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鲁迅研究

【正 文】

本文把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鲁迅（当时的名字还是周树人）称之为“仙台鲁迅”。特定的留学背景、弃医从文的转折以及与藤野先生的友情，使“仙台鲁迅”自始至终与近代以来国民国家的想象保持着密切关系。不仅如此，后人对“仙台鲁迅”的叙述亦与这种想象相伴随。本文试图以《仙台书简》（1904年10月8日鲁迅从仙台写给同乡友人蒋抑卮的信）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应当说明的是，文题中的“想象”一词即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界说中所谓的“想象”。

一、初期“仙台鲁迅”的国民意识

在鲁迅留下的文字中，除了《呐喊》“自序”、《著者自叙传略》（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作于1925年初，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鲁迅全集》第7卷。）等旁涉仙台留学生活的文章，专门谈论仙台生活的只有两篇。一为《仙台书简》，一为《藤野先生》。前者不象后者那样广为人知，但在认识“仙台鲁迅”方面却比后者更重要。这是因为，《仙台书简》写于鲁迅到达仙台大约一个月之后的1904年10月8日，与“仙台鲁迅”构成的是共时性关系，没有经过时间的过虑与改造，展示的是“仙台鲁迅”的起点和原生形态。

鲁迅在书简中向友人介绍了自己初到仙台时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当为第一段，曰：

[前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已东渡，此外浙人渐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注：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鲁迅全集》，第11卷321页。）

显而易见，这段话表达了鲁迅当时所怀有的自觉而又复杂的国民意识，以及此种意识与当时的阅读体验、生活体验的关联。

鲁迅在这里谈及自己初到仙台时的阅读状况——即对于《黑奴吁天录》、《释人》以及“新闻纸”（报纸）的阅读。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释人》为清代孙星衍所撰，是考释“人”字及人体各部位古汉语称谓的论文。友人之所以将此文寄给鲁迅，当与鲁迅所学的医学专业有关。对《释人》的阅读可以看作鲁迅专业阅读的一部分，与书简后半部分提及的对物理、化学、解剖等专业书籍的阅读属于同一类型，故暂且不论。而对《黑奴吁天录》和“新闻纸”的阅读，则直接关涉到青年鲁迅的国民意识。

《黑奴吁天录》为“林译小说”之一种，光绪27年（1901）在杭州出版，今译书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为美国作家斯陀（H. B. Stowe, 1811—1896），“斯陀”之名林纾译为“斯土活”。林纾翻译该小说并非仅为叙述美国黑人受奴役之悲惨，且有警醒国人之目的。译小说名为“黑奴吁天录”即含此意。林纾在“序”中谈及美国华工，曰：“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国力既弱，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又无通人纪载其事，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特《黑奴吁天录》耳。‘录’本名《黑奴受逼记》，又名《汤姆家事》，余恶其名不典，易以今名。其中累述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注：据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排本引用，后同。）此种情怀在青年鲁迅那里唤起了强烈共感，书简中所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即表明美国黑人的命运在青年鲁迅这里转化为对祖国命运的忧虑。青年鲁迅与林纾（作为《黑奴吁天录》译者的林纾）的一致之处，即在于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以及在弱小民族的命运中对中国人悲剧命运的发现。

1904年的东京已经聚集着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而仙台不同，尚无清国留学生——至少在鲁迅的想象与叙述中是如此。当时同在仙台留学的另一名中国学生施霖，一直被鲁迅排斥在记忆之外。（注：关于此事笔者在《“仙台神话”的背面》一文中已经论及，此处从略。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结合北冈正子《鲁迅与弘文学院学生“退学”事件》（中文译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11、12期）来看，施霖大鲁迅一岁，同为浙江人，同年到日本留学，同为弘文学院浙江班学生。从弘文学院毕业之后又是同时去仙台，在同一校园内读书，并曾住在同一民间旅馆。鲁迅何以那样彻底地将施霖排斥在记忆之外，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青年鲁迅是为了做孤独者离开东京前往仙台。一个“形不吊影”的中国青年置身于日本学生群体之中，这种处境本身已经自然地强化了国籍的差异，而日本学生的傲慢则与对《黑奴吁天录》的阅读一样成为刺激鲁迅国民意识的另一因素。鲁迅在《仙台书简》中将来访的日本学生称为“阿利安人”（即种族主义者视为“高贵人种”的人）且表示“殊懒与酬对”，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将“我震旦青年”与“阿利安人”做高下优劣之比较，发现日本学生“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于是产生了“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的想法。这种具有乐观色彩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解“黑奴”命运所引起的“感喟”。

