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作家作品研究

【正 文】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注：参见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第16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这是沈从文对文学感情的真实写照。在他转向文物研究的时期，对文学的热爱之情不但一点没有被缓释，反而由于远离文坛更增加了对文学的热爱。即便在他一生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沈从文也一刻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关注。他曾把自己的这种心态形象地比喻为“跛者不忘履”：“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注：参见《沈从文全集》27卷，第46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虽然沈从文不是代表，他自己又尚在重病中，但他依然眷念着文坛，向来探望他的朋友们问这问那，似乎自己根本没有被隔绝在文坛之外。“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注：巴金：《怀念从文》，《长河不尽流》，第1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在革命大学期间，尽管沈从文已经作出了离开文坛的决定，但这只不过是对阴晴未定的文艺政策的一种回避策略，在沈从文的内心世界里，文学才是他魂牵梦绕之地，在这期间创作的《老同志》便是这一情结的有力证明。多年来，他已经形成了一种隶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观，告别文坛的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按照自己的理念评价当下的文坛。在这个时期的书信中，经常可以读到沈从文对文坛现状的看法和自己的写作计划：

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

——1951年9月2日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年10月28日致沈龙朱、沈虎雏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1951年11月8日致张兆和

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或各自作一个看看，怕没有时间。因为总得有半年到四个月左右空闲，写出来才可望像个样子。背景突出，容易处理，人事特殊，谨慎处理易得良好效果。可考虑的是事的表现方法，人的表现方法。用歌剧还是用话剧形式。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只恐怕不会有空闲时间来用。

——1951年12月2日致金野

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留恋之情。在建国初的几年里，尽管有关方面表面上鼓励沈从文继续从事写作，但文坛上没有一扇大门是为沈从文敞开的。自1950年5月起，沈从文就在暗自使劲，悄悄地创作了纪实性的小说《老同志》，到1952年1月已经七易其稿，但辗转数家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愿意刊登。 最后，这位名满天下的老作家，不得不委曲求全地给丁玲写信，请后者予以推荐：“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注：1952年8月18日致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53页。）为了发表这篇小文，沈从文已经把要求降到了最低点，但这篇小说在沈从文生前一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新作难以获得发表的机会，旧作的出版渠道也对沈从文关上了大门。1953年春，多年合作的开明书店给沈从文发来一封公函，大意是：尊作早已过时，开明版纸型及全部库存作品均已代为销毁。尽管沈从文作为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但却是以美术代表的身份与会的。这两件事对正尝试重操旧业的沈从文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多年来，开明书店与沈从文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从1941年开始，开明书店陆续推出了沈从文的作品集，到1948年时已出版了多种，尚有五六本待印，那时沈从文的书是抢手货，出版商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正是有这个依托，即便在形势最为严峻的1948年，沈从文依然非常乐观。但斗转星移，三年刚过，已然物是人非，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人还是那个人，可一切都翻了个儿，人被当作“反动”作家，作品已然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世事已然如此，这使沈从文对创作产生了畏惧心理，这也正是建国初他一再拒绝从事文学写作的终极原因。此后，每当拿起笔来的时候，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这种心态最终决定了沈从文1949年后文学创作的失败。

不过，“听党的话”一度是沈从文的生活信念，虽然文学让他如此伤心，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沈从文也难以拒绝来自各方领导的好意。1956年，建国以来的政治风雨已经使作家们变得畏首畏尾，一种工作惰性悄然弥漫在人们心头。在这种情形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适时推出了，由此形成了1956—1957年之交的“早春”天气。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寂寞多时的沈从文成为各级领导关注的对象。1956年上半年，《人民日报》正酝酿着改版，准备出版文艺副刊，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对此非常重视，亲自改定了副刊的编辑原则，并拟了一个作者名单，已从文坛隐没多年的沈从文也出现在他的名单上，并特意叮嘱说，“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注：参见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194—19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沈从文为此创作了散文《天安门前》，发表在刚创办不久的《人民文学》副刊上。文章对天安门前的今昔进行了一组组对比，表达了沈从文对新中国建设的由衷赞叹。一个曾经被贴上“反动作家”标签的作家的作品发表在最高级的中央机关报上，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实际上，《天安门前》并不是沈从文建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率先刊发沈从文作品的是《旅行家》。1956年4月出版的《旅行家》第4期上，刊登了沈从文的散文《春游颐和园》。虽然文章的格调是明亮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敢为天下先地刊登这位老作家的新作品，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从这时起，到1957年7月， 《旅行家》先后刊登了《从一本书谈谈民族艺术》、《新湘行记》、《谈写游记》等四篇文章，这个刊物的主编正是沈从文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子冈。1946年8月，沈从文到北平后的第一篇访问记《沈从文在北平》也是她采写的。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她了解沈从文，沈从文也格外信任自己的这位朋友，乐于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她主持的刊物发表。这是心灵的默契使然。

