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有不少学者探讨鲁迅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中以蔡元培先生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序》中的概述最具代表性：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1]

蔡先生以为，鲁迅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方面依据清儒家法，一方面又不为清儒所囿，学术研究视野开阔，鲁迅在各个学术领域皆有开拓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先生论及鲁迅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贡献时写道：

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2]

这种观点承继了蔡先生“清儒家法”的说法，奠定了鲁迅先生治学方法研究的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林辰、郭预衡等先生从辑佚、校勘、考证等角度论述鲁迅先生的治学方法与规律，评述更加精当、详细。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国小说史略》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肯定这一著述不仅仅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而且构建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并把历史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方法引入古代小说研究，开创了小说史研究的新格局。郭豫适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谈到：

我们知道，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从政治认识上来看，他还未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小说史发展过程，对许多小说的观察、分析和评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时常显示出唯物论的思想光芒。鲁迅又是勇于探索、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他在这部著作中，时常反映出一种新的、进步的思想观点。[3]

这篇文章探讨了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历史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大贡献。1997年郭豫适先生为《中国小说史略》再版所作《导读》[4]中，又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三部书的特征展开论述，再一次肯定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体系走向系统化、理论化的肇始之功。

打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写出了第一部系统性的中国小说史专著的就是鲁迅自己。《中国小说史略》的问世，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极其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在学术领域中极其宝贵的开拓精神。

在鲁迅先生治学精神的鼓舞之下，在前辈学者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方法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拟将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方法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清儒家法与历史唯物史观的结合是如何促使鲁迅先生学术思想趋于成熟的。本文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成熟的标志。

一

鲁迅先生在论及《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的区别时写道：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5]

这里所说的“独立的准备”，即是鲁迅先生历史考证法的体现。鲁迅在著述《中国小说史略》以前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在古代小说文本的钩沉索隐、考证辑佚方面，为小说史体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具体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辑佚。在中国古代，小说向来被视做小道，《汉书·艺文志》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从九家之言中可以通窥“万方之略”，而对于九家之外的“小说家”则被视做小道，似乎与治国理家关系不大。这种小说观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其间虽略有变化，但小说的文体地位并没有本质变化。在传统小说观念驱使下，小说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散佚较为严重，尤其是历史年代较远的汉魏小说，想看到它的历史本来面目比较困难。鲁迅先生出于一种文学兴趣及学术研究的历史责任感，早在1910年前后就开始整理古代小说。“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辑，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6]这部书是中国第一部校辑唐代以前小说的专集，是鲁迅先生小说辑佚的主要成就。此书辑录唐以前小说36种佚文，20余万言，共135则。所辑内容自秦汉迄东晋江左人物言行与杂事传说，多为笔记、史书所不载。从编排体例上看，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著录的小说书目为依据，大致按作者的顺序排列。各书的条文编次，有的按人物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有的无时代可考，依据内容性质分类排列。一些无法断定的短文孤句皆置于书末，以待后来学者考证辨析。这些作品是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16种古书中钩稽而得，并参照其他书籍进行校勘的，体例较完备。与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相比，鲁迅先生小说辑佚的范围、数量已超越清人。

首先，辑佚的范围专一，搜集材料丰富。小说历来为人鄙视，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与其他辑佚者相比所收小说最多，但其辑佚的重点是经史诗文，小说只是副产品，涉及小说的只有《青史子》、《语林》、《郭子》、《笑林》、《俗说》、《水饰》、《齐谐记》、《玄中记》8种，而鲁迅辑佚的是小说专集，种类达36种之多。以同一部小说相比较，以《玄中记》为例，《古小说钩沉》比马国翰多辑9则，其条目为：“刑天与帝争斗”、“千岁之鹤”、“越燕”、“扶伏民”、“奇肱氏”、“飞路之民”、“丁@②之民”、“蓬莱之东”、“凡梓木为楹”。

其次，点明出处，辨本溯源。所辑佚文多散居于古文献之中，辑出时多注明佚文出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文献线索。如《裴子语林》中“诸葛武侯”条：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这段佚文小字注曰：“《书钞》一百八十，又一百三十四，又一百四十；《类聚》六十七；《御览》三百七，又七百二，又七百七十四。”可知这段文字出自《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而且“持白羽扇”后还有小字注“以亦见《初学记》二十五、《六帖》十四、《事类赋注》十五”。从这些注中，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一般读者，皆清楚其来龙去脉。

再次，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的辑佚文字完备、流畅。清人辑佚喜欢罗列各书中的条目，由读者自己去审定、取舍，而鲁迅先生以各种辑本相互比较、订正错讹，注重文字的通顺、平实。如《语林》中“王平子从荆州下”条，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本为：