众所周知，鲁迅就读于弘文学院时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03年春留日中国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之际，他曾撰写鼓吹尚武精神的《斯巴达之魂》，高呼“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在同样写于190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中，他感叹道：“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声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写于当年春夏之交的《自题小像》之中则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之辞。由此可见。初到仙台时的国民意识是固有的爱国精神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的显现。在此意义上，《自题小像》中的轩辕黄帝再次出现于《仙台书简》中（所谓“黄帝之灵”）并非偶然。不同在于，鲁迅初到仙台时的国民意识是与新的阅读体验、生活体验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鲁迅从留日初期开始就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精神在他这里未能与现实生活中对国民的认识统一起来。相反，二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热爱祖国却厌恶某些同胞，国家与国民因此无法获得同一性。这种厌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离开东京前往尚无清国留学生的仙台，于是去仙台留学本身成为鲁迅逃避同胞的一种形式。（注：关于这种逃离笔者在前面提及的《“仙台神话”的背面》一文中亦有详细分析，此处从略。）《仙台书简》中“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一语对“中国主人翁”的讽刺，就是在东京时对清国留学生之厌恶的延续。换言之，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与对“中国主人公”的拒斥所构成的国民意识、民族意识的分裂，同样从弘文时期的鲁迅那里延续到“仙台鲁迅”这里。

二、在《仙台书简》的延长线上

《仙台书简》对鲁迅仙台生活的共时性记录止于1904年10月8日，其后将近一年半的生活只有通过《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这种回忆性的文章来了解。《呐喊》“自序”1922年写于北京，是在鲁迅离开仙台十六年之后；《藤野先生》1926年写于厦门，是在鲁迅离开仙台整整二十年之后。时间与空间的巨大间隔已经使“仙台鲁迅”被高度对象化。将这两篇文章与《仙台书简》结合起来阅读，“仙台鲁迅”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便显现出来。

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等文章中，鲁迅不止一次讲述了“漏题事件”和“幻灯事件”给他留下的屈辱记忆、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应当注意的是，对于“仙台鲁迅”来说，这两个事件本质上都是作为“国民事件”——国民身份的再发现与国民意识的强化——发生的。“漏题事件”使鲁迅切身感受到的是国家与国民的密切关系——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幻灯事件”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因为有关该事件的记述《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略有差异。从《呐喊》“自序”的记述来看，该事件使鲁迅发现了国民的“愚弱”（麻木）。鲁迅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而《藤野先生》一文对幻灯片上被枪毙的俄探、围观的中国人以及“我”（“我”正在教室里和日本同学一起看幻灯片）三者“中国人”身份同一性的强调，则表明“幻灯事件”使鲁迅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由于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对“幻灯事件”的叙述有差异，便有日本学者怀疑该事件的真实性，将此事件视为“传记的传说化”。（注：参阅《幻灯事件的事实依据与艺术加工》，渡边襄作，马力译，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实质上，无论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对该事件的叙述存在着多大差异，但在鲁迅的叙述中该事件所导致的结果——触发国民意识——却没有任何变化。

对国民之“愚弱”（麻木）的发现导致了弃医从文的巨大转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段表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笔者要强调的是这段表述与“幻灯事件”的逻辑关系。既然弃医从文是由对国民之“愚弱”（麻木）的发现促成的，那么“改变精神”这一行为的指向自然就是促进“国民意识”的觉醒。这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在此意义上，弃医从文故事本质上是作为“国民觉醒故事”发生的。对于鲁迅来说，“国民觉醒故事”具有作为个体拥有自觉的国民意识、进而将国民意识普遍化的二重结构。

不能忘记《仙台书简》。将上述分析与《仙台书简》结合起来，就不难看出：国民的再发现、国民意识的强化以及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完全是在鲁迅初到仙台时怀有的国民意识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黑奴吁天录》有可能一直对“仙台鲁迅”发生着潜在的、持续的影响。鲁迅切身体验到弱国子民的屈辱并观察到国民的愚弱，都是在“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之后。更重要的是，“仙台鲁迅”对于国家和国民关系的理解与《黑奴吁天录》十分接近。《黑奴吁天录》主人公之一哲而治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须知有国之人与无国者，其人民苦乐之况，何啻霄壤。”林纾共感于此，在小说译本的“跋”中谈及美国人强行检查华工信函，指出：“向来文明之国，无发私人函。今彼人于华人之函，无不遍发。有书及美国二字，如犯国讳，捕逐驱斥，不遗余力。则谓吾华有国度耶，无国度耶？观哲而治与友书，意谓无国之人，虽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蛮之礼；则异日，吾华为奴张本，不即基于此乎？”而鲁迅所言“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则包含着相同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低能”的鲁迅和幻灯片中被杀头、看杀头的中国人是别一种意义的“黑奴”。不仅如此，《藤野先生》一文记述的前来检查解剖学笔记的日本学生的傲慢无礼，也印证了《仙台书简》中“阿利安人”这一认识的正确性，无疑会唤起鲁迅到达仙台之初对日本学生的负面记忆。