既然是“调整”文艺政策，文艺界的主管领导周扬自然也会积极参与。他一再叮嘱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主办刊物的主编，要请多年不曾动笔的老作家们重操就业。他对《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注：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第2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严文井本来就是在沈从文提携下走上文坛的，对此自然乐于从命。况且《人民日报》向沈从文约稿还有极其便利的条件可以利用，有张兆和在这里做编辑，关系自然比别的刊物更近一层。严文井带上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同时希望他为《人民文学》写稿。在这一背景下，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沈从文的《跑龙套》。同时，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将《沈从文小说选集》列入出版计划，用不了多久，沈从文建国后的第一部旧作选集就会与读者见面了。“利好”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过去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又重新向沈从文敞开了，他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行列。对于已经著作等身的老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项迟到的“荣誉”。

另一方面，这时节正是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最为困难的一段：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桌位；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没有得力的助手……几乎事事不从心。有时沈从文偶尔到文物局去看新收购来的文物，风闻此事的馆领导就会认为他是打“小报告”去了，马上就会有领导亲信在办公室里敲山震虎：“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注：1978年5月致胡乔木，《沈从文全集》第25卷，第247页。）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沈从文渐渐有了“归队”的想法。1957年3月， 中国作家协会向会员征集创作计划，沈从文第一次向协会坦露了自己的创作设想：

有关写作计划，打量到可以进行的，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如时间能作自由支配，还容易着手：一以安徽为背景的，将来得去那边乡下住一个月，已经有了底子；二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为背景的，我曾在那里土改十个月，心中也有了个数目，将来如写也得去住一二月，并在新成立大机器糖房住十天半月。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再试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开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的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

我还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记录点近代史事情，例如为何长工部长记下些有关井冈山当时情况。如记下成绩还好，就再找别的一位，如记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遵义情况，延安种种……或记人，或记事，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青年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注：摘抄自沈从文：《创作计划》，《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509—510页。）

在当时，这自然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写作计划。经过各部门的多方协调，决定在本年度的8月份安排沈从文去青岛疗养，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 对此次青岛之行，沈从文充满信心。8月3日，沈从文动身去青岛的前一天，在给大哥的信中写道：“在海边住一月会好一些。如有可能，住半年也许还更好些，因为有半年时间，一定可写本小书。有好几个小册子都没有时间可写。”（注：《沈从文全集》20卷，第182页。）

青岛对沈从文来说是故地重游，但他没有心思游山玩水，他不愿意浪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这小房间里，五点即起来做事，十分顺手。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出！即或是写诗，或戏剧，也一定会有意料不到成绩。因为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写什么尽管同样用力大，而相当累，躺个一天半天，又回复过来了。”（注：1957年8月13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85页。）

沈从文的创作激情在燃烧，没出几天，即完成了一篇以打扑克为题材的小说。但小说写得似乎并不成功，从张兆和写给他的信中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的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注：1957年8月11日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183页。）张兆和不但是一位文学编辑，也是一位作家——她早年也出版过小说集，可以说是一位高明的鉴赏家。

读了张兆和的信，再回过头来仔细端详自己新写的作品，方知张兆和说得不错。这下他明白了，从《老同志》起，自己写短篇的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现在想找回来，已然很难。这让沈从文真正体会到“难成而易毁”的道理，如果毁的原因是来自于纯粹外在的原因，随着外部环境的好转会慢慢恢复，但如果这种失败同时来源于个人的精神危机，这危机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腐蚀着对工作的信心和热情，最终陷入无可挽救的境地。自己的情况到底属于哪一种呢？

“反右”运动的声浪不时通过报纸、广播和张兆和的书信传过来，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在此形势之下，容不得沈从文再追根究底。丁玲、彭子冈、萧乾、陈梦家、程应镠……一个个熟人都被抛出来了，危机似乎一步步迫近了，文艺界的风浪真是太大了！他想到《小说选集》的题记中写了一句“德不孤，必有邻”，别人会怎样理解这句话？是不是指……沈从文越想越后怕，于是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加了一句“选集序，我想如果不发表，就不用好。书中那篇如来得及我也想抽去，我怕麻烦”的话。大环境如此，休养地的住房也越来越不适宜创作了，房子里又住进了第三个人，而只有一个写字桌，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写作。沈从文决定提前返回北京。8月27日，沈从文踏上了北返的火车，建国后的第一次休养就这样结束了。

