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借给中国作家协会填写创作计划的机会，再度把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了出来。为此，中国作家协会给他提供了一切便利，并为他请了一年的创作假。1960年夏秋之际，为进一步搜集张鼎和的材料，沈从文两度到宣化，吴昭毅和女儿张小璋都在那里，沈从文此行收获很大。至此，沈从文为创作这部小说已经陆续积累十万字的材料，创作时机基本成熟了。此外，他还陆续给张鼎和过去的战友写信，向他们了解情况，1960年10月10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

劲夫先生：

我是张鼎和（即张璋，安徽合肥人，西安事变前数月因返乡在安庆被刘镇华害死。）的亲戚，今年组织上让我拟就鼎和一生参加革命工作写一传记式小说，从鼎和爱人吴昭毅同志方面已搜集了部分材料，主要是在合肥家乡时种种活动，及家庭背景。至于在日本、平津、上海情形，知道的还不甚明确。闻鼎和公子张以瑞说，有些事情或可从先生方面明白一些问题。不知先生是否还想得起和鼎和工作时种种，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来看看你（或我个人来或和吴昭毅同志同来），听听你的指教？你如工作忙，没有时间见客，或为便中写点材料，也十分感谢。我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住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号，电话：57516。吴昭毅同志本住在宣化龙烟公司她的大女儿张小璋处（小璋在龙烟公司党委宣传部工作），现正来北京暂住我家里。极希望你能在百忙中给我一个回信。

此致敬礼！

沈从文

十月十日

对张鼎和的材料，沈从文已经烂熟于心，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动笔写作了。这次生病住院为他提供了完整的阅读、思考时间，多年来，难得能有这么好的机会静下心来构思、写作。在生病住院期间，沈从文给汪曾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披露了小说的写作构想：

休假一年，打算写本故事，是三姐家堂兄闹革命，由五四后天津被捉，到黄埔清党逃出，到日本又被捉，到北京被捉，回到安徽又被捉，……终于还是在“蒋光头”西安被困三个月以前，在安徽牺牲了。死去后第二代经过种种事故，到昆明我们又碰了头。第二代又活动，复员后，回到上海，又被捉，幸亏手脚快，逃往冀东解放区。（注：1961年2月2日致汪曾祺，《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9页。）

沈从文对这次写作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可兼有《红旗谱》、《我的一家》两方面长处。”（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9页。）也就是在这年春天，中国作协派人与沈从文联系，希望他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从事写作，至于写什么，完全由沈从文自己决定，不一定非要写新题材，也可以写五四以来的社会现象，总之是让沈从文按照自己所习惯的方法进行创作。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作协方面愿意提供一切便利。

1961年6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给四川省作家协会发了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注：此信笔者未见原件。转引自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人有病天知否》，第28—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沈从文并没有去四川，他最想去的还是青岛。在5月27日写给沈云麓的信中就说，“我想有可能去青岛写半年，即可让朝慧同去海边疗养半年，对她身体会有转机。”（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2—53页。）信中所说的沈朝慧是沈从文三弟沈荃的女儿。沈荃，生于1907年，原名沈岳荃，又名沈得余，黄永玉称之为“巴鲁表叔”。沈荃投身军旅，毕业于黄埔军校，1937年11月，任国民党陆军128师764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嘉善战役，身负重伤，伤愈后又重新投入抗战中，当时沈从文恰好从长沙经过，亲眼目睹了三弟集合士兵开赴前线的场景。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职于南京国防部，授中将军衔。但由于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沈荃在部队中郁郁不得志。不久即返回家乡凤凰，并参加了凤凰的和平解放，1951年底被判处死刑（注：黄永玉的《这些忧郁的碎屑》中曾对沈荃的人生最后一幕有过描述：“在河滩上他自己铺上灰军毯，说了一句：‘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指了指自己的脑门，……打这里吧！……”《比我老的老头》，第70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历史证明这是一桩冤案，1983年重新确定为“起义人员”，获得“平反”，家属得到了500元的赔偿。）。一年后，沈从文才间接知道弟弟的死讯，明知弟弟冤枉，但也只有徒叹奈何了。1959年11月，沈从文将沈朝慧接到北京，作为自己的女儿来抚养，不久即发现沈朝慧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沈从文愿意去带沈朝慧去青岛写作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1961年6月27日，沈从文给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僖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示愿意自己承担一部分路费，“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担负，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的好意！国家正在事事讲节约，我们能从小处做起，从本身作起，我觉得是应当的。务请将我应出车费收下，免得住在那边心不安定，只想早回！”（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63页。）但不知什么原因，沈从文带沈朝慧同去的愿望并未实现。在青岛期间，沈从文即投入小说写作中，“本月能写出三四章，出个二万字左右，即明白如何继续下去了。我主观想这么办得到。”（注：1961年6月30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64页。）

