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闻一多的诗学思想，是基于他个人生命体验的生命诗学。闻一多所理解的生命，是自由的，又是自觉承担了使命的。基于生命的自由本性，他肯定“真诗人都是神秘家”，强调艺术的才能是天赋的，追求诗的幻象和激情。从生命所承担的使命出发，他又认为艺术需要某种规范，不是一任激情的自然宣泄就能实现诗美的。闻一多曾把诗美的最高理想界定为“纯形”，但其前提是感情的炽热，目的又只是为了使诗情更加强烈，因而他所追求的形式美不是本体的，而是工具性的。

一

如果仅有《红烛》而没有新格律诗的提倡和出版《死水》，闻一多不可能在新诗史上有现在这样的突出地位。他的“三美”诗论和那段“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的名言，在诗学界尽人皆知，其中所包含的以理节情的倾向使研究者常常把它与新古典主义美学或形式主义美学联系在一起。但是必须清楚，闻一多的新诗格律化观点是他针对当时新诗创作忽视了形式的意义、过于散文化的倾向提出来的，是他为了使诗情更为纯厚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性对策，不能代表他对诗本体的理解。

闻一多所理解的诗本体是形式吗?不是。他说：“艺术比较的不重在所以发表的方法或形式，而在所内涵的思想和精神”，他把这种“内涵的思想和精神”称作“艺术底灵魂”①。这是他1920年12月写的文章中的观点，说明闻一多的诗学思想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形式主义诗学基础上的。即使到1926年他大力提倡格律诗时，他仍然明确地指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格律是“表现的利器”②，也即是工具层面上的“器”，比“器”更重要的当然是内在的“艺术底灵魂”，灵魂才可称得上是诗歌的本体。

闻一多并不认为“内涵的思想和精神”可以通过对现实的简单复制而得到，他强调的是要作家借助“提示”和“象征”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理想”，这无疑使他的诗学思想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因素。现代主义的诗学倾向使闻一多对当时刚面世不久的无声电影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它的缺陷是过于的写实和客观，而现代艺术的趋势则是“渐就象征而避写实”③。在上一世纪20年代初所谓新浪漫派艺术被普遍地认为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发展方向的背景中，闻一多接受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使自己的诗学思想偏于主观，是很自然的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闻一多所看重的“提示”和“象征”，事实上是必须基于诗人自身的生命体验的，诗中“内涵的思想和精神”是从生命体验中升华出来的结晶，而不是现成的思想和学说。认识到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正在小诗风靡于中国的时候，闻一多与众不同地对泰戈尔的哲理诗提出了批评，他说：“诗家底主人是情绪，智慧是一位不速之客，无须拒绝，也不必强留。至于喧宾夺主却是万万行不得的!”他认为，泰戈尔虽然“摘录了些人生的现象，但没有表现出人生中的戏剧；他不会从人生中看出宗教，只用宗教来训释人生”④。泰戈尔的问题主要是他用诗歌来表现宗教的观念——一种现成的思想学说，闻一多可以接受的则是在诗歌中表现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而升华出来的宗教精神。“从人生中看出宗教”与“用宗教来训释人生”的差异，就在于后者的宗教思想是外在的，与诗的关系并不密切，当这样的宗教思想成为诗歌的内容时，诗歌必然会成为对宗教思想的阐释，这时即使包含了感情，感情也是被思想所调理过的，因而失去了它本来所具有的纯粹感性的形式，变成了受压抑的缺乏感染力的理性化的感情。相反，如果感情是以纯粹感性的形式出现，其中又包含了感情自身所蒸发出来的人生哲理，包含了这样的人生哲理的感情才具有真挚动人的魅力。且不计较闻一多对泰戈尔的评价是否中肯，可以明确的是，闻一多不满意当时在中国诗坛流行的哲理小诗，这些小诗的哲理大多都是游离于深刻的人生体验，是一些偶然的小感触所引发的一点感想，常常失之于肤浅。由于这些小诗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闻一多才对泰戈尔做出了过于苛刻的评价。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诗论中，闻一多又把感情分成二等。他认为一等的感情是“白热”的，具有“对于人类的深挚的同情”；二等的感情是“同思想相连属的，由观念而发生的情感之上，以与热情比较为直接地倚赖于感觉的情感相对待”。在他看来，《冬夜》里的大部分诗的情感是用理智的方法强造的，所以是第二流的情感⑤。用理智的方法强造的感情只能产生“灵性的美”，而热情比较为直接地倚赖于感觉的情感则能产生“官觉的美”。闻一多向新诗要求的是“官觉的美”，他之所以不满意泰戈尔的诗，也因为泰戈尔的诗“只能诉于我们的脑筋……不能激动我们的情绪，使我们感到生活底溢流”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摆脱理性的控制、追求“官觉的美”而达到某一程度，诗人就会进入生命狂欢的境界。闻一多虽然没有达到狂欢化的程度，但被诗论界普遍地认为其人格结构中理性超越感情的闻一多，在他的诗论和诗评中却常是倒过来的，即感性超越智性、感情重于理性。他的诗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很有个性的生命诗学，就像他直截了当地宣称的：“文学是生命底的表现，便是形而上的诗也不外此例……所以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生命底基石上”⑦。