王平子从荆州下，大将军因欲杀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楯马鞭。平子恒持玉枕，从此未得发。大将军乃犒荆州文武，二十人积饮食，皆不能动，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床。平子手引大将军带绝，与力士斗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许而死。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为：

王平子从荆州来，王敦欲杀之，平子手恒持玉枕，以此未得发。敦后矫平子左右而□持下床去，遂杀平子。

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本的文字显然很完善，故事情节比较完整。鲁迅先生与马国翰辑佚的出处不同，鲁迅先生从《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文引“裴子”语中采出，并且与《太平御览》、《北堂书钞》中的文字相互参校。而马国翰依据《北堂书钞》，仅将原文抄出，而不查考其他类书。

其二，版本、作者、作品的考证。阅读与研究古代文献首先要注重版本的选择及其作者、作品时代的考辨，古代小说的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借用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来阐述选择版本之必要：

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史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7]

明清书商及一些士子好名好利，翻刻了大量的古书，由于编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将很多古籍进行有意无意的删改，致使很多书籍失去其本来面目，故有“明人好古书而古书亡”的说法。日本学者盐谷温在研究唐人小说时，对于唐人小说的版本缺乏研究，选择了通行的《唐人说荟》本，这一丛书是清人莲塘居士陈世熙编辑的，此书荒谬之处甚多，据鲁迅先生考证主要有七大弊病：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给后世的小说研究带来很多弊端，连目录学研究专家叶德辉也曾被此书蒙骗，把《太真外传》、《梅妃传》编入自刻的《唐人小说》里面。鲁迅先生认识到丛书的芜杂混乱，“发意匡正”，务要“埽荡烟埃”[8]，编辑一本可信的唐宋小说集，以清黄晟刊本《太平广记》校以明许自昌刻本，以涵芬楼影印宋本《资治通鉴考异》、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张梦溪刊本及旧钞本，最终从众多丛书中选辑45篇，命名为《唐宋传奇集》。

《唐宋传奇集》与《古小说钩沉》相比，体例更加完善。《古小说钩沉》不注明作者姓名及时代，并且不按照《中国小说史略》所叙述的先后顺序排列，小说集前面没有一个总的题记，读起来非常不便。而《唐宋传奇集》前面有一个编例，后面附加二万多言的《稗边小缀》，体现了《唐宋传奇集》独有的选本特色，也体现了鲁迅先生的考证功夫。

《唐宋传奇集》的篇目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的，所附加的《稗边小缀》对每一篇作品的作者、时代及其流变作了详细考证。如《古镜记》的作者王度，初唐人，现在的学术界对此非常熟悉，这一切皆归功于鲁迅先生的梳理，在鲁迅先生整理之前，其文献载录相当混乱。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类书有《古镜记》一卷，“未详撰人，纂古镜故事”。《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题为《王度》，出自《异闻集》。《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九载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这些记载对于《古镜记》的作者说法不一，晁公武类书所列《古镜记》不知是否此小说。在《太平广记》中题为《王度》，出自《异闻集》。《异闻集》是唐人陈翰所编的一部传奇小说集，此书今已亡佚。大概陈翰把《古镜记》题为《王度》，并且没有标明撰者，《太平广记》的编者也不细考其撰人。鲁迅先生根据《古镜记》中所提供的内证进行考辨：

(大业)八年四月，在台，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秋，出兼芮城令；冬，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赈给陕东。十年，弟@④自六合丞弃官归，复出游。十三年六月，勣归长安。

《新唐书·隐逸传》中有王绩，大业中曾为六合丞，其兄凝曾为隋著作郎，编撰《隋书》未成而死。“绩”与“勣”的读音颇近，鲁迅疑王绩即王勣，王度即王凝。鲁迅先生依照《新唐书》考证作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未下断语，足见先生治学之严谨。《唐宋传奇集》是一部较完善的唐宋小说集，赵景深先生称此集“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最勤”[9]。

其三，小说史料学的构建。小说史研究具有史学研究的特征，注重历史文献，如果没有信实的历史资料和实证的文物作为依据，对于作家作品的辨析、考证就缺乏充分的论证，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鲁迅先生研究古代小说不仅注意作品的辑佚、考证，而且也非常重视小说史料的搜集。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先生为了讲授中国小说史，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原著以及大量的笔记、野史，获取第一手资料，1926年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即《小说旧闻钞》。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结集，不仅对《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等37部小说进行了个案的史料整理，而且从总体上把握了小说发展的源流、评刻、禁黜、杂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书中所搜集的唐宋以后的41种史料是从92种书籍中抄录出来的，然后细细地分类，附加了34条按语，补正了史料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小说旧闻钞》为小说史料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其后的《中国小说史料》(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发达史》(谭正璧编)等皆受其影响。

