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幽默作为一种文化，因林语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倡导广为人知，对小品文的文学实践，体现了“五四”后一部分文化精英于集体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坚守个性启蒙立场的话语策略。林语堂等人所说的小品文，突出了它在文体风格上的独特性，同时又强调小品文是针对“大品文”而表现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

在文学史叙述中，幽默似乎与林语堂和小品文是合而为一的。“三十年代前期，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活跃了散文创作，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是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推动这一风气的是后来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①“林语堂以《论语》而传，《论语》呢，也以林语堂而传……一般人总把‘《论语》——幽默——林语堂’看作三位一体的”②。但是，注意林语堂自己对幽默和小品文的说法，会发现这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密，或者说幽默和小品文不是一个范畴中的概念。幽默并不是小品文的“专利”，正如有不幽默的小品文一样，也有幽默的非小品文。即以林语堂本人的创作而言，他的《中国人》一书就被赛珍珠评价为“它写得骄傲，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③。可以说幽默是一种文化而小品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将这种文化体现出来并实现他改造国民性理想的文学载体。林语堂并不奢望全部人类精神世界都能具备幽默精神，成为自由的空间，因为人们的生活已被各种各样的物质追求占据，精神空间太逼仄了，他只希冀在生活中能够留有一片精神上的空地，让挤压在逼仄空间里的人性得以舒展。而文学就是这样的“精神空地”。且不说在《幽默杂话》中明确地表示“只有一样我须声明的，就是我是绝对不会做幽默文的人。若有人问我何不以身作则，我只能回答：幽默之事不能勉强的”④。这就说明幽默最初并不是林语堂擅长的文学风格，起码在20世纪20年代他更多采用直言无晦酣畅淋漓的表达。在1928年他自己编定的《翦拂集》中就并未收进写于1924年的《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而是津津乐道于“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青年面目，西长安街揭竽抛瓦的巷战，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的悲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四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舁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⑤!这些并不刻意幽默的文字被林语堂作为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肖像而保留了下来，而且这种蛮性终其一生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世。那么是什么使林语堂在30年代以后大力提倡幽默呢?林语堂最初将原因归结为党国的思想专制和血腥政治：“时代既无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将随而消灭。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觉沉寂的原因”⑥。他的评论者也认为幽默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及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表现：“他站在中央，在他的周围站着成群的知书识理的读者，有的面孔苍白，有的肚满肠肥，有的‘满身书香’，各各从林氏那里分得了‘轻松’，发泄了由现实生活得来的或浓或淡的不快或苦闷，安慰了不满于现实生活而又要安于现实生活的‘良心’”⑦。甚至后人在评价林氏的这一转变时也延续了这样的思路：“经过周作人和林语堂的鼓吹，当时文坛上茶话酒谈式的小品文蔚然成风，新印的明人小品集也层出不穷。这些作品都是以闲适为格调，无‘悖谬’之议论，相当适应当时政府之需要，也就相当程度地冲击了有强烈社会性的斗争文学”⑧。这类批评从社会批判功能上否定幽默在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中的意义。幽默闲适与慷慨激昂相比，固然不被革命家看好，林语堂自己也部分地承认幽默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八十自叙》中对自己在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创作有这样的评说：“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于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疑是马戏场中所见到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⑨虽然承认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他对幽默的社会批判功能仍给以积极的评价，认为幽默看似“文笔技巧”，其实质依然闪烁着语丝时期文化“土匪”的思想锋芒，延续了“说自己的话”的语丝精神。他很快将幽默与精神自由联系了起来，在集中体现他幽默思想的《论幽默》一文中，重新为幽默的文化身份定位，对幽默的阐释多集中在内涵方面而不是技巧，称“无论那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枯干，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⑩。幽默因此而成为改造国人精神痼疾的良药。可见林语堂在30年代提倡幽默，着眼于个体心灵世界的塑造，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而文化革命恰恰是启蒙话语的初衷。林语堂对幽默的定义始终不离“人生观”，将它的功能界定在文化精神领域，招致了“脱离现实斗争”的诟病，但这也是他对新文化运动终极目标的守护，对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的坚持。