在借助文艺之力唤起民众这一点上，青年鲁迅也与林纾表现出一致性。林纾在《黑奴吁天录》中文译本的“跋”中直言：“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述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而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此种文艺功能观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那时”对林译《黑奴吁天录》的阅读。林纾在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因此受到鲁迅的批评，但是，鲁迅对于林纾在翻译上的贡献却一直给予肯定。（注：1935年6月所作《“题未定”草》（收入《且界亭杂文二集》），褒扬林纾只知汉文却翻译了欧美文学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等文也多次提及林纾的翻译。）这或许是因为仙台时期阅读林译《黑奴吁天录》的体验一直存在于鲁迅的记忆之中。《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众多“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是因为鲁迅相信诗歌“撄人心”的力量。而这是在他自己的心被《黑奴吁天录》所“撄”之后。

青年鲁迅作为“国民”出现于仙台，并且是作为更加自觉、更具主动性的“国民”离开仙台。在“国民”的意义上，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的过程从到达仙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离开仙台的鲁迅与初到仙台的鲁迅并无本质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处理国民意识的方式——以文艺作为手段将自己的国民意识传达给民众，使之普遍化。弃医从文这一行为在空间形式上的体现是“弃仙台回东京”，而回东京意味着回归自己曾经厌恶并且逃避的清国留学生群体。相对于这种手段的选择而言，对待国民群体的态度由当初的逃避向现在的回归这种转换更重要。当初前往仙台的目的之一本是追求孤独，但在经历了短暂的孤独之后，青年鲁迅终于意识到了“国民”的无法逃避——这个“国民”既是外在的他人又是内在的自我，既是主动的追求又是被动的给予。

三、“仙台叙事”的意识形态性

《藤野先生》是鲁迅从整体上回忆仙台留学生活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26年10月。这个时间是重要的。从这时开始，“仙台鲁迅”脱离鲁迅的个人记忆成为社会话题，成为被阅读、被阐释的对象。如果把有关“仙台鲁迅”的记述和阐释称作“仙台叙事”，那么从此时开始“仙台叙事”的叙述者不再仅仅是鲁迅本人而是包括了众多的第三者，第一人称的、自叙性的“仙台鲁迅”与从第三者的立场叙述出来的“仙台鲁迅”开始叠影在一起。这个“第三者”中有在1936年鲁迅去世后寻找藤野先生、撰写相关文章的日本记者，有1945年以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情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惜别》的日本作家太宰治（1909—1948），有战后将“仙台鲁迅”视为中日友好象征的仙台人，有1964年在藤野先生的故乡建立“惜别”纪念碑的人，甚至包括中日两国众多的“仙台鲁迅”研究者。“第三者”的叙述使“仙台鲁迅”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文本形态，并且从外部在“仙台鲁迅”与国民国家想象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仙台鲁迅”因此承担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此种意识形态功能，鲁迅本人也显然已经意识到。他在《藤野先生》中谈及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怀时所谓的“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将个人关系纳入国家关系之中。1934年11月日本学者增田涉因编译《鲁迅选集》给鲁迅写信，就哪些文章应当编入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的回答是：“我要放进去的是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结合“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日关系来看，鲁迅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并非仅仅是为了寻找藤野先生或表达对藤野先生的思念，而是怀着国民的自觉性用《藤野先生》这篇文章向日本读者传达某种超个人的信息。就“仙台鲁迅”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结合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数太宰治的《惜别》。

《惜别》是太宰治应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于1942年5月）的请求而创作的， 作品的诞生与战时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日本的侵略战争陷入困境的1943年11月，“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并提出了“五项原则”。日本文学报国会请太宰治创作《惜别》的目的，是希望太宰用鲁迅和藤野先生的友情来表现《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第二项——即所谓“独立亲和”原则。就是说，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仙台鲁迅”被直接纳入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成为“大东亚想象”（本质上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帝国想象”）的材料。

