业如今已战斗了一年。我们如果在这儿获胜，在每个地方就都能获胜。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你很走运，他对自己说，你度过了这样美好的一生。”②为理想、信仰而生活而斗争，终生不悔，死而无憾，这就是乔丹精神思想品格风貌的巨大和超常即崇高性的充分表现。

总之，从他为群体的目的、在行动中显示出的超常的能力、毅力、勇气和胆识以及其崇高的精神风貌来介定，乔丹无疑具有崇高的英雄性特征。

二、浓厚的悲观性

乔丹是崇高的反法西斯英雄，可他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又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他身上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宿命思想伴随着乔丹执行任务过程的始终。接受任务之初，他就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任务；还没到达目的地就意外地遭到游击队长巴勃罗对炸桥行动的坚决反对，他想“事情开头就够糟的了”；到达当晚，面对比拉尔要求他带玛丽亚远走高飞的要求，他的回答是“只要我们炸桥后还活着，一定带她走”；②当巴勃罗谈到炸桥的严重后果时，乔丹想：“老巴勃罗啊，老伙计，我认为正是这样啊。你看得出来，我也看出来了，那妇人从我手掌上也看出来了。”②所以，尽管乔丹嘴上说不信吉普赛女人的“迷信”，但实际上他既认同巴勃罗对形势的分析，又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比拉尔的宿命判断。也就是说，他坚信实施炸桥行动的灾难性后果和自己的不幸结局，乔丹最终的死亡结局又恰恰证实了乔丹等人的悲观宿命思想。正是因为这种悲观宿命思想的影响，反法西斯英雄乔丹身上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色彩，他的一言一行都带上了悲观意味。

因为悲观，他甚至把这次任务看成是荒诞不经的“把戏”，“在这样一场糟糕的把戏中，设法取得两帮胆小如鼠的游击队的配合，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帮你炸桥，来阻止一场也许即将开始的反攻”。②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对任务本身产生过犹豫，“一个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进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没有尝试哪能知道行不通呢？”②显然在乔丹的意识中，这次任务是行不通的，如果执行势必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仿佛他现在全力以赴地去执行命令，只是为了证明它行不通。因此，乔丹的思绪中才会出现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感受，“我现在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也许不过如此了。也许这就是我的一生，不是七十年，而是四十八小时，或者说得确切些，是七十或者七十二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三整天就是七十二小时”。②“除了现在再没有别的了，既没有昨天，当然啦，也没有明天。你要活到多大才能明白这一点呢？”②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和玛丽亚的爱情也是不存在美好明天的，“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乐趣，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屋子，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②正是因为悲观情绪的存在，他在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会想到游乐场里徒劳轮回的旋转木马，在等着与玛丽亚相会时会说“快来吧，玛丽亚，因为时间不多啦”。②在临行动的前夕还在想，“这就是你所不愿正视的。你不得不干下去，制订了一个自己知道没法完成的计划。你制订了个计划，而现在你明白这是没有用的。你能用现有的力量攻占两个哨所的哪一个都行，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你没法同时攻占两个。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把握的。别骗自己啦。黎明快来临了，别骗自己啦”。②应该说，乔丹最终也没有为炸桥任务的胜利完成做好充分必要的准备，他是怀着失败的信念去执行炸桥行动的，即他对炸桥的结果是抱着肯定的悲观态度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巴勃罗的意外带人参加战斗，乔丹是不可能完成炸桥任务的。因此，在受伤后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时，他有一种解脱的喜悦，“得啦，事情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不管以往的一切如何，不管未来的一切会怎么样，对他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了”。②

总之，《战地钟声》具有浓厚的悲观宿命色彩，悲观情绪伴随着乔丹行动的始终，悲观是乔丹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反法西斯英雄乔丹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政治英雄的悲观性特征。乔丹身上散发出的浓厚的悲观色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主人公乔丹本人，二是他人的影响，三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就乔丹本人而言，过去一年多的战场失利和眼前的艰巨任务所构成的残酷现实，是乔丹悲观情绪产生的根源。共和国军队司令弋尔兹向乔丹布置完任务后马上补充说，“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然后针对乔丹的疑惑不解他又发出了一连串气愤的反问：“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行动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②同样，当法西斯的飞机成群掠过时，乔丹马上想到可能是敌人知道了进攻计划，并在心中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会呢？以前每次进攻，他们不是事先知道的吗”？②分析现实形势后他派安德烈斯给弋尔兹将军送去建议取消进攻的信函，与此同时他想“我相信会发动的”。②弋尔兹拿到乔丹迟到的信后，说“我们完了。对。跟以往一样。对。太遗憾了”。②乔丹和弋尔兹这些看似荒诞的言行，就是过去战事的一再失利留下的伤痕。这同时证明乔丹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来自对一年多战场现实和目前艰巨任务的深刻内心体验和理性分析，它来源于现实，不仅仅属于乔丹一个人。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高级指挥层的官僚作风和权利争斗，权利既集中又分散并相互牵制的现实，使得身在其中的乔丹自然也会感受到形势的严峻，这种情况下，作为任务的执行者，乔丹只能抱着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去勇敢地“尽力而为”。正因为如此，乔丹面对反攻显然的失败结局和自己的死亡之时以“尽力而为”来宽慰自己。

