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农民作为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被置于同一意义场中二元对立的位置，他们之间的冲突及冲突背后的身份、权力、意识形态以及自我表现的变化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作者以对《在废墟上》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可疑遭遇的解读为切口，追索二者在中国文化和政治谱系中长期存在的深切而复杂的关系。

【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关 键 词】知识分子/农民/自我/他者/主体/客体

【正 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相遇，最为有力而难解的一幕，发生在赵振开1978年的小说《在废墟上》的结尾。（注：赵振开的这篇小说以石默为笔名首次发表于1978年的《今天》。作者即北岛，以诗名世。英译见Bonnie McDougall的Waves，第1—8页。）这篇小说讲述一位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中年历史学教授王奇一生中数小时的经历。其时，中国正处在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自我毁坏的动乱之中，这个“老派英国特务和反动权威”接到一纸通知，勒令他必须于次日清晨到“文革会群专组”报到，听候批斗。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女儿也于两个月前正式宣布和他断绝关系，并搬了出去，不久前他还目睹了一位老朋友被折磨致死的惨景。不愿面对可想而知的明天，王奇决定上吊自杀。《在废墟上》描写了他从大学校园走向自杀地点的过程。

这是一个荒凉的秋天。没有热力的太阳，已经落到远山锯齿形的边缘上。王奇发现自己站在圆明园石头废墟的对面，竟然完全不知道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这是清朝的夏宫，1860年被入侵的西方军队所毁坏。对于他来说，这个曾经辉煌而富丽的宫殿的废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种象征：不仅是过去几十年所遭受毁坏的象征，而且是近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所遭受痛苦、动乱和失败的象征。历史，时间，生命，似乎一切都丧失了目的和意义。他从口袋里掏出绳子打了一个结，把它挂到树杈上。正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并准备结束一切时，一位出来割青草喂兔子的农家小姑娘（乡下小姑娘）的突然出现使他吓了一跳。看见这个绳套，她天真地问他是不是用来捕鸟的。因为急于让她离开以便实施他的计划，他催她快点回家，否则她的父亲一定会着急的。但她告诉他，她的父亲一个月前因偷队里的南瓜被打死了。

一股情感的洪流涌上心头，王奇一把将这个小姑娘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发现自己几个月来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小姑娘受到惊吓，奋力挣脱，惊慌地朝树林深处跑去。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直到夜幕降临。“忽然，他陡地站起来，坚定地朝小姑娘消失的方向走去，连头也没回。”故事以绳套在风中飘荡结束。问题也随之飘荡在读者的脑海中，那就是他为什么突然做出放弃自杀的决定。

从王奇一生许多场景的闪回中，从他对妻子和女儿的回想中，从他对时间流逝和历史行进感知的反思中，从他相信年轻人——他的女儿，那个曾写下勒令的年轻人——终有一天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后悔的信心中，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线索。但是，这个故事对他为何决定走向新生（如果的确如其所示）并未明确地给出“解释”，也未对我们将试图就主人公进行的角色分析提供恰当的解释。（注：Bonnie S. McDougall——我们受惠于其对赵振开诗歌和小说圆熟的翻译，认为王奇是“赵振开小说中非常愚钝的形象”（《赵振开的小说》，第119页）。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知识分子与农民象征性的相遇，而非它对人物肖像的写真。）就我的目的而言，我更愿意通过考查与他相遇的人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来探究故事结尾所隐含的更为宽广的意义，而不是尽力去弄清其个人动机。

直至结尾，叙述始终聚焦在王奇反思和外化于荒凉景象的主观状态，以及他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对于流逝时间的感悟。孤儿的突然出现，可能提醒他一旦死去其女儿将成为什么，召唤他弃死求生。她太小了，在述说狡猾的兔子对一种特殊的青草的偏好和父亲的死因时，都表现得天真无邪。她的身份意味着她既是农民阶级的一个成员，又是一个次等的“他者”。而直到那一刻，王奇一直都对自己和中国历史感到绝望，此时与农家小姑娘的相遇唤起他对她的怜悯和同情；他意识到她的困境也许比他的更糟，尽管她对此一无所知，几乎也一无所示。（注：对这一场景的解读为赵振开自己所证实。1993年11月16日，他访问我在密歇根大学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班，在回答一位学生有关他写这一场景时想法如何的提问时，他说他已经忘记了，但“作为一个读者进入这一场景”，他相信孩子的处境使教授认识到，农民的遭遇远比他自己的糟糕。）

父亲的惨死是由于他偷了食物，而食物是农民在残酷的生存中终年为之劳作的成果。此时此刻，这种对他们命运的提示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毕竟“反动的”知识分子王奇正在遭受“群众专政”的迫害，而“群众专政”正是以农民名义进行的一种革命。从阶级相遇的视点来看，《在废墟上》最后的场景迎合了长时间缠绕在中国传统与当代的意识形态中的至关紧要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主题。