问题在于“仙台鲁迅”所包含的中日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具备表现“中日亲和”（“东亚亲和”限于中日两国而言就是“中日亲和”）的可能性。就前述国民意识的强化而言，“仙台鲁迅”本质上不具备表现“中日亲和”的可能性，相反，“仙台鲁迅”的诞生恰恰是“中日不亲和”的结果。“阿利安人”的歧视与欺辱，幻灯片上被日军斩杀的中国人与麻木地围观的中国人，所有这些刺激了青年鲁迅的国民意识，使他投身到唤起民众的实际行动中去。在某种意义上，青年鲁迅的国民意识主要是以日本为指向的。藤野先生的关怀给青年鲁迅留下了温暖的记忆，他们的关系具有表现“中日亲和”的可能性——事实上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已经进行了此类尝试。但是，当藤野先生善待鲁迅的时候，其行为实质上包含着日本批判的性质——具体说来就是“反明治”的性质，即在明治后期普遍歧视中国人的日本社会中尊重中国人、关心中国人。1938年初，藤野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及自己为何善待鲁迅，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注：引自山田野理夫《鲁迅在日本》，严绍璗译。收入《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种“汉心”与明治时代日本“脱亚入欧”的社会潮流显然格格不入。与这种“反明治”行为所确立的少数派立场相对应，被留级生们嘲笑的关西土话与引起火车乘务员戒备的寒酸衣着，都意味着藤野先生与日本主流社会的距离。在青年鲁迅眼中，衣着寒酸、满口土话的藤野先生本来也是作为弱者存在的，其弱者身份冲淡了“日本国民”身份。太宰治在充分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对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关系的真实含义有了准确理解，这样，是违背历史事实、在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虚构一个“中日亲和”的故事，还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和鲁迅记忆的基础上展开独自的国民国家想象，对于太宰治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事实是太宰治选择了后者，用自己的方式对战时日本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抵抗。

也许是为了回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惜别》表面上打着《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印记。典型体现是小说中的藤野先生表达了“我认为东洋整体是一个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理应视为“大东亚共荣”的另一种表达。不过，这种观念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却被解构了，或者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太宰治笔下，对战时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解构呈现为讽刺性的喜剧形态。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田中卓（太宰治虚构的另一位满口方言土语并因此感到自卑的日本学生）的三人同盟被写成基于日语不标准、不熟练的自卑感而结成的，这种描写实质上构成了对“中日亲和”的调侃。与此同时，以日本国家的代表自居、视所有清国人为潜在俄国侦探的学生干事津田宪治被描写成满口假牙、自命不凡、言辞夸张的人物。太宰治创作《惜别》的时候《仙台书简》尚未被发现，而津田宪治却展现出生动的“阿利安人”面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太宰治超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更为重要的是，太宰治在《惜别》中让藤野先生表达了“不要欺侮支那人”这一朴素而又是非分明的立场，并且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三民主义的肯定——青年鲁迅被塑造为“三民主义的信奉者”，藤野先生从三民主义的理念出发强调“支那之保全”，甚至津田宪治也赞美孙中山。（注：关于《惜别》的中国观、日本观，笔者在《自画像中的他者——太宰治的〈惜别〉研究》一文中有详细阐述，文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这里从略。）在昭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现实面前，强调“不要欺侮支那人”，强调“支那之保全”，则构成了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批判。这样，太宰治个人的国民国家想象以“反昭和”的方式建立起来。这种“想象”不仅与“仙台鲁迅”的“想象”达成了一致（对中国主体价值的尊重），“反昭和”亦与藤野先生的“反明治”构成了历史性的延续——都具有背离帝国主义的意义。这意味着，在明治后期和昭和前期的日本社会，正面的中日关系只能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的批判建立起来。无独有偶，和鲁迅希望《藤野先生》能够翻译成日文、被日本人阅读一样，太宰治也曾希望自己的《惜别》能够翻译成中文、被中国年轻的知识人阅读，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的感怀”。（注：《〈惜别〉之意图》。笔者的译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惜别》于1945年9月5日由朝日新闻社出版。此前25天的8月11日藤野先生去世，此前21天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时间上这种宿命般的巧合意味着战前“仙台叙事”的终结是与藤野先生生命的终结同时进行的，并且是与日本的战败同时进行的。

战后，“仙台叙事”在另外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下进行，这就是“中日友好”的框架。众所周知，仙台市竖立了鲁迅纪念碑，当年鲁迅听课的阶梯教室被东北大学保留着（东北大学医学系的前身即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藤野先生的故乡福井县1964年建立起“惜别”纪念碑，其出生地芦原町1980年又建起了“藤野严九郎先生表彰碑”。而在中国，《藤野先生》被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日友好的教材。显然，在中日友好式的“仙台叙事”中，中日两国达成了完美的“共谋”。这种叙事是在鲁迅个人的“仙台叙事”、太宰治式的“仙台叙事”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但表达的“国民国家想象”本身具有新的内容。这就是将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作为战后中日关系的基点之一。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从内涵复杂的“仙台鲁迅”中抽取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情，将其作为一种价值确立起来，这意味着对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日本国家行为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否定。

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那正是甲午战争刚刚失败之后。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日本”从一开始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化程度（或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且内含着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留学行为本身成为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鲁迅在这个背景上于1902年留学日本，并且是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正在进行的时候只身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仙台鲁迅”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超国家的个人存在的，与国民国家想象保持着内在关联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仙台叙事”发生、延续的过程与20世纪上半叶东北亚社会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相重叠，“仙台鲁迅”的丰富内涵在这一过程中被叙述出来，并对中日关系发挥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仙台这座城市，也已经因为“仙台鲁迅”的存在而获得了特殊的“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