沈从文毕竟已经有十余年没写小说了，而这部小说的从构思、题材到风格都与沈从文早年的写作方式有着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尽管沈从文想极力适应时代的要求，但在其内心深处，“文学”依然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因而时常在书信中表达对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注：《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页。）“在《人民日报》上拜读老舍写的如何写散文那种既不精练又不深刻的散文，也算是学习，也算是享受！同时自然也不能不想到，这么来教人写作，怎么教得好？”（注：1961年2月2日复汪曾祺，《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27页。）由此可见，尽管沈从文在思想上认同了官方的主张，但在文学领域，他却一直护卫着文学的纯洁性。1963年4月21日，在第三届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沈从文在会上发言：“风景诗不能说是小摆设，但要有个比例，不能太多。风景诗写好了，革命性、战斗性也很强，他不赞成有人说，读坏书把青年变坏了。他说，不能怪书，不能因噎废食。要提倡青年多读书。不读书的人照样做坏事。”（注：黎之：《回忆与思考——“大写十三年”的大争论及其背景（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在“大写十三年”、“反修防修”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沈从文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在青岛的这段时间，他也一直在思考着文学的出路：

在艺术若干部门中，也还正在封建意识毒素中散发其恶臭，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注：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533页。）

沈从文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这种矛盾心态由来已久，从他决定复出的那一天就开始了。1960年写给沈云麓的信集中表露了这种矛盾心态：

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廿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而且照习惯一写作体力消耗极大，急需大量吃流质和糖，现在情形却不许可。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倒不怎么困难，但是这么一来，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大致到十月将试写几章看看效果如何。社会背景虽熟悉，把握问题怕不大好办，因为照实写，也还有不甚宜于当前读者处！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我则因为近十年学的全是文物制度问题，工艺上花花朵朵诸事，用脑子方法是傻记，工作对象是为人服务，为各方面。写作小说却要靠明白人事，组织事件变化，准确描叙背景，长于运用语言表现性格思想，这种种和近十年学的均有矛盾，是另外一套知识。把这十年学的完全抛弃，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兼顾并及亦有限度。所以真的要写小说，恐怕还得用个一二年试验摸索时间，写个三几十篇，从失败中取得些新经验，才会见成绩。不是下乡下厂即可解决，因为下乡下厂人够多了，不会写还是难有成绩。我最大困难还是头脑已不甚得用，文字表现力也已经大半消失，许多事能记忆，可再不能通过文字组织来重现，真是无可如何。（注：《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465—466页。）

在这种情形下，动笔前信心满怀，而一旦写起来的时候，免不了缩手缩脚，最终还是写不下去了。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张兆和，我们无从知晓在此期间沈从文到底和张兆和说了些什么，但从张兆和给沈从文的回信中还是可以略知他不愿再写的态度：

从文兄：

……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己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我希望你能在青岛多住些时，一则因为今夏北京奇热，夜晚蚊蚋多，睡不好觉，二则能在青岛写一篇或两篇小文章，也不辜负作协为你安排种种的一番好意。这在你并不是很困难的。（注：1961年7月23日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76—77页。）

沈从文并没有听从张兆和的劝告。他还是决定离开青岛，回到北京去。为此，他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僖写了一信，在感谢作协安排的同时，也提出了暂停写作的种种理由——当然这些理由要比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冠冕堂皇得多：

张僖同志：

得从这边文联转来的信，谢谢关心厚意。……本来第一次看医生即以为“还是疗养院妥当些”，我因疗养所多远离市区，极不方便。既已住下，又并不久住，不动还是好些。近来一次血压，医生认为还是高一些。不过我想只有十多天住了，还是不必再换住处，免得麻烦主人。我意思是月底回北京，看看工艺美院编书情形，因为一定会碰到些使用材料和文献上不可免的困难，我常识比较多，能协助解决一下，对工作必有好处。他们编的书既得年底搞出，我和陈之佛先生负责审定。时间已不多，万一必要随时得问到我，即在北京，不再走动。总之，把这工作解决告一段落，再搞写作（他们十月到十二月才定稿）。……

