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中国文学/转型/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正 文】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嬗变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日本文学的某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所以要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就必须反思日本文学影响这一事实，也就是应尽可能地返回历史现场，弄清中国近现代文学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背景及其特点，追问日本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想象、建构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意义何在，由此深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识。

一

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的桥梁是留日学生（梁启超等少数人例外），日本文学主要是经由他们而影响中国文学的。留日学生是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逆转的产物，留学日本目的在于吸取其近代化良方，并由日本获取“泰西各学”，即政治、律例、理财、外交、武备、农工、商务、矿务之类。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陈述的“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之理由是：“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这段文字表露了张之洞乃至当时朝野上下的两种心理：一是求事半功倍的走捷径心理，也就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二是由“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体现的对日本西学、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

当时中国人，尤其是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渴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在心理上却有一种恐惧感，担心对西方文明的引进会危及中国固有之文明，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日本却依靠专制的国家主义完成了自上而下的维新变革，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实际上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树立了一个榜样，张之洞乃至一些文化精英倡言留学日本，最根本的动因，在我看来，主要不是路近省费，而是对日本那种有助于巩固专制的国家主义利益的近代化模式的认同。

留日学生长期生活在日本，接受日本式教育，对日本文化、文学逐渐产生了某种程度不一的认同感，例如鲁迅对日本“认真”、“余裕”文化的认同（注：参见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周作人对日本人“爱好天然”、“崇尚简素”文化的喜爱（注：参见周作人：《最初的印象》，载《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他们虽然遭受了种种不公平的民族歧视，但对日本近现代化本身并无抵触，甚至极为向往，因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输入日本近现代化经验。这样，他们与日本文化、文学间便缺少文化、文学传播接受中应有的距离感，也就难以在认同、接受中作一种冷静的观察、分析。这意味着他们中多数人难以看清日本文化、文学的优与劣，势必导致接受上的某种盲目性。而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的革命青年，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于焦虑、情热之中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而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留日学生这些特点和上述张之洞所流露出的两种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变得极为复杂，即：它在促使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长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

二

认同、接受日本文学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解决中国文学转型、现代性追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立足点，一方面使认同、接受从未游离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而另一方面又使认同、接受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接受空间被限制，作家们在急功近利心理作用下，未能全面、深入地开掘出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意义。

作家们是带着问题去请教日本文学的，诸如：文学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承担、传扬维新与启蒙意识；怎样才能使传统的封建文学迅速地转换成新世纪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内在关系、价值取向与意义应如何界定；文学革命应如何向前推进，如何向革命文学转变；萌动于五四时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1930年代应如何开拓生存空间，取怎样的存在形式，等等。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使得认同、接受虽为个人化行为，但目的却是现代民族文学建构。所以，对日本文学的任何一种述说，都具有现实针对性与目的性。这样在晚清文学变革、五四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三阶段的转换、流变的关键处，都留下了日本文学的印迹，每一阶段文学的展开方式都多少与日本文学间存在着联系。换言之，在许多问题上，中国近现代文学从日本文学那里获得了启示，增强了文学承担民族国家叙事的自信心，日本文学影响有助于转型期中国文学走出某种困境，加速了中国文学新旧转型与现代性的生长。

这种强烈的现实意识的介入，使得鲁迅、郭沫若等接受者，虽留日多年，但从未产生被他者同化的焦虑感，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中国式的，没有移民文学中那种唯恐失却自我的焦虑意识。他们尽管有时对日本某种文学理念、思潮十分认同并积极借用，但强烈的问题意识使这种认同、借用永远只具有工具意义，他们的创作（哪怕在日本）始终未因被影响而失去民族性、现实感。

然而这种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本身即是一种急功近利心理的反映，它使整个接受过程一定意义上讲毫无余裕可言。寻找答案的意图与方式，使作家们很少去深入地研究日本文学，无法真正品味出日本文学的神韵，使作家们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主要落实在那些与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相契合的内容上，如政治小说、新村理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等。加之受中国传统直观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往往无意于去深入分析它们所发生、存在的具体语境，以及这种语境所赋予它们的特定含义与意义，而是以直观的方式，作笼统的理解、认同，然后从自己的现实需要出发，去夸大某些表层意思，使之偏离了原义。比如“新感觉”在日本往往具有象征的深度，而刘呐鸥、穆时英却将“新感觉”完全平面化，强化其字面意思，使之仅具有呈示感官性都市表象的功能；又如梁启超在传统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用下，从维新改良目的出发，赋予了晚清政治小说较之于它的效法对象——日本政治小说更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使之极端化。而对那些远离中国文学现实需要的美学因素，他们则不感兴趣，也就谈不上去探寻、揭示它们对中国文学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比如日本文学的“余裕性”，对于功利主义的中国文学来说，能起到某种平衡作用，但除鲁迅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三