林语堂沿用文学工具论者的逻辑为幽默小品辩护时说：“在反对方巾气的文中，我偏要说一句方巾气的话。倘是我能减少一点国中的方巾气，而叫国人取一种比较自然活泼的人生观，也就是在介绍西洋文化的工作中，尽一点点国民义务。”11此处所说的“国民义务”，与其说是泛指国民在公共事务中的应尽之责，不如说是特指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对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转型时代的职责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清明，知识分子责无旁贷：“新做英国官之丁文江先生格言：‘中国所以弄到这个地步完全是知识阶级之责任。’这不是胆敢取巧，实在丁先生的话也有几分是，因为‘知识阶级’就有出了不少丧家之狗，以致中国之青年及下等社会失了领袖，进一步又退三步，使中国弄到这个地步……”12基于知识精英的角色自期，林语堂对知识群体担此重任所应具备的品格极为关注，他的“斥名流”、“骂学者”，“内除文妖外抗军阀”，是针对知识界的分化而提出的知识分子身份确认，以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为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同时把建立“批评的文化”的使命赋予了20世纪中国知识界：“旧的文化不会自然消灭，新的文化不会自然产生。要使旧的消灭，新的产生，都非靠我们批评的智力不可”13。林语堂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责的理解与当时已然将文化革命转化为政治革命的知识界有所不同。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滚滚洪流中，林语堂把塑造个人的精神世界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大不合时宜的。被他引为同道的侯兆麟在1926年就对知识界的这种转化有所警觉：“在前一期的时代的前驱便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们大都是主张思想革命的，记得胡适之先生在《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一篇文章里（题目懒得查去了!）便主张不管政治上的嘈闹，只干我们思想上的革命罢了，他还引了‘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罢!’为口号呢。在后一个时代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为口号了，这实在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运动的时代呀”14!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李泽厚用“救亡压倒启蒙”作了经典概括，而林语堂显然更倾向于启蒙，因为将思想启蒙视为中国社会改革之本，林语堂才有理直气壮为幽默辩护的勇气。他把幽默文章看作是思想自由的必然结果：“故提倡幽默，必先提倡解脱性灵，盖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也。今人言思想自由，儒道释传统皆已打倒，而思想之不自由如故也。思想真自由，则不苟同，不苟同，国中岂能无幽默家?思想真自由，文章必放异彩，又岂能无幽默乎”15?如果这段话将幽默与思想启蒙粘合在了一起，给了幽默在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合法”地位，那么，林语堂选择小品文作为幽默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是他基于文化启蒙者的角色认同和改造国民性理想，利用现代社会印刷媒体对公共生活的干预而采用的文化策略。

幽默小品广为人知是因为《论语》等刊物的风行。印刷媒体在现代社会思想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早在晚清便已凸现。在晚清社会和思想文化变革中，印刷媒体这种新兴的传播交流方式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与原先官方报纸不同的是，它不再只是官方声音的传达工具，而是社会各种声音的汇聚。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具现代气息的大都市上海，各种刊物灿若星辰，生生不息。在1932年日军轰炸上海以前，福州路一带就聚集了新旧书肆三百余家，它们政治背景、思想色彩、经营特色各不相同，出版的杂志更是五花八门，从思想宣传、艺术尝试到娱乐休闲应有尽有，从积极意义上看形成了颇类似哈贝马斯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领域”。虽然在中国不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不排除林语堂式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的向往及为之而进行的努力。《论语》杂志是以都市知识群体为潜在读者群来定位的，内容涉及时事评论、社会新闻、文化动态，也有文学创作和译作。它沿用的是综合性杂志的路数，但办刊宗旨却是十分明确的，即倡导批评文化和自由思想，“论语社同人戒条”中有“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作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剧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等语，并不是如有些批评家所言的远离政治，倒可以看作独立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宣言。其中对批评意识和自由思想的提倡，以及对文学庸俗化、商业化的拒绝，不难看出社会启蒙的理想。但这种林语堂所钟情的启蒙方式与五四之后甚至他自己早年的知识分子精英心态有所不同，不再是挽既倒于狂澜，济国家于太平的宏大叙事语气，而是甘于在边缘位置，拉拉杂杂地讲一些道理，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作社会时政的批评，同时也传播一种新思想的个人话语。