二

闻一多所理解的生命，首先是自由的。他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肯违逆个性⑧。但他所说的生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命有着根本区别，是一种自觉承担了人类进步、民族昌盛使命的更高级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既注重个体生命的权利，同时又关注个体生命得以自由存在的社会环境，从不同生命主体的协同方面寻找个体生命存在和发展的途径。因而他在争取个体生命的权利时，也经常强调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他说：“若以‘饭碗’或延长生命为人生唯一的目的，什么理想底感情，一概不管，我们只要仔细想想，人类的生活与下等动物的，有什么分别?”⑨生命是快乐的，闻一多也不一般地反对快乐，但是他又认为：“禽兽底快乐同人底快乐不一样，野蛮人或原始人底快乐同开化人底快乐不一样。在一个人身上，口鼻底快乐不如耳目底快乐，耳目底快乐又不如心灵底快乐”⑩。归根到底，他最向往的是渗透了人类崇高精神的心灵的快乐。闻一多对生命采取这种双重的理解，难怪他在谈及自己的终极理想时，常常将“自由”和“正义”并举。“自由”是生命的本性，“正义”是保证生命达到自由境界的前提，它们正好可以象征闻一多所理解的生命长轴上的两极。

闻一多诗学观的基础就是这种生命哲学。基于生命的自由本性，他肯定“真诗人都是神秘家”11，强调艺术的才能是天赋的，追求诗的幻象和激情。这些观点都是合乎生命的自由本性的，因而他的诗学思想与五四时期流行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保持了精神上的联系，也常常被研究者目为一个不乏激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从生命所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出发，他又认为“生命底完全表现”的艺术需要某种规范，不是一任激情的自然宣泄就能达到完美的。理由很简单：“自然并不尽是美的。自然中有美的时候，是自然类似艺术的时候。”12如果把这句话加以适当的引申，这“自然”中就包括了生命的自然状态。生命既然对外在于己的别的生命形态承担了责任，它也就应该受到“正义”的规范和引导，去创造更加丰富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闻一多认为有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即由艺术来指导自然，而指导的关键在于选择：“选择是创造艺术底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没有选择便没有艺术，因为那样便无以鉴别美丑了”13。强调选择，强调对情感的规范和引导，这又获得了一个相反的力，使他与五四浪漫派诗人的“自我表现”说拉开了距离，比如他批评这些浪漫派诗人顾影自怜，“一个个都以为自身的人格是再美没有的，只要把这个赤裸裸的和盘托出，便是艺术的大成功了”14，而他认为人格与自然本身一样，是不可能完美的。不过应该看到，闻一多在强调诗人的艺术选择时，显然又非常重视这种选择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一切的艺术必须合乎自然底规律，才能动人”15。这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自然”，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原始的自然状态，后者则代表了合乎自然的审美理想，或者说它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一个更高层次的审美范畴。显而易见，强调“选择”，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当这一主体性向非理性的方向倾斜时，闻一多接受了五四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这一主体性向理性的方向倾斜时，闻一多开始转向了古典主义。强调自然的审美理想，当这理想贴近心灵的时候，闻一多表现出了浪漫性的一面，当这理想贴近现实的时候，闻一多就获得了与现实主义进行对话的可能。闻一多在五四文学思潮中的身份不很清晰，他似乎是一个注重形式的古典主义者，似乎又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浪漫主义诗人，甚而是一个注重象征和暗示的现代派诗人，而在最普遍和一般的意义上他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的爱国诗人。这种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独立特行的姿态，往深处说，其实是与他对生命的自由和节制的双重性理解联系在一起的。

闻一多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其实还为他提供了调和其唯美主义倾向与艺术功利论立场的理论平台。他一方面赞同文艺起源于游戏，承认美的超功利性，另一方面又说：“利用人类内部的、自动的势力来促进人类底友谊，抬高社会底程度——这才是艺术的真价值”16。就闻一多的主观倾向而言，他赞同文艺的超功利性，但他由于在自己的生命哲学中引入了一个社会性的变量，因而他又要同时追求文艺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效果。这种对一般人说来显得自相矛盾的思想，在他那里其实是统一的。因为人的生命既然包含了社会性的因素，那么表现了个体生命冲动的文艺，也自动地会拥有善的价值。换一种说法，只有真正表现了生命，生命的双重特性决定了文艺既是美的，也是善的；既能悦人，也能有利于人——有了美，善就在其中了。