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反传统相统一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文学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从日本近现代文学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加速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反传统的立场又使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也就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使中国文学在对日本文学认同、接受的同时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

费正清认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注：[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10页。）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因民族歧视而起，而民族歧视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溃败的结果。何以溃败？他们大都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无能，认为中日关系逆转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面前的无能与败北。陈独秀、鲁迅等无不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若不革除旧文化的陋习，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也难以自立于世界。于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情绪化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倡导。反传统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了。而日本虽然给予过他们不公正的待遇，但日本近现代文化却来自西方，是西方文化东方化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现代性文化，对日本的学习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寻。这种话语置换为长期以来鄙视日本且又受到日本民族歧视的中国知识者提供了学习日本的理论依据。对传统的背离，对现代性的渴望与追寻，使他们很自然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上。

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典范而建立起来的。自启蒙文学始，经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到白桦派理想主义、无产阶级文学及新感觉派，留下了一串追寻西方文学的脚印，人本主义、自由主义精神不断加强，现代意识日益鲜明。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这些不断更迭的思潮、流派及相应的文论观念上。他们从中接受了种种“现代”刺激，并在刺激中想象、建构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现代意识可谓是日本文学给予中国新文学的一种积极性影响与启示，它无疑加快了中国文学追赶世界现代文学潮流的步伐。

然而，强烈的反传统姿态，又使他们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认识往往失去了准确性。日本文学近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学尽管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因素，起了重要的参照、导向作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观念、传统形态仍作为近现代化的根基而发生作用，使日本文学在学习西方文学过程中，仍保持着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千叶宣一说过：“从宏观来看，日本近代文化史的结构，是以从外从上而来的西欧文明的冲击，与从内从下保持传统文化的调和形式展开的。”（注：转引自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文学史亦如此，近现代日本文学可谓是日本民族文学与西方文学相遇时民族文学西化，西方文学民族化的结晶。而中国作家面对如此特性的文学时，由于反传统的立场和建构现代民族文学理想的共同作用，他们很少注意到日本文学是如何以民族文学为基础，化用西方文学的方式、方法，往往只是直接择取日本文学所化用的西方文学特征，如对“政治小说”、“新感觉”的接受即如此；而对日本近现代文学所承袭的民族传统文学因子，则因现代性追寻而缺少兴趣，也就谈不上研究与自觉借用。至于地道的日本传统文学则更是被冷遇，只有周作人等少数作家因个人性情或特殊境遇中的心理需求，一度产生过某种兴趣，如对和歌、俳句及古代随笔的译介，但这种兴趣却受到了以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的嘲讽与批评。

不仅如此，以反传统的姿态学习日本文学，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使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学习失去了根基，从而削弱了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流变的积极意义。杜维明曾说过：“日本保留了传统意识，在西化和传统中造成一种良性循环。”（注：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96—97页。）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经验。而五四以来中国作家反传统的激进立场，使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学自觉的认识与继承，未对本土文学与日本文学作深入的比较与分析，也就难以真正辨析出日本文学的特点，难以将日本文学美学因子化入民族文学体系内，转换生成出一种新的适宜于中国语境的美学原则。对日本文学的认识，在许多时候难以深入，也就难免不生搬硬套。如前所述，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立足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如果这种接受能倚重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学背景，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将更大。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的缺席，使接受中关注“现实”这一特点所具有的可能性优势被弱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现代何以少有如日本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的《文学论》那类不朽的理论著作。

四

留日作家主要是从社会革命视角看取日本近现代文学的，这使他们以激进、革命和注重文学外部规律等特点而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区别开来，他们从日本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急躁的“革命”情绪。