至于写作，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拟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

并候佳好

沈从文　七月十八日

沈从文和张僖说的虽不是纯然的心里话，但也基本符合客观情况——他身体确实不好，也正主持着一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但这比起他内心的矛盾来说，只是次要的原因。自1951年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以来，沈从文已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了，是一位“爱岗敬业”、“大公无私”的模范公民：

沈先生每次来校讲课，总是亲自抱着一大堆文物资料、图片、照片，给我们系统、详尽、具体的讲授分析，课前准备非常充足，课后又亲自给我改笔记，开书目，还常常抽时间带我到前门外珠市口的古董商店去看明清时期的织锦经面，刺绣衣服及绣片，缂丝小品，等等。有时候把我和吴光启带回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料室去看织绣文物，详细分析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沈先生常常在古董店里自己花钱，买了大包大包的锦片和古书，雇了黄包车送到学校，给我们讲课时分析；讲完课之后，就把资料送给学校的资料室。这年寒假，学校会计室叫我给沈从文送去兼课费，沈先生不肯收受，嘱咐我把兼课费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中央美术学院会计室。有一次，新闻电影制片厂到中央美术学院来拍摄报道留学生情况的片子，学校叫我去请沈先生来拍给留学生讲课的场面，沈先生说自己只是给吴光启讲了一些辅导课，不愿在电影上出头露面，拒绝了拍电影的邀请。（注：黄能馥：《师表常青》，《长河不尽流》第252—25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无论馆内馆外、本职兼职，沈从文总是有求必应，忘我地去工作。同时，他向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愿得到特殊的优待。1959年底，因沈从文的工作突出，馆里给了沈从文一份奖金，但他没有接受，在给馆长的信中说：“在馆中工作这一年，做事极少，且做得极不好，给我这份奖金，在馆中本出于好意，事实上可令我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错误，即很好了，不应当受奖，所以还给公家，少笔开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请你为设法处理一下，或捐献给公家，或补贴十分需要经济补助同志。”（注：《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362页。）这是沈从文的一贯态度。

1956年，沈从文应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之邀担任织绣研究组顾问，为了提高研究组成员的业务水平，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搬到故宫博物院，最终积累了满满的一书橱，这些书有线装书，也有民国期间的图书和画册、报纸，直到1980年才由沈虎雏取回。据陈娟娟回忆：“这些书，都是沈老在我们组当业务指导时，一本本从家里抱来、提来的。就像蚂蚁搬家，今天搬来几本，第二天又抱来几本，只要我们想看的，或是他认为我们应该看的，哪怕珍本、孤本，他都毫不吝惜地为我们找来，放在组里，由着我们随便翻翻。”（注：参见刘北汜：《执拗的拓荒者》，《长河不尽流》，第18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1961年，文化部又请沈从文担任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教材编写组的顾问，组织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国陶瓷史》、《中国瓷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简史》等教材。沈从文为这些教材拟定了提纲和参考书目，明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体力吃不消，也想等“纲目和基本材料提出，馆图书资料为联系好后，即将让年轻人自己动手写编，直到年底审稿时，再参加审定工作。”（注：1961年6月23日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8页。）但当他到青岛疗养时，依然放心不下，所以要提前回来。不但如此，沈从文为这套教材倾尽了心力，但当教材完成时，他却连校订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据《中国工艺美术史》的责任编辑回忆：“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罗叔子先生60年代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多次请沈从文先生校阅和修改、补充，我社拿到的是沈先生第四次校阅修改后于‘文化大革命’前转交他的侄女儿沈朝慧同志保存下来的原稿，据了解此稿沈先生补充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此书由我社出版，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拟在本书上署名沈先生校订，而沈先生不肯同意。”（注：詹蕙娟：《沈先生指导我做编辑工作》，《长河不尽流》，第26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多年来，沈从文不但义务为上海师范学院、长春人民大学等许多高校购置文物，而且还将自己陆续购置的文物捐给了博物馆。对此，沈从文在文革初期曾经作过“交代”：