“孔家店里的货品，《论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这以上还有《春秋》，那是孔老夫子用了他特有的笔法作成，是乱臣贼子发生恐怖的大著。在目下这一种时代，似乎《春秋》比《论语》更需要……不过我们这班人自知没有这一种的大力量，其实只好出出《论语》，决不敢存非分之想，也不敢有非分的举动的”。（《论语》创刊号《编辑后记》）这里用《春秋》、《论语》隐喻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话语，如果说《春秋》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庙堂情结，《论语》就是“闲敲棋子落灯花”的江湖情调，而他以论语派自居。在他貌似低调的自谦后面，是自得其乐的会心微笑，因归根到底文学只是文学，“文字不是枪杆，它的功用在于营造一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从而在文化上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16。无论是庙堂文学还是江湖行吟，概莫如此。在林语堂眼里，与其声嘶力竭地将文学捧到维系国家生死存亡的神坛上，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文学只不过是一己之私见，是个人性情的自然流露。对文学功用的“下放”也预示着启蒙话语的转换。“新文化”运动中知识精英居高临下的姿态，表现为文章中咄咄逼人的霸气和权威意识，以及对民众导师和代言人身份的自我确认。这种“今夫天下”话语方式受到了林语堂的质疑：“今天有人虽写白话，实则在潜意识上中道学之毒甚深，动辄任何小事，必以‘救国’‘亡国’挂在头上，于是用国货牙刷也是救国，卖香水也是救国，弄得人家一举一动打一个嚏也不得安闲。有人留学，学习化学工程，明明是学制香烟、水牛皮，却非说是实业救国不可。其实都自幼作文说惯了‘今夫天下’、‘世道人心’这些名词还在潜意识中作祟吧。”17林语堂将“今夫天下”的话语方式说成道学遗风实在是洞幽烛微之论。“今夫天下”实质上是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而林语堂试图通过《论语》等杂志来倡导一种平等的交流：“文字有作者与读者双方的关系，读者固然要敬重作者，作者亦应当敬重读者，谁也不可看不起谁，不然便双方觉得无聊，读者掩卷而去了。恐怕文人最普通的毛病就在此地”18。林语堂一方面要求敬重读者，另一方面又要求表现自己，这样的双重要求说明他在坚持启蒙理想的前提下改变了单向启蒙的模式，知识分子既是启蒙者也是民众的一分子，因此在启蒙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启蒙。启蒙话语方式的转换影响了新文学，应该说，林语堂对小品文的提倡，其志不仅在于解决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诸多问题，还在于为启蒙理想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寻找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论语》“同志”邵洵美深谙二者的同构关系：“从前提倡白话文的人都是很乐观的。他们认为只要文体革命以后，中国旧文学中的一切弊病就可以免除。但事实上果然吗?刚才讲过，白话文中的滥调只有逐渐地增多……文字是思想的符号，所以文字的含混与晦涩就是表现思想的笼统与不通。有了这种文字上的弊病而欲纠正之，所以非从思想上去着手不可”19。如何在专制体制下、市民社会中实现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任务?来自西方的最具“潜对话”和表现功能的小品文进入了林语堂等人的视野。

《现代汉语大词典》将小品文解释为“散文的一种形式。篇幅短小，多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夹叙夹议地说明一些道理，或生动活泼地记叙事实，抒发情怀”。这个定义过于迁就中国本土小品的形式特征；将小品文最根本的要素概括为“篇幅短小”，似未搔着这种文体的“痒处”。新文学中小品文的兴起首先不是对传统的承继而是对西方小品文的模仿，“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周作人）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20。在诸多关于小品文的界定中，有两种倾向，一是注重小品文与西方文学中Familiaressay的亲缘关系，强调小品文是个性的表现，“英文中有所谓Familiaressay，胡梦华先生把他翻作‘絮语散文’，我以为把他译作小品文很确切”21。“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周作人先生《冰雪小品》中语）。所以厨川白村氏说：‘在Essay比什么都要紧的条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的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personalNote）……倘没有作者这个人的精神浮动着就无聊”22。另一种倾向看重小品文的战斗意义，茅盾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小品文在‘高人雅士’手里是一种小玩意，但在‘志士’手里，未始不可以成为‘标枪’、为‘匕首’的”23。这两种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战中被处理成非此即彼的两极，而林语堂远祧英文小品之风尚，试图熔铸二者形成现代中国散文之魂的努力被忽略了。他将英国Essay视为小品文正宗，力求得其精髓，但这并不意味着如左翼作家批评和指责的那样闲对美人花草，作画弹琴，遣此有涯之生。林语堂所理解的小品文是个人笔调与社会人生问题的融合，他把英文小品分为以培根和乔索为宗的两个流派，推崇乔索式的闲谈派，梳理出沿Defoe，Fieding，Sterne，Swift，Lamb，BernardShaw，Beer-bohm，Lucas，VirginiaWoolf，E.M.Forster，LytlonStaohey延续下来的一条文脉，称其：“行文皆翩翩栩栩，左之右之，乍真乍假，欲死欲仙；或含讽劝于嬉谑，或寄孤愤于幽闲，一捧其书，不容你不读下去。此即吾所谓现代散文大家，余吾不欲观也”24。在注重个人笔调的同时，林语堂力求将它与社会关怀的融合。在《人间世》第二期的“编辑室语”中他说：“同时我们觉得清俊的议论文太少。