沿着这一基本思路，闻一多到40年代更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价值论”与“效率论”的兼顾。所谓“价值论”，是指诗的社会价值或社会效果。所谓“效率论”，是指诗的鉴赏者追求纯粹的感受舒适。他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对，他说：“从批评诗的正确态度上说，是应该二者兼顾的”17。不过“兼顾”不是半斤对八两的拼凑，而是要遵循内在理路的。这一理路，我认为就是上引之“利用人类内部的、自动的势力来促进人类底友谊，抬高社会底程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违背生命之自由的本性，从外部强加一种政治的、道德的或其它的什么要求，而必须按照生命的内在节律，按照生命所自觉遵循的正义原则，促进人类的友谊和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这是生命的自律，而不是他律。

不必讳言，作为崇尚生命的诗人，闻一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中比较重视理性对感性的节制，认为艺术美要通过这种节制才能产生。他甚至把诗美的最高理想界说为“纯形”。但不能忘记，他的“节制”的前提是感情本身的白热，节制的目的又只是为了使诗情更加强烈18。激情和生命相比，他所追求的形式美是第二位的，是工具性的，归根到底是要为诗情的表达服务的。

三

闻一多的诗学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注重幻象、情感到追求生活的顶真的意义，从反对社会问题、哲学问题、道德问题对艺术的干涉到强调诗是社会的产物，从追求纯诗到标榜大众化，声称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其前后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闻一多对自己前期的生命诗学做了彻底否定，并由此转向了现实主义的诗学，却是简单化的看法。闻一多诗学思想的变化并非自我否定，而是一个自律性的自我调整和充实的过程，其前后保持了内在的精神联系。如果硬要认为这种差异是本质性的，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突出闻一多的顺应时代的进步而遮蔽了其诗学内在精神一致方面，把它的差异性放大了。

通常拿来作为其诗学思想发生突变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他为臧克家《烙印》所写的序。臧克家师从闻一多，诗歌风格受到新月派和闻一多的影响。虽然由于人生经历和个性的差异，《烙印》的“不肯粉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19的现实主义风格已经超越了新月派和闻一多，但他仍然与他所热爱的闻一多保持着心灵上的沟通。从这层关系来看，闻一多对《烙印》的赞赏似乎也正可以折射出他此时诗学思想的变化。但是千万要小心，这种变化是闻一多原来的诗学思想的合乎自身逻辑的调整和发展，而不是推倒重来，在新的反映论基础上构建与原来的生命诗学完全不同质的现实主义诗学体系。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闻一多虽然在序中对臧克家的诗忽略“外形的完美”而执著于表现“生活的顶真的意义”大加赞赏，似乎合乎现实主义的诗学观点，但这其实是以坚持诗人对生活的真挚感受为前提的。他所赞赏的正是臧克家对生活极端认真和真挚的态度，是主体沉浸到生活深处去感受生活意义的姿态，就像臧克家在诗中写的：“嚼着苦汁营生，/象一条吃巴豆的虫”。闻一多认为，有了这种态度，从切身的痛苦中提炼出生命的感受，那么“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相反，如果“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20。可以看出，闻一多并没有放弃诗是生命的表现的基本立场，所谓“生活磨出来的力”，必定是包含着极为强烈的生命感受的。闻一多现在的变化，主要是让生命开始贴近生活，与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但在他的观念中，凡是真正的艺术，其中的“生活”从根本上说仍是要通过诗人的生命感受表现出来的，他在“生活”前面加了一个“极顶真”的定语，就表示了这样的意思。这说明构成他诗学基础的仍是生命哲学，而不是现实主义诗学所倚重的客观现实。诗歌无论表现什么，都必须经过诗人的生命感受，才可能成为好诗。臧克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印证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他从闻一多身上继承来的优良传统起了作用，并因此使他与当时诗坛正流行的肤浅的现实主义划清了界线；而闻一多坚持用这一标准来评诗，也就表明了他仍然坚守着他原来的生命诗学的观点。