昨见大字报，所以响应号召，带了家中作参考用的几件破瓷器来，若有需要，我就全带来。

此外收藏主要是纸张，较好的，已送本馆三百七十多种，另外的多送了故宫，和其他公家。家中只留下三几张做样子。我的习惯即是凡是买的较好的东西，有用的文物，通送公家。例如馆中陈列的《阿房宫图》也是我的，一个谢条也不需要。此外还送过故宫、山东大学、吉林师范、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天津工艺学校、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等等。（注：沈从文：《上交家中破瓷器的报告》，《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82页。）

沈从文成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服务社问事处”、“百凡杂事服务问询处”，文物、电影、戏剧、陶瓷、纺织……各行各业的人都向沈从文请教，而他都事无巨细地予以帮助。无怪乎汪曾祺要称沈从文为“一个爱国的作家”：“沈先生五十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他在表述这些文物的文章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这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注：汪曾祺：《一个爱国的作家》，《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25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实际上，沈从文的“爱国”、“爱党”、“爱岗”的行动还要丰富细腻得多。

从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时候起，沈从文就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以后又逐步扩展。尽管沈从文在引用经典著作时经常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但大体意思并不错。诸如“文艺面向工农兵”、“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联系和发展”等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于这一点，黄永玉曾有过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

从文表叔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什么态度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从来没听他谈过学习的经历和心得。

我们这些政治上抬不起头的人有一个致命的要害，就是对熟人提起“学习”就会难为情。

他书房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是选集？）《列宁全集》，自然还有《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选集》（全集？），记得还有《斯大林全集》（选集？）和《联共党史》，其他的学习材料也整整齐齐排了几个书架。……

在从文表叔家，他的马恩列斯毛的选、全集，有的已经翻得很旧，毛了边，黄了书皮。要不是存心从旧书摊买来，靠自己“读”成那种水平，不花点心力是办不到的。（注：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比我老的老头》，第115—116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

沈从文是真诚的。1959年1月3日，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1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开创星际飞行伟大新纪元，显示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苏联宇宙火箭飞探月宫，今天中午可抵月球区域，将成为第一个人造太阳卫星，十多种科学仪器工作正常，并且首次放出了人造彗星”的特大新闻。沈从文也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这情绪在写给大哥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注：1959年1月7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80页。）

实际上，沈从文入党的想法并不是因苏联卫星上天才起的，自20世纪50年代，这是他的长期追求。这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沈从文在内江参加土改期间，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就说：“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回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注：1951年12月6日致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213页。）他把入党看得极其神圣，如果连自己工作也搞不好，就不入。从这一刻起，这种想法就已经悄悄地埋在了他的心底。1959年，当大哥再次以入党事相询时，沈从文再次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想法：“请求入党事，还没有作。因为目下工作重点在解决文物问题，不紧抓业务，不能完成任务。单是我积极也不成，有些问题国内还无人摸过，此后年轻人或更无从摸它，不赶紧作，将成永远空白。……对付业务学习，我的能力比较容易运用，对付人，我不成功。特别是对付某种毫无业务热情，毫无职业责任，唯以民主党派成员出面，靠社交混日子的上司，我就不知如何来对付。……我最不中用的，是从社交方式来应付人，有些同事即同在一处十年或再久，也不易相熟。有些同事中即已共事廿年，也还是等于陌生。工作态度不同，因之更难相熟。这是我一生极大弱点，无可奈何。这种性情入党，也许只能增加党的负担，因此从客观说来，目前或者不是入党与否问题，倒是怎么样好好使用剩余生命到工作上问题。”（注：1959年1月25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89—290页。）这是沈从文的真情流露。

在这种情形下，沈从文对过去许多帮助过自己的朋友的认识也发生了悄悄的变化。1960年4月24日，沈从文接待了《鲁迅传》电影创作组，在与他们的谈话中， 对胡适、徐志摩作了重新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又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长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

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文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

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中文系主任。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注：《鲁迅传创作组访谈录》（油印内部材料），第151—152页，引文见《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该文经过当代作家陈村整理，2004年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对此有专文介绍，请参照。）

由此可见，与1949年前相比，沈从文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开始自觉地按照官方的评判标准“校正”着对这些过去的老朋友们的看法。