他们是受难的伙伴，农家小姑娘和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共同为历史的灾难所诱陷。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共同的命运可能使他们相互影响，但没有，正像故事所着重强调的那样，他们平等相遇。知识分子一直也显然必须是意识，自我，其所属阶级、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中心。一旦这种意识成为其所肩扛的沉重负担，它也就包含了超越的可能性。更早一点，当思索中国历史的废墟和自己人生的终结时，他想到他的著作，从中获得些许的慰藉。这些著作会拯救他，尽管它们正受到批判，但将来总会有用的。他具有“说出他的思想，并把它们写下来”的能力，因而他能够期待“另一种生命”，一种也许能超越死亡而不被他人所认可的生活。他被赋有表达的特权，因为他拥有道德和知识，有能力既反思他自己也反思农家小姑娘的处境，并对其遭遇报以同情。她的从属地位，她的天真和无辜，被她既是女性又是孩子的事实所强化。即使她的出现和她的困境给了这个知识分子的生命以决定性的一击——结尾处他朝着“她消失的方向”走去，这暗示了他们的命运更紧密相连的可能——但她仍被描绘成单纯的无知者。如果她真的拥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她也似乎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

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他们在年龄和经验上所存在的鸿沟，而且取决于他们的“阶级性”。他们都是受难者，都承受着刚刚失去身边人的痛苦——小姑娘的父亲因为偷食物被毒打致死，王奇的同事被拷打致死是因为他的西方学术背景。每一种暴力结果都事出有因——一个是因为饥饿和贫穷，另一个是因为知识分子身份——也就是“阶级特性”。

知识分子/农民的等级（阶级）关系也反映在叙述话语层面。绝大部分故事是由一个第三人称叙述者讲述的，他紧紧追随主人公王奇的脚步，走向夏宫的废墟，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往返于观察、回忆与沉思之间。但是这种叙述姿态因农民/孩子的闯入而发生了变化。由于两个人物相互制约，叙述者回撤，与叙述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并记录他们的行动和对话，并不奢望介入这次关键相遇中两人的思想感情。此前，叙述一直在主人公的主观状态中进行，而现在，直至故事临近结束，王奇还有他所相遇的“他者”都被客观化了。似乎叙述只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或者与这个人物保持一致。这个人物自含尚待展开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可以通过移情作用进入的。小说在收束处讲述的是知识分子的故事；也许唯有他的故事才是实际上能够被讲述的故事。

叙述位置转向故事事件的表层，略去了对王奇生死抉择的根本原因的任何解释；我们不知道，他的决定在多大的程度上与那位农家小姑娘及其困境真正相关，小说的结尾充斥着一种神秘而不可捉摸的气氛。然而，正是这种叙述的限制使文本的最后一段情节具有了多重意义的可能性。这种多重意义把我们导向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分歧之中，而这种分歧是模糊和复杂的。

《在废墟上》写于1978年，它第一次对两年前随毛泽东辞世结束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进行评说。“十年灾难”，在意识形态狂热的驱策之下，大规模自我毁坏的放纵走向极端，共产主义革命的一切似乎都误入歧途，从而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自疑和反省，因为他们正是“文革”首要的目标。

小说没有给出任何有关王奇特殊生涯的详细信息，也没有说明他个人何以陷入困境，这样做没有必要。在那些日子里，仅凭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在大陆极负盛名的大学任职的历史学教授，而且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就足以使“聚光灯”追逐他并最终落在他的头上。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就是受难的充足理由：昔日的剑桥校友被沉重的铅丝勒进他的脖颈（这套索预示着不久将套上王奇的脖子）；王奇的系主任，一位哈佛的社会学博士，被降职为打扫庭院的杂役，害怕牵连任何一个愿意停下来与他说话的人；王奇的女儿与父亲断绝关系——的确，一切正常的人际关系都被抛弃了。当文化大革命走到尽头的时候，知识分子提出反思性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是知识分子，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成为残酷迫害的对象？

原因是复杂的，深隐在从传统的过去到革命的现在动荡不宁的中国历史之中。近来有几位中国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极端发展的结果，这种矛盾常常以各种形式显现在当今中国。（注：参见刘小波：《无法回避的反思》，第108页。）从整体上抨击知识分子，原因可能仅仅是少数激进的左派能够利用民众潜在的偏见，而这种偏见是有传统的，民众从来就对他们心怀不满。在这些极端分子的引导下，论争发展到民众要求在任何事情上绝对平等，包括知识上的平等，而这正是知识分子与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所在。因为知识也是权力，而且因为知识分子是这种权力的拥有者，所以民众说，那好，你们的权力将被破坏，去地里劳动，去炼铁，去劳动改造。这些矛盾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浮现出来的，而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然而，传统文化总是规避它们，抚平它们，并且为了达到和谐而使之理想化，使二者之间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关系得以升华。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动荡首先理解为永远对立却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一次大爆发。不管这是否真正充分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后毛时代的批评家显然认同某些由来已久的假设，即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政治谱系中存在着巨大的对立，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对立仅仅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的中国革命所重铸。