乔丹的悲观还来自他人的影响，既有共和国最高司令戈尔兹将军对局势的无可奈何的不自信，又有自私狡猾的巴勃罗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尤其是吉普赛妇女比拉尔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宿命观。她因为能闻到死亡气息而闻名，但在看过乔丹的手相后，一反常态地缄默不语，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对乔丹和玛丽亚多次发出“时间不多了”的催促，神秘的谜底后来通过玛丽亚的口说出，那就是比拉尔从乔丹手上看到了“死相”，所有这些人的言行和思想都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乔丹，影响着他，对他的悲观思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有就是叙述者的悲观叙述。《战地钟声》的叙述基调是悲哀的，“发愁”、“倒霉”、“死”、“忧虑”、“不详”、“自杀”“恐惧”、“糟糕”、“阴郁”、“伤心”、“失败”等字眼布满了整个小说。如开篇第一章，当乔丹忘了安塞尔莫的名字，叙述者叙述道，“他竟把名字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叙述者的明显带有悲观色彩的叙述和人物的悲观色彩相结合，则悲观色彩就愈显浓烈了。因此，悲观性也就成了乔丹区别于传统英雄形象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三、健全的人性

乔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突出表现之二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化的英雄，而是一个人性化的英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是指那种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他人或大众的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而乔丹的实际表现与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信念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他与人们赋予他的政治身份——反法西斯战士所要求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

首先，他没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任务的完成方面。在不到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及时去享受玛丽亚的爱情，与玛丽亚四次做爱，真可谓夜夜行乐，及时欢娱。行动前夜在还没有为炸桥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却因为不能与玛丽亚再次结合而失望，“这最后一夜运气真不好”。②即使在巴勃罗偷走了爆炸装置的紧急情况下，他也只是回到睡袋去一面怨天尤人一面与玛丽亚享受最后的欢娱。为了一己之爱情和少数人眼前短暂的幸福，他在任务面前犹豫过，甚至对自身的任务产生过反感情绪。这就是说，他并没有为了民主自由和共和国而全然忘掉或不顾自己的情感需求。

其次，作为一名共和国的战士，他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杀害法西斯分子。“你以为自己有权杀人吗？没有。……难道你不知道杀人是伤天害理的？知道。”②当他听了玛丽亚一家人的不幸遭遇后，对法西斯杀害无辜百姓、糟蹋柔弱少女的行径怒不可遏，同样，当他听说巴勃罗率部野蛮残忍地用连枷活活打死法西斯俘虏时，同样表示出不能接受。还有，当巴勃罗在炸桥后自私地杀害同伙时，乔丹心想，“这杂种多卑鄙、狠毒啊”。②

重视个人的情感与享乐，既反对法西斯的兽行，也反对人们野蛮伤害法西斯俘虏，还有前文论及的悲观思想，乔丹身上的这些特征，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概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这些特征却是他健全人性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乔丹已不是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政治英雄，而是人性化英雄。乔丹是站在人道主义理想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的，而不是拘泥于其政治身份。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所要求的。显然，作者在塑造这一人物时，首先遵循的是人性原则，而不是政治性原则，作者企图展示的是乔丹健全的人性，而不只是他的政治倾向性。从卡可夫说乔丹“政治觉悟不高”②和乔丹自己说“目前没有什么政见”②也可以洞察这一点。

因此，除反法西斯的政治理想而外，乔丹更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人物——人性英雄。当然，这里的“英雄”更接近“才能勇武过人的人”这一定义，而不是“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这种英雄往往与好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说乔丹是一个具有浓厚悲观色彩的反法西斯的好汉——“硬汉子”。海明威认为，富于人性的形象更加为人们所理解和喜爱。⑤因此，乔丹健全的人性，不仅没有损害他崇高的英雄形象，反而使他更具历史真实性，更具人性魅力，也更加能够为各式各样的读者大众所接受和认同。

四、超越的悲剧性

乔丹具有悲观宿命色彩，这是惨痛的现实赋于他的特征，但与他的悲观失望情绪相伴随的是他的抗争意识。面对死亡与苦难，选择拼死抗争而不是选择退缩，面对抗争之后的毁灭，无怨无悔，这正是海明威一系列硬汉子主人公的特征之一，也是悲剧精神的表现特征之一。因此，罗伯特·乔丹既是具有悲观情绪的反法西斯的人性英雄，又是一个具有悲剧性抗争精神的硬汉子。