1961年夏天，从疗养地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马上就住进了西山静宜园。《中国工艺美术史》是一项大工程，参加的人又多是第一次动手，他实在放心不下。这里的工作告一段落后，1961年11月23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安排下，沈从文与阮章竞、戈壁舟、蔡天心、江帆、安旗、华山、周钢鸣等人一起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开始了长达100余天的南昌、庐山、井冈山、赣州、景德镇、上海、南京之行。

在此期间，沈从文计划完成关于张鼎和的小说。像在四川土改的时候一样，眼前的一切令沈从文非常激动，与他同行的又大多是诗人，在他们的感染下，沈从文创作了一批歌颂新时代的诗歌。多年后，沈从文还记得这次井冈山之行，“站在井冈山十层楼上望远近数十里群峰罗列，金碧明灭，一天中老是变化不定。又在名叫‘黄洋界’山顶，先是一片云雾封锁，毫无所见，随即云散雾消，近百里万千山峰一一呈现，如同幻境。七十里山下村落也如在足下目前。还仿佛可闻四十年前巨雷惊天号角齐鸣战争情形。（其实极端沉静！）约十分钟后，忽见白云如千马齐奔，由山脚上涌，顷刻间即又把面前远近群峰一一掩盖，面前但见白茫茫一片湿雾，真正是一生希遇！一切都和童话中描写或梦境相似。”（注：1965年4月8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440页。）在黄洋界，“正值雾散云开，群山奔赴，和仙境一样，为一生所仅见。特别是送米上山之小路，一线直下，千七百尺，比矮砦规模大得多，比庐山也高四五百公尺，回想当年种种，真是奇迹。”（注：1961年12月31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20页。）在此情形之下，沈从文诗性大发：

井冈山之晨

委员初来时，人民记忆深，

“入门谈家常，亲如自家人。

干活争动手，作事够细心。”

“红军闹革命，只是为人民，

斗争有对象，恩仇自分明。

官兵重纪律，反霸财同分。

谨记六誓约，考验证假真。

眼前不如人，迟早功必成。

丑类全消灭，家国始康宁”。

话语极平常，实践扎根深。

……

国运一转移，山村面貌新，

重楼遍山阿，灯火通宵明。

老幼各有托，山林献众珍。

我来值岁末，心暖如三春。

旧迹一一寻，感旧还歌今。

多难兴邦国，毛选实圣经！

在另一首题为《赠蔡天心、江帆兼及诸同志》一诗中又有：

延安城虽小，茂材集群英，

马列勤学习，劳作共艰辛。

青春冶一炉，集体成巨人。

时事尽蜩螗，信心日转深。

多难兴邦国，自古在得民。

红旗遍地插，敌寇据孤城，

强弱各异势，不败亦自崩！

同唱还乡区，兆民共欢欣。

多士各尽职，同补破乾坤。

大豆高粱茂，工矿日以新。

主义重实践，真正证愈明。

历史重回溯，毛选实南针。

虽然这里所引述的只是诗的片断，但诗中所蕴含的情绪，确是沈从文此时此刻心灵的真实写照。在致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对自己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好在在人看来是可以用一个‘老’字加以原谅的。事实呢，我的理想不是反映生命比人还幼稚年轻！总若在沙上筑屋，希望把生命更有效果一些使用到国家总的进展需要上，而且还永远幻想工作得突破自己固有纪录，作出点新的什么。又还十分充满自信，能够克服体力上的限制，生活经验上的限制，在工作和学习上有点‘奇迹’出现。”（注：1962年1月14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3页。）在三年困难时期，沈从文诗中的这种明亮格调是难能可贵的，这些诗很快在《人民文学》、《星火》、《江西日报》、《光明日报》等刊发表，沈从文似乎又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喷发期”。然而，拟议中的长篇小说却迟迟不能动笔，又拖延了下来。他对张兆和说，“写文章如像给你写信那么无拘束，将多方便，还可写多少好东西给后来人看。”可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现实世界永远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作家怎么能人尽其长地表现自己的个性？沈从文再度陷入了苦恼之中：

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知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注：1962年1月14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4—155页。）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长篇小说也只有搁置一途了。而沈从文千辛万苦整理的材料，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最终成为他的一桩未能完成的心愿。这是沈从文为融入新中国文坛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在此以后，他完全放弃了重操旧业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