日本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它的近现代文学，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过程中，以西方文学为楷模而建立起来的。作为后进国，它的现代性追寻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既要学习西方又要保持民族独立性而带来的急躁的“革命”情绪，没有固定的现代性标准。文学思潮、流派更替过快，表现出一种迅速追上西方的急躁情绪。文坛始终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变动不居，未像西方那样因长期积累而形成某些固定的流派模式。于是，留日作家就不可能像留学欧美作家那样，以某一种主义、信仰，作为自己追寻的固定目标，例如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信仰、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热衷、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推崇，等等。相反，他们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影响，比如创造社就受到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的多重影响，导致了内部倾向复杂。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一特点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革命心态，积极地充当文学运动的弄潮儿，努力使中国文学追上世界文学的发展步伐；他们大都能兼容并蓄多种流派影响，避免了保守、固步自封的倾向，从而加速了中国文学的流变。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特点又导致他们中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情绪的骚动之中，浮躁不安，无法沉潜到文学深处，无法对文学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探寻，往往只能浮光掠影地去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从社会革命角度去看取日本文学。无怪乎他们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说留学欧美的作家大都保守、沉稳、自由主义倾向严重，注重文学本体追寻、形式探索；那么，留日作家则大多较激进、革命，探索的重心往往在文学外部规律上，他们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

五

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致使中国近现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某些错误。

中国近现代文学流变呈现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政治文学——人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派文学。这种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两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这一相似的历史命运所致。日本是一个相对西方现代化国家而言立于边缘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既要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又要不失民族的主体性，既要西化又要民族化，明治以后文学就是对这一痛苦历程的书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近现代文学与现代化处境相似的中国对文学的期待相契合，自然成为中国文学近现代化效法的对象，从这层意思上看，两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发展路径的相似，从接受影响角度看，在根本上还是由于中国文学在具体接受日本文学时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不强烈所致，是主体性不足的体现。这种焦虑感不足，是多数后现代化国家在追寻西方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作家们尽管在理智上也意识到应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以维护民族文学的独立性，但在具体接受过程中，这种意识却并不强烈，因为惟恐模仿得不像，哪还能顾及自我命名、自我独立的重要性，它是弱者的一种心理表现。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这种焦虑感不足现象，则还另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原因，一方面与前述19世纪末中国开始萌动的对日本近现代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的一种信赖感、依赖心理直接相关，在一种信赖乃至依赖心理作用下，哪还会有将自己与他人相区别的强烈的焦虑感；另一方面又与接受日本文学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有关（注：一方面对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有一种信赖乃至依赖感，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立足于传统这一重要经验，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时存在的一种矛盾现象。），反传统的立场使近现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

这种焦虑意识的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日本近现代文学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就谈不上积极地质疑，以致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而日本近现代文学，虽然如前所论，在学习西方时能立足于传统，化用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子，使自己在获取西方文学现代意识的同时仍保持了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但与此同时，日本近现代文学又由于受到日本作为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急躁情绪等的影响，而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启蒙时代的政治小说，不顾艺术性直接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接，政论性取代了艺术性，成为一种政治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小说；又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情绪与非文学化倾向，将文学运动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夸大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大搞“理论斗争”以纯化作家队伍，将文学等同于宣传与组织生活的工具，文学描写的“现实”被错误地阐释成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本质化的“现实”，等等。这些非文学化的错误做法，本可作为一种教训对后来的中国文学起一种警示作用，但焦虑意识的不足使中国作家往往未能及时地吸取日本近现代文学所呈示出的这些教训，相反，他们常常重复着日本近现代文学所犯的这类错误，例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政治小说、后期创造社之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梁启超本可以由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直接获取写实主义观念，使中国文学于新旧转型期少走弯路，但梁启超的政治家身份，急功近利的心理，使他看取了日本政治小说，如日本政治小说倡导者那样，将文学导入政治化歧途，使20世纪初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十分尴尬的误区。冯乃超、李初梨等因亲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缺少一种由距离而生的冷静分析精神，缺少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以至于不顾中国语境的特殊性，盲目照搬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做法，进行盲目的“理论斗争”，也就是严酷的内部清算，将批判矛头对准鲁迅等人，致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充分发展中国新文学的良机。接受影响的过程，应是一种自觉地创造的过程，然而焦虑感的不足，抑制了主体的创造意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未能经由借鉴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学。

布鲁姆曾说过：“早在阿奎那的经院拉丁文时代，‘影响’（influence）这个词就带上了‘具有凌驾他人的力量’的意义。”（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27页。）这也许说得太笼统、绝对，失之偏颇，但如果在接受影响时，缺乏一种自觉地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的意识，不去努力经由被影响而形成自己的风格，那的确意味着一种精神上的被“凌驾”。也就是说，接受影响永远应与自我意识、与创造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这一历史所呈示给我们的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