1957年10月，《沈从文小说选集》终于出版了，他写信给沈云麓：

大哥：

我新印的集子已出版。……

第一版印二万四，如二年内能销到十万左右，生活略有些保障，不必向公家借钱，我也许还可自由支配一下生活，有几年不做事，专回到乡下写两本书。如第一版即卖不完，大致写作生命就只好告一结束，来写个《丝绸工艺史》或《工艺美术史》了。其实也都是一样工作，比较起来丝绸史一定还会写得相当好，因为这一行常识还够用，材料又多。写来也不至于出毛病。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

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注：1957年11月3日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220—221页。）

这封信流露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写作事业心存留恋；另一方面又对文学前景心存不安。一方面历史博物馆的工作环境让他心情抑郁；另一方面，随着自己对文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有把握写出很好的研究著作，况且不容易让人挑出政治上的错误，比较起来相对安稳。一开始从事文物研究时，他留恋文学；现在有机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了，文物事业却又让他难以割舍。沈从文陷入了两难之中，这种两难从此伴随着沈从文，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文学”和“文物”，他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是他的“履”了。

随着政治环境的转暖，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渐有起色：

1957年12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沈从文、王家树合编的《中国丝绸图案》。

1958年6月，《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发表于《装饰》杂志。

同年9月，出任《装饰》杂志编委。

1958年11月，《唐宋铜镜》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

1959年2月，《金花纸》发表于《文物》第2期。

同年6月，《文物》杂志发表《谈谈〈文姬归汉图〉》。

1960年3月，《龙凤艺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他成为政协特邀委员以来，他的发言和提案都是围绕着文物工作展开的。1957年3月，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沈从文做了《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注：这篇发言后刊登在1957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收入《沈从文全集》31卷时，编者改名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未注明出处。）的发言；在1959年4月召开的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作了《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注：发表于1959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 的发言，而这还仅仅是沈从文工作的一小部分。在历史博物馆，他既是说明员，还要为各种各样的文物展览进行陈列设计、抄写陈列说明，同时还要到各地进行巡回展出。

尽管在历史博物馆里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对待，他依然拼命工作、埋头研究。他把它当作一项事业来做，不仅是整理古典文化遗产，同时也想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现实，因而，在出差途中，不仅会到博物馆指导工作，同时还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纺织厂、陶瓷厂考察，他希望自己的专业知识能为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出力。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也在十大建筑之列，沈从文非常激动。这年6月，他先后给大哥写了两封信， 描绘着自己的工作的蓝图：

希望十月后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二十万个文物图片，三五个得力助手，扎扎实实来搞三几年，一定会突破纪录，把文物工作引到一个正常方向上来，结合文献和实物，解决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丝绸服装史和工艺美术史、家具发展史，……都可作得很像个样子。将来可以使历史戏、历史画根本改观。生产也会有好处。（注：1959年6月13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319页。）

我这几年搞文物，就和打仗一样，武器不好环境困难时也打，一点不休息，什么都充满热心去学，凡事都抓抓，要动手时即动手，初初看来倒真像是漫无头绪，时间一下去，情形即大不相同了，和那些不用功而满足于已得一点成绩的比，我懂得可多了，用处方面也广大了，把文献和文物结合起来搞研究，在若干部门，深度或不能如某些同事，但综合各门类作分析探讨，提出问题，并加以解决，我的基础工作好些，也就博厚一些，说得有道理中肯一些。用处也多些。特别是文化史中许多空白点，某一文物在工艺史中提法，说来时，易把握轻重。许多过去人不敢碰的专门新课题，不好作的研究，我们都积累了些常识，要进行只要有人来着手，都可以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了。和当时写作一样，埋头下去狠心一学，初初看不出情形，稍过几年就不同了。（注：1959年6月20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0卷，第321页。）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自己的文物研究是有着很高的期望的，他不仅要为文物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同时还要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毕竟是将近60岁的人了，还有很重的高血压病，常年四处奔波，又要兼顾创作、陈列、研究多种工作，他的身体终于垮了下来……

1960年冬，沈从文发现右手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运用自如，而左手也转折不灵，有时晚上异常痛苦，工作时间一长，心脏即隐隐作痛，怎样休息也无济于事。体检显示，他的各项生理指标均已严重超标：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胆固醇275， 血压达到200/110，已经达到了极限，很难再坚持正常工作。医生建议他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最好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博物馆决定让沈从文全休。