凡一种刊物，都应反映一时代人的思感。小品文意虽闲适，却时时含有对时代与人生的批评。我们敬以此刊供献于学思并进之人，尽量发挥其议论。”25这样的理解应该更接近英文小品的原初风貌。英国小品文受到了法国作家蒙田的直接影响，1597年培根借用蒙田essai一词把自己的随笔定名为essay，而英国小品文的发展与启蒙运动紧密相关。英国的Essay有不同的流派和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但它报刊文体的“出身”和启蒙读物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体现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而非孤芳自赏的同人自娱之作，这就是朱自清看出来的西方的Essay与中国传统小品文仅是“情趣”相似，并无实质相同。由此反观林语堂等热心兴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报刊杂志，社会启蒙的目的与英国文人办刊的宗旨相类，又特取幽默作为小品文的风格特征大力提倡，意在借助报刊文章对读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使西方幽默的人生观渗透到中国人的骨血中，继续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使命。他将幽默与小品文“嫁接”在一起，可谓用心良苦：借助小品文，幽默才能够在现代中国找到最迅捷最广泛的传播途径；幽默小品文保持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敏感，才能担当启蒙的重任。因此，林语堂对Essay品格特征的解释是个人笔调加社会关注，而非一味地吟风弄月。检数林语堂发表在《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上的幽默小品，多是针砭时弊、议论政治、启迪人性之作，《有驴无人骑》、《中大得人》、《一国三公》、《汪精卫出国》、《吾家主席》嘲讽政府的政治腐败，《奉旨不哭不笑》、《思甘地》、《寄怀汉卿》、《捐助义勇军》、《岁在壬申》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政策，《牛兰被审》、《司法得人》、《适用青天》涉及法治与人权，无不直面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而《谈劳伦斯》、《谈螺丝钉》、《中国的国民性》等依循中西文化比较的路子展开国民性批判，这些文章笔调幽默然立意之严肃绝不逊色于高头社论。

基于对幽默小品文启蒙作用的自信，林语堂对小品文之“小”的解释也别有怀抱。“余意词的所谓小品，仅系一种笔调而已。理想中之《人间世》，似乎是一种刊物，专提倡这种娓语式笔调，使用此种笔调，去谈论人间世之一切或抒发见解，切磋学问，或记述思感，描绘人情，无所不可。且必能解放小品文笔调之范围，是谈情说理，皆足以当之，方有意义。……或谈现代人生，在东西文化接触，中国思想剧变之时，对于种种人生心灵上问题，加以研究，即是牛毛细一样题目，亦必穷其究竟，不使放过。非小品文刊物所弃而不谈者，我必谈之，或正经文章之廓大虚空题目，我反不谈。场面似不如大品文章好看，而其感人处反深。须知牛毛细问题辨得清者，方寸灵明未乱，国家大事亦容易辨得是非来。……与非小品文刊物，所不同者，在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无拘无碍而已”26。这段话对小品文的定义中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小品文是一种独抒性灵的笔调。这样就不存在以篇幅长短作为衡定标准的问题，强化了小品文的个人化、个性化，突出了它在文体风格上的独特性。二，小品文是针对大品文而表现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他以“小”自居即是以边缘化自居，以边缘者的身份来批判现实，从而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立场，与20世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转变有着内在的勾连。若“大”代表了社会评价标准所给予的肯定性判断，那么“小”就是对这种标准的挑战与颠覆。“中国小品文，是与廊庙文学相对立的，廊庙文学系载道之作，皆从大处落墨，不曰‘嗟乎天下之人’，便曰‘人生在世’，小品文与之对立，则力避此种俗套，而特从小处着眼，故不谈大而谈微，实为中国小品文的特色之一”27。这段话为小品文之以“小”争“大”找到了传统资源，大概是深得林语堂之心的。若以林语堂个人的创作论，可以读出他在体现小品文理念上的努力，但“小品文”与“小摆设”之间的分寸感，并不是每个作者都能把握好的。因此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小品文的生机》《杂谈小品文》等文章中强调小品文的战斗性，倒是可以维持小品文品格的另一种力量。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萧南《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③林语堂、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2。

④⑧⑩111517182426沈永宝《林语堂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⑤⑥121314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三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⑦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⑨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6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9邵洵美《白话或文言》，《人言》第一期，1934。202123李宁《小品文艺术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22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25林语堂《编辑室语》，《人间世》第二期，1934。27徐懋庸《金圣叹的极微论》，《人间世》第一期，1934。［作者单位：南通大学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