闻一多的诗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面性：基于生命的感性存在和它的人类普遍性之对立统一，他在追求诗的“纯形”的时候也没有否定诗的社会价值。他在《戏剧的歧途》一文中反对社会问题、哲学问题、道德问题对诗的干涉，那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针对的是20年代前期中国现代“问题剧”接受易卜生社会剧的影响，片面地把“思想”当成戏剧的灵魂，从而忽视了艺术性的追求，使戏剧缺少动作，缺少结构，缺少戏剧性。但就在这篇强调“纯形”是艺术最高目的的文章中，他又声明：“真正有价值的文艺，都是‘生活的批评’；批评生活的方法多着了，何必限定是问题戏?”“若是仅仅把屈原，聂政，卓文君，许多的古人拉起来，叫他们讲了一大堆社会主义，德谟克拉西，或是妇女解放问题，就可以叫作戏，甚至于叫作诗剧，老实说，这种戏，我们宁可不要”。可见他不是一般地反对戏剧反映社会的问题，而是反对把这些问题简单地、直接地搬进戏里21。他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中写道：“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这正是他的诗学思想中联系着社会的一面的突出表白。不过如前所述，他的诗学思想中对社会一面的关注是建立在他的生命哲学基础上的，因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什么主义捧场。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22。这说明，闻一多诗学思想中关怀社会和现实的一面是与其直觉主义的观点相统一的，统一在他的生命哲学基础上。而其内在的运行模式则是：诗人向内发掘个人的生命感受，进行非理性的直觉的创造，但由于他生活在社会中，直觉的创造也就把社会问题包含在其中了。如果有意识地、直接地把社会问题搬到诗里，或是去表现“主义”的成见，那就违反了艺术自律性的规则。

闻一多诗学思想后来的变化，主要就是朝着他诗学观中兼顾到社会价值的方向深入的。他2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到诗与历史的关系，赞同“历史与诗应该携手”，因为他认为“诗这个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她应该有点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23。依据诗的社会意义的大小，他在1944年著文把诗人分成几等：杜甫居于一等，因为“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陶渊明的诗是美的，我以为他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是则陶渊明应在杜甫之下。”依据相同的标准，他在1945年初发表的演讲中，赞同一个美国朋友对林语堂的批评，因为在中国人民冒着战火争取民族解放的时候，林语堂却在描写中国农民在田里耕作如何地愉快，这使人难以接受24。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闻一多诗学思想的发展始终没有超出生命诗学的范畴，就在1945年初的这次演讲中，他仍然明白无误地说：“因体验的不真切，写出的也一定没有力量”。他的结论最后是：“写作的问题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人的火候到了，写出的东西自然是对的”，因此“就现在的情形看来，恐怕做一个中国人比做一个文艺家更重要”25。把写作的问题归结到做人的问题，就是在人的生命存在基础上来保证诗的自由本性和它的社会价值的统一，也就是美与善的统一。闻一多在40年代赞美舞蹈，就是因为舞既张扬了个人的生命，又表现了群体的和谐。他这样写道：“由本身的直接经验（舞者），或由感染式的间接经验（观者），因而得到一种觉着自己是活着的感觉，这虽是一种满足，但还不算满足的极致。最高的满足，是感到自己和大家一同活着，各人以彼此的‘活’互相印证，互相支持，使各人自己的‘活’更加真实，更加稳固，这样的满足才是完整的，绝对的。这群体生活的大和谐的意识，便是舞的社会功能的最高意义。”26闻一多此时赞美舞，分明是因为在舞的精魂中，他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理想，即自由的心灵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谐和。

闻一多一生追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可又始终坚守自己的美、爱与正义的理想，没有背叛自己，保持了诗人的赤子本色；他忠于艺术，却又不忘知识分子的道义和使命——这是闻一多最可宝贵的品格。他最后倒在枪口下，以自己的生命书写了最为辉煌壮丽的诗篇，用滚烫的鲜血完成了他的生命诗学，铸就了他光辉人格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注释：

①③⑩15闻一多：《电影是不是艺术?》，《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第29-31页，第27页，第31页。

②1214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39页，第138页，第139页。

④⑤⑥⑦闻一多：《泰戈尔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26页，第128页，第126页，第84—89页。

⑧⑨16闻一多：《征求艺术专门的同业者底呼声》，《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9页，第18页，第15页。

11闻一多：《评本学处〈周刊〉里的新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41页。

13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20页。

17闻一多：《诗与批评》，《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18页。

1826闻一多发表《说舞》一文，论及节奏和生命情绪之间的关系，现摘引一小节以作佐证：“生命的机能是动，而舞是有节奏的移易地点的动，所以也就是生命机能的表演……一方面生命情绪的过度紧张，过度的兴奋，以至成为一种压迫，我们需要一种更强烈，更集中的动，来宣泄它，和缓它，一方面紧张与兴奋的情绪，是一种压迫，也是一种愉快，所以我们也需要在更强烈，更集中的动中来享受它。常常有人讲，节奏的在减少动的疲乏。诚然。但须知那减少疲乏的动机，是积极而非消极的，而节奏的作用是调整而非限制。”《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10-211页，第213页。

19茅盾：《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文学》第1卷第5期（1933年11月）。

20闻一多：《〈烙印〉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75页。

21闻一多：《戏剧的歧途》，《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49-150页。

22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34页。

23闻一多：《邓以蛰〈诗与历史〉附识》，《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36页。

2425闻一多：《论文艺的民主问题》，《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225页，第225-226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