1961年1月5日，沈从文住进了北京阜外医院，这是一家治疗高血压病的专科医院，只有40来个病人，比较安静，有利于病人休养。但沈从文哪里是一个闲得住的人，既然暂时不便从事文物研究，一种重操旧业的想法再度抬头（注：沈从文在住院期间写给大哥的信中说：“若一月后医生还说心脏不大健康，倒也许是另外一种转机，因为工作恐得改变。如能作半天工，或者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如真的照过去那么认真来写，一礼拜写个五六千字，用四个月或半年写一中型小说，不会太吃力，写成也一定不会太看不下去。”《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15页。）。住院期间，他看的都是文学书籍，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左拉的《萌芽》以及新近出版的贝奇柯夫的《托尔斯泰评传》……读着这些名作，沈从文对文学的感觉越来越亲切了，写作的欲望重新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荡：

我联想到如能有精力，好好收集一百家乡家中及田、刘诸家材料，和陈玉鍪近四十年材料，特别是近四十年家乡子弟兵在抗日一役种种牺牲材料（其中我只记住一部分，还是廿七年在沅陵谈到的），我可能还可以利用剩余精力来用家乡事作题材，写一本有历史价值的历史小说。规模虽不会怎么大，却必然还有一定意义。因为从局部看全体，用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也会写得出很好作品的。我似乎预感到这个作品是会从我手中完成的。倘若能得你的协助，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为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将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这些亲友限于知识气度，以及种种不良习惯，各自有一定的缺点，无关大体，重要是在国家紧急关头，他们为国家牺牲了。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盼望你能支持这一工作，尽你明白的，一天拉杂随笔写一点来，我会重新抉择应用的。这半年来，每到医院去，医生总是说：“休息休息，不用再做事了罢。”大致有时是血压比他所说的还高。……我一定要努力把生命用到一件为家乡子弟抗战纪念性工作上去。要好好的来完成它。如果能动手写时，为熟习空气，可能会回家乡搞半年的。（注：1961年1月11日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5—6页。）

张鼎和，又名张璋，中共党员，是张兆和的堂兄，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筹组北方左联，沈从文到北平工作后，曾多次到沈从文家里去。后来，张鼎和奉命回到原籍安徽，1936年10月牺牲于安庆。虽不是亲兄妹，但张兆和与张鼎和的感情甚笃，他牺牲后，张兆和把他的事迹陆陆续续说给沈从文听，沈从文大受感动。据张小璋回忆：“父亲牺牲的第二年，沈从文的中篇小说《大小阮》问世了。它的主人翁‘小阮’是以我父亲为原型的，它以‘要世界好一点，就得有人跳火坑’为主题，宣扬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为生活在黑暗里的劳苦大众指明出路，提出希望的曙光。”（注：张小璋：《沈从文未了之愿》，《天津日报》2002年9月3日。）《大小阮》1937年6月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朱光潜还在编辑后记中对这篇小说进行了评述，“从题材、作风以及对人物的态度看，《大小阮》在沈先生的作品中似显出转变的倾向。”小说确实取材于革命题材，但说“小阮”系张鼎和原型恐不确，因为小说发表时在篇尾注明了写于“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即1935年，而此时，张鼎和还没有牺牲。

沈从文决定要为张鼎和写一部小说的想法，是以后的事。张鼎和牺牲后，他的妻子吴昭毅及其子女饱受家族人的欺凌，尝遍了人情冷暖。1944年冬天，吴昭毅带着子女辗转到达昆明。沈从文从吴昭毅那里，进一步地了解了张鼎和的事迹，渐渐萌生了写一本以张鼎和为原型的小说的想法。1948年，张以瑛因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被通缉，逃到北平后住到沈从文家，并从这里转往解放区，沈从文向她表示：“我要写你们家。”同年秋天，吴昭毅再度来到北平，并住在沈从文家，沈从文得以更多地了解张鼎和的身世。从此，沈从文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张鼎和的资料，准备创作小说。

北平解放后，沈从文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在题材决定一切的年代里，以革命烈士事迹为蓝本的小说肯定大受欢迎，受此影响，沈从文开始尝试创作这部小说。“为此，每逢母亲路过北京，他都要不失时机地请母亲为他叙述，根据母亲提供的线索遍访了与我父亲一起工作过还健在的范文澜、刘尊棋、杨纤如等老同志，还计划去我们家乡，实地观察。”（注：《沈从文未了之愿》，《天津日报》2002年9月3日。）

1951年冬天，沈从文在四川参加土改期间，亲自感受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也亲眼看到了农民翻身以后的欣喜心情，他把这场景和张鼎和的故事联系起来，自信能够写出一部好小说。“虽不曾去过四哥住的新旧圩子，得不到大圩子印象，但是把四嫂的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形。大致回来如有一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生产一个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中去，把这里种种和鼎和活动对照起来，一种米丘林式的移植法，在文学，如求典型，必然是特别容易成功的。”（注：1951年11月19—25日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173页。）然而，这一写作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