作为后毛时代初期表现作家/知识分子与农民可疑遭遇的一个叙事文本，《在废墟上》也可以被读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核心主题的又一次探索。这种文学在20世纪初的“五四”时期生成，它自视为一场“文学革命”，一次与传统过去的彻底决裂，其任务是使农民成为文学的庄严主体。它一开始就“发现”农民是被压迫的受难者，是可以作为工具用来暴露中国社会黑暗实质的主体，而改造中国社会，正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古代士的现代继承者——所担当的重任。194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他所预想的革命。革命颠覆了古老的等级制：把农民抬高为革命的领导者，而责令知识分子从属于农民，为创作文学艺术作品，深入到农民大众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的提法是“工农兵大众”。但工人几乎不能作为一个阶级存在，而军队则是由农民所组成的。毛实际上指的是农民大众。）无论如何理解或建构，把农民推向中心舞台首先包括了知识分子角色相应的重新定位。不管农民“在现实中”是什么，他或她都往往只是一个场所或一种隐喻，一页书写、表达和辩白各种政治想像和意识形态议程的空白纸。不管这位农家小姑娘本身应当是什么人，甚至不管她的个人苦难特殊在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事实：她在这儿，她在形成这个知识分子主人公的故事中起了作用。

《在废墟上》是后毛时代挑战党定制的（the party prescribed）农民形象的一个较早的样本。“解放”后30年，农民被表现为仍在经受饥饿和乡村暴力的受难者，制造苦难的不是“封建”地主，而是党任命的领导。那么，在回归“五四”文学的过程中，农民难道只是作为受难者而被“重新发现”？大约六十年后的今天，一个戏剧性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的没落……他们成了受难伙伴。在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数千像王奇那样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如果继续用饥饿、贫穷和愚昧来概括农民的命运，那么以表现农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作为历史意识的体现者，语言和写作的代理人，其命运则是黑暗的，徘徊于生死之间而变化无常。

“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及其灾难性的后果，直到1976年毛泽东辞世才完结。在相对“解放”的时期，当代中国文学“自废墟”中兴起，进入到一个对革命本身，同时也对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和反思的阶段。作为主体的农民失去了被明确界定的既是被压迫的受难者又是革命英雄的地位，书写者/知识分子自身的位置随之也同样被替换了。非常明显，这些新的不确定性一直通向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寻根”小说试图超越直接的政治历史去探究文化的根本性质。这种文化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把农民与知识分子置于一个谱系的对立两极。

在这本书里，我将尝试解读部分挑选出来的小说。这些小说涉及知识分子与农民“他者”之间直接的相遇。许许多多的20世纪中国小说书写农民，并根据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的变化，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相应的主体与客体的建构。作为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作家/知识分子与农民在同一意义场中处于二元对立的位置；每一元都相对另一元而存在，每一元价值和意义的体现都与另一元相关。这是一种辩证方法，我将在挑选出来的文本中探讨它。

我的计划是通过四个文学的“代”来追索作家自我与农民他者的冲突。（注：学者们经常使用“代”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和Vera Schwarz，他们用“代”分析由政治事件造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命运、经历和集体认同。请参见他们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六代》。早在1979年论述鲁迅思想发展的一篇文章——《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中，李泽厚就提出了他关于“六代”的一个纲要。李的“代”大约指十五年。不久我开始使用我的“四代”概念，这个概念与六代是不一致的。但我发现，在这种研究中，这一概念对于强调历史语境影响的方法是有用的，同时也可以用来分析作家独特的叙述文本。）三章的每一章都集中研究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1881—1936）的小说关注受难的农民，也就是涉及知识分子认同危机的文学。赵树理（1906—1970），被共产党誉为“农民作家”的典型，其悲剧性的境遇指证了这一指认角色的内在矛盾。在后毛时代，高晓声（1928—）利用语言的反讽表现了一个更为模糊的农民，同时贬抑了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论述“四代”中最后一代的一章，将考查1980年代中期作为“寻根”小说范例的几个文本，它们的作者是莫言（1956—）、韩少功（1952—）和王安忆（1954—）。而回到过去，这种小说也就是悖论式的技巧实验：与农民相遇将导致对知识分子自我建构和叙述表现本身的质疑。

我将把有限的视线投向这样一些文本，在这些文本中，作家/知识分子作为化身或某种表现是在场的，或者为人物，为目击者，为意识中心，或者为第一人称或强行介入的叙述者。每个故事都抓住处在自我反思模式中的作家，其与农民“他者”的冲突，为身份、权力、意识形态、政治协约以及自我表现的变化无常的戏剧，提供了演出的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