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意义作为文学实现的最终方式,对文学意义进行分析,有助于把握文学运转的规律,对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价值也有一定的建构意义。本文试图借鉴西方对文学意义分析,从逻辑上来建构文学意义的成分和构成,以便全面地把握文学的整体面貌。

文学意义在文学的整个流程中,经历了四个方面的增生和变化,这四个方面分别是现实、作者、本文和读者。文学意义的逻辑建构,也要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文学意义的第一个层面是现实,在文学意义中都有现实的影子,任何文学意义,都只能来源于现实并在现实的读者中实现。作者在创作作品时激起他的原动力只能来源于现实;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他所能阐释的意义也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现实和读者本人的现实。所以,意义的生成首先来自于现实。但现实的概念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中,随着对语言力量的认识,现实的概念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语言不仅构成了人类交往的工具,更构成了人类的现实本身。“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不进入语言的实在,意即还没有进入人类的视野,因而不可能构成对人类的影响,语言构成了社会,同时也构造着人类的现实。而个人要进入社会,首先要学会这个社会的语言,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教化过程。也即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所以,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制约着个体的所思所想并进而构成了个体的世界,个体只能在语言的现实中生存并用语言进行思考。结构主义也指出,如果人类不拥有语言,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构成意义。个体能产生的经验只有经过语言系统的命名和定位以后,个体方能明了这种经验,因而经验也是一种语言事件。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为个体的生存划定了一定的生活空间,是人类现实的组成部分。文学意义的生成,不能离开现实层面的语言成分。

其次,现实的事物进入作家的头脑,形式作者最初的创作冲动。从意义流程的全过程来看,这种创作冲动的产生意味着“原初意义”在语境中的触发和产生。当然,这种“原初意义”离不开语言的构造力量。其后,作者将这种创作冲动转化为具体的文字操作,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在这个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演变过程中,作者的“原初意义”经由文字的传达和表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者预留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文学的意义事件在其产生之初,就已预留了许多作者的意义踪迹。当代许多西方文论流派倾向于毁弃作者对作品的作用,认为“作者已死”,但他们抹杀不去作者对本文的先在性和作者和作品的血缘关系,只要作者的生产权还在,其对意义的预设就不能无视。

作者的原初意义只是心头一些晦暗不明、朦胧模糊的意念,在作者的脑海中也仅仅表现为一些意向和冲动,需要作者用语言去对它进行分割、定位甚或命名,使其符合语言的规约,改造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意义秩序,在将“原初意义”表达出来的过程中,“说”可部分地对这种意义进行条理化。因而我们姑且将这项改造后的意义称作“言谈意义”。在其后的过程中,便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要将“言谈意义”再次转化为“文字意义”,如果说,在“言谈意义”中,作者距“原初意义”的设定还比较近,有时甚至和它有着同一个语境,那么,在真正的文学创作中,在由“言谈意义”向“文字意义”转化的过程中,作者所面对的只是一纸一笔而已,他需要用文学表达他对人生有诗意理解,这个过程已远离了那个产生“原初意义”的当下语境,作者的生产原料只有语言,要求他从那些无以计数的文字中找到那个他认为合适的字词。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盖非知之难,能者难矣”。可见,从意义产生的初始过程来看,作者对文学意义的设定是不可抹杀的,作者的创作本身就有对意义的记载和固定,文学意义在任何时候不能无视作者的建构力量,只顾进行“本文的狂欢”和“能指的欢悦”(罗兰·巴尔特语),只能使文学意义脱离了文学本身。

意义进入文字状态后,便以本文的形态流传于世。这就形成了“本文意义”。和作品概念相比,本文概念更为重视文学面对所有语境的开放性,强调本文以其文字状态面对读者。由于本文仅仅是某种文字,而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文学语言的含混性、歧义性远胜于上述两种语言,波兰现象学家罗曼·英伽登认为文学本文是一个多层次的构造,其中在再现的客体层和图式方面层,包含着许多的“未确定点”,因而“文学作品自身就是一种图式化结构”。伊瑟尔进一步指出,文学的空白和未定性构成了作品的基本结构———召唤结构。这就将语言的不确定性上升为本文的内在本性,从而在大大增加了理解的可能性的同时,将这种可能上升为文学本身的规定性,为文学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提供了更有根据的说明和论证。另外,文字本身的意义是会随历史和时代主潮而发生嬗变的,这就使得本文有可能储备由文字意义变化所带来的意义增生,进入不同的语境。

本文进入现实的流传之后,就进入了由各色本文组成的“互文之网”,解构主义对“互文性”的发现使得文学意义又多了一层增生和开放的可能性。“互文性”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任何本文都和他本文交织。这样,对本文占有数量甚至占有秩序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对本文理解方式的不同。文学意义又增加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本文携带着另一本文从而使文学意义活动永无完结之日。

文学意义在经过了作者原初意义、言谈意义、文字意义、本文意义的多次修改、增生以后,还仅仅具有一种实现的可能性,只有当本文同读者结合并在读者心中引起某种反应时,文学意义才最终实现。本文在未经阅读以前,只是一堆死的文字符号,意义还没有现实的存在形态。这就需要将本文意义与读者结合起来,本文的空白也召唤着读者的填充,因而只有读者所能生成的最终意义,才是真正现实的意义。这就是文学意义的最后表现形态———读者意义。

读者意义是读者和本文的结合,如上所述,本文的召唤结构要求读者和它对话,20世纪对的研究,使得读者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传统的读者是一种透明的读者,他阅读作品,只了获得作者预留在文学作品中的原意。而随着对人类本性的分析,人们发现,这种读者只是某种的假设而不可能是现实的个体读者。因为人们不可能完全抛弃个人的视角。相反,从胡塞尔的意概念开始,存在主义、诠释学等都反对这种传统的阅读方式,反对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对象来看统观念,认为这是主客两分的哲学视野的产物。他们认为,首先,读者阅读是他在世生存的一因而只能用读者个人的存在来说明阅读现象,不能用主客对立的方式来看待阅读。其次,读者在时,并不是一个透明的主体,他有着自己的前理解或前见,不可能完全无主观地追求作者的原意而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对话,是有着前理解和前见的生存着的个体和承载着历史和现实的本文的而这种对话又是以读者最终生存于世为最终旨归的。伊瑟尔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又提出了“游点”的概念,认为读者阅读过程中视点的不断推移转化会使得意义处于不停的变化中,从而使得生成为一种事件和过程。总之,文学意义逐渐成为一种生成性的、主观性的一个过程。即:“如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本文和读者的结合使得文学的读者意义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至此,文学的意义事件经由作者、本文、读者的几重改造和增生,离作者原初的意义已有了相当的距离。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各自的对同一本文的不同理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文学的魅力正来自于此,文学意义被不同时代的人所填充、丰满正是文学本身流芳百世、长盛不衰的秘诀。只要还有人阅读,文学意义的事件就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