鲁迅先生小说研究所采用的历史考证方法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总结的清儒家法，采取乾嘉学者治经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说，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著述打下了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这种治学方法直接承继乾嘉学术，但在研究视野方面又超越了清代学者。

二

鲁迅先生在致台静农先生的信中写道：

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10]

这段文字绝无贬低郑振铎先生《中国文学史》的用意。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将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词曲史》、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皆视做资料，而不作为“史”来看。他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独到的“史识”的基础之上，以正确的文学思想评判文学现象，构建具有思想的学术体系，而不是资料的编年。鲁迅先生以这种文学史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当时现有的几部文学史，其实这也是其《中国小说史略》著述的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所说的“史识”也就是历史现象的批判，是鲁迅先生历史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运用，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小说史研究以时代为经，以小说的流派为纬，以发展的唯物史观评判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小说史研究方法的著述散见于其论著中，不太系统。1935年谈及文学史写法时曾经说过：

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不过外国的文学者，作品比较的专，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所谓作家，什么都做一点，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不至于将一个作者切开。中国的这现象，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我想，做起文学史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入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11]

这段文字所论述的文学史的编写方法，同样也是鲁迅先生构建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体系的经验之谈，他至少从三个方面概述了文学史的写作方法。一是文学史的写作应以时代为经，以各个时代的文章形式为纬。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研究，而对于文学的概念、特征不作分析，免得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混为一谈。三是作者的归类，以其文学成就的高低及其作品的形式进行归类。鲁迅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小说史的研究，能够把握住小说的生成、发展、流变分析小说嬗变的进程，认识不同时代的小说发展规律。

在研究小说这一文体时，首先涉及的是小说的起源问题，鲁迅先生是从史志入手的。《汉书·艺文志》称“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小说书籍，而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萌芽应远在这些史志问世以前。鲁迅先生的同时代人多认为小说源于神话，而他认为小说源于劳动时的休息。人们在劳动中以歌吟自娱，休息时则以口头谈论的故事消遣闲暇，这就是小说的起源，这一提法与文学起源于劳动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些民间故事得到稗官的整理，从而导致这一文体作为文学形式出现，被人们称做短书，但还没有独立的文体意义，依然隶属于子书或史书，故此鲁迅先生称其“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12]。六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盛行，但六朝人并非有意识地利用小说这一文体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情感，而是将一些怪异现象或奇人逸事记录下来。唐人始有意识地利用小说这一文体抒发婉丽之情，因此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3]唐人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将小说这一文体从子书与史书中凸显出来。《新唐书·艺文志》将《隋书·经籍志》中史部所载六朝小说皆归入子部小说类，可知鲁迅先生的论述颇为正确、简洁。

明清时期的小说发展是相当繁盛的，小说作为独立的文体已与诗、文、词、曲抗衡。鲁迅先生面对众多的小说作品，仍然把握住小说的源流发展，根据小说反映的内容将此分为不同的流派，分清主次，有详有略地进行论述。如对明代小说的研究，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相比，通俗小说是小说发展的主流，所以鲁迅全面地论述了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把它分为讲史、神魔、人情小说，以重点作品提纲挈领，对于流派的研究不仅放在小说史发展链条上去分析，而且对于其代表作品作详细的解读。

总之，鲁迅先生以时代为经，流派、作品为纬，勾勒出小说史的发展脉络，注重小说发展的流变，准确地把握了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

2.知人论世，整体全面地分析问题。鲁迅要求人们研究文学作品时，将作品、作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在《“题未定”草(七)》中谈到：“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这种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全面地认识问题的方法，鲁迅先生相当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他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曾谈到：“盖世之评一时代历史者，褒贬所加，辄不一致，以当时人文所现，合之近今，得其差池，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一人，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论始云不妄，略有思理之士，无不然矣。”[14]综合而论，也就是把作品、作者放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仅以《金瓶梅》研究为例进行说明。

《中国小说史略》中的《金瓶梅》评价，既没有因其淫荡情节描写而贬低其文学地位，也没有因其世情的细致描绘而张扬拔高其艺术价值。首先，鲁迅把《金瓶梅》放到小说发展之中考察。《金瓶梅》一书叙写西门庆的发迹史，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描写，这种世情小说继承了宋人白话小说的“银字儿”。“银字儿”小说多是写人间的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泰，同时间杂因果报应。《金瓶梅》的创作方法是宋代白话小说的发展，在文学价值上远远超越宋人小说，揭示的社会面更加广阔，暴露的社会矛盾更加深刻，描写也更加细致。《金瓶梅》一书开后代世情小说之先河，其后的《玉娇李》、《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皆受其影响。其次，作者具体分析了《金瓶梅》一书产生的社会因素。《金瓶梅》书中的淫秽情节是历来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鲁迅先生分析了这种情节产生的社会根源：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慕，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士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15]