“美学悲剧性是指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或为了抗争外力的摧残而陷入尖锐的冲突之中，他们往往处于无从选择的‘两难’或‘动机与效果完全悖反’的灾难里，但是面对灾难他们敢于殊死抗争，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去超越苦难和死亡，从而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题自身的精神风貌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崭新的高度，显示出人生的全部价值”。④“悲剧美就是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也就是说所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生命的本质特征之一，尤其是人的生命、人性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就是生存的抗争性，就是人的生命抗争意识和生存欲望。这种抗争冲动凝聚为意识、观念，就叫做悲剧性抗争精神——悲剧精神。” ④

根据以上悲剧美学理论，我们认为乔丹具备了悲剧主体的特征，也就是具有了美学悲剧性，这主要表现为他的悲剧性抗争精神。他接受了一项在别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又是他的民主理想和自由信仰要求他必须接受的，是他的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从上文我们谈及的“现实”来看，执行这项任务将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甚至就意味着灾难或死亡。这样，主人公乔丹就被置于选择的“两难”境地之中，选择执行任务，意味着灾难或死亡，选择拒绝任务，对他的理想和信仰，同样意味着灾难和毁灭。这就使主人公乔丹具备了被动卷入矛盾漩涡中的悲剧主体的特征。在任何一种选择对于自己都意味着苦难或毁灭的“两难”选择中，乔丹毅然选择了执行任务，他希望运用自己的能力、勇气、毅力和胆识去抗争现实，尽管他明确知道抗争的结果也将是毁灭，但他仍然努力朝着“奇迹”行进。乔丹也理性地抗拒着比拉尔等人的各种悲观情绪，因为悲观宿命是悲剧精神的天敌。他还常拿内战中的英雄祖父来勉励自己，也用自杀的父亲来激励自己。这其中所蕴涵的顽强抗争意识和坚强的行为意志使他的行动和毁灭具有了美学悲剧性和悲剧美。

乔丹同样具有强烈的生存欲望，他在作品中表现出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特征，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每当他头脑中因惨痛的经历而冒出悲观情绪时，每当他人的悲观宿命思想可能对他产生不利影响时，他总会理智地警告自己，用抗争意识去对抗虚无与悲观。既使在走向毁灭的过程中，他仍然渴望着幸福生活，想象着将来与玛丽亚的美满婚姻生活。直到临死之前，面对步步逼近的死亡，他并不害怕，因为这是“每个人的必由之路”，仍然想着“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我多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啊”。②他一再否定了自杀的想法，因为他还有些事可以干。即使灾难来临之时，他仍然在精神上充分享受着“现在”。这种冷静而乐观的生活态度中不是激荡着悲剧的抗争激情，闪烁着崇高性的悲剧精神的光彩吗？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乔丹因面对死亡、苦难显示出的抗争本性而具有悲剧性，因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等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而呈现出一种悲剧美。总之，乔丹是一名具有悲剧性抗争精神的硬汉子。

五、小结

乔丹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因为参加了一场正义战争，并且有“为他人”、“为群体”的特征，加上他表现出勇气、毅力等方面的超常性，使得他具备了某些历史发展的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中的英雄性特征，但是，这一特征又因为一定程度的悲观色彩和鲜明的人性色彩而遭到削弱。他在行动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具有不屈精神和精神不败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从而具有了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部分特征，但他“为群体”的目的和崇高的责任、义务动机，又使他有别于其他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硬汉子”。他在苦难和死亡面前表现出抗争意识和生存欲望，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精神，但是，这种审美特征又因为“为他”的目的和悲观宿命思想等非悲剧性特征而遭到削弱。总之，乔丹既不是纯粹的政治英雄，也不是地道的个人主义“硬汉子”，同样也不是典型的悲剧审美主体。他融英雄性、悲观性、人性、悲剧性为一体，显示出了人性的全部丰富性，因此，他只能是具有浓厚悲观色彩和悲剧性抗争精神的人性化的反法西斯硬汉子。

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向来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因此，他说，“作品应该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③在1925年3月给父亲的信中，海明威写道：“我写的故事是要尽力传达出实际生活的感受……只有两面都写出来——三面甚至四面都写出来，你才能写到我要写的那个样子。”③《战地钟声》是海明威对西班牙内战乃至整个西班牙的实际生活感受，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正是这种全部真实感受外化出来的形象，因而呈现出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特征。舍勒说过，“人的本质正在于不可定义。人只是一种‘介乎其间’，‘一种过渡’”⑥乔丹形象的生命力或许正来自于其不可定义的真实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①林恩：《海明威》，任晓晋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②海明威：《战地钟声》，程中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③董衡巽编：《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④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海明威：《老人与海》，董衡巽译，漓江出版社，1987

⑥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