鲁迅先生深刻地认识到《金瓶梅》作者的艺术表现源于世态写实，“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时涉隐曲，猥黩者多”[16]，对于此书在小说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3.比较。比较是学术研究中常常采用的方法之一，它能够清楚地认识文学现象的本质，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于文学作品的学术价值作出合理、科学的评判。鲁迅先生认为：“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17]这种比较的方法是鲁迅小说史研究中常常运用的方法。

首先，鲁迅善于对某一小说流派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其艺术审美特征。仅以他的讽刺小说研究为例，鲁迅论及讽刺小说时写道：

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其近于呵斥全群者，则有《钟馗捉鬼传》十回，疑尚是明人作，取诸色人，比之群鬼，一一抉剔，发其隐情，然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8]

鲁迅先生对晋唐以来的讽刺小说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通过细微的比较，提出了讽刺小说的审美特征。一是“秉持公心”。鲁迅先生向来反对那种挟私怨而泄私愤的文学创作，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堕落。如唐人传奇《周秦纪事》，虽题为牛僧孺撰，实为李得裕门客韦瓘所著，文中叙及牛僧孺与唐室后妃冥会，在表述方法上颇为不敬，称当朝皇帝为“沈婆儿”，这种卑劣的手法意在排陷他人，毫无公心可言，像这样的作品不能称做讽刺文学。《钟馗捉鬼传》根据作者的好恶及道德评判标准，对各类人物进行讽刺、嘲弄，不能保持公正之心，秉笔直书。而《儒林外史》却能以真实的社会生活为基础，让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为自己的人格作注解。如写张静斋、范进到高要县打秋风遇严大一节，严大吹嘘自己如何仁义、礼让、忠信，正当此时，忽然仆人来告知清晨所关的猪被猪的主人索要，为此，严贡生凶相毕露，大发雷霆之火。由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为的矛盾展现出人物的内在品质，其中不见作者的有意褒贬，则知严大的道德人格。二是婉而多讽。以往的讽刺小说多直接表述，采用夸张、调侃的方法进行讽刺，而《儒林外史》追求婉曲的艺术手法。如写马二先生之迂腐，不是以概念性的语言去诠释，而是将其置于西湖的秀丽景色之中，此处不见文人之诗情意趣，只见其索然无聊地游览，马二先生的迂腐跃然纸上。这些讽刺文学的审美标准是通过讽刺文学作品文本的比较而总结出来的，相对于其他古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足称讽刺小说，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最高成就。

其次，鲁迅先生对小说的创作特征等进行比较，并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奠定了小说类型学研究的基础。

鲁迅先生著述中国小说史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还是混沌一片，有待研究者进行梳理、分类，鲁迅先生根据各种小说的内在特征进行了科学的归类。如对于六朝小说，将其分为志怪、志人两大类。顾名思义，志怪所记皆是怪异神鬼之事，志人所记皆是人间言行，二者在创作动机、表现方法上皆不同。在中国远古时期，由于人们无法正确地认识一些怪异的社会现象，只能借助于鬼神来诠释，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巫鬼文化。秦汉时期，巫、方士并行，各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及生命现象。当时的人们将鬼事和人事混为一谈，将怪诞之说作为事实来记载。魏晋时期由于佛教文化介入中国，佛教徒为了传播佛教，将佛教系统的教义与中国巫鬼文化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将中国原有的巫鬼文化推向新的高潮。当时的文人或佛教徒，对这些怪异故事进行整理，故此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相对于志怪小说出现略晚。东汉末年，很多文人名士有感于政治的黑暗，出于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感而热衷于臧否人物而议论政治。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当政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很多名士因为受到执政者的压制、迫害而转向老庄哲学，崇尚自然，保身全生。人们也由品评政治转向玄理的辩难，这些清谈琐语是志人小说的主要内容。志怪、志人小说的分类，是对于二者的内容及创作的动机进行比较之后划分的。故此鲁迅先生论述到：“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遗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19]又如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分类。1920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大略》油印本，没有把讽刺小说从谴责小说中独立出来，而在1924年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将讽刺小说列为独立流派。这说明鲁迅先生不断地深入探讨，对于各种类型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论述更加精当、科学。谴责小说似与讽刺小说相同，二者都体现为对社会的批评，但二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鲁迅先生认为：“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20]鲁迅先生把握住小说的内在特征进行分类比较，为小说类型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研究中国小说史的理论方法符合历史唯物史观，把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置于复杂的社会形态中去考察，不仅以发展的观点认识中国小说生成、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认识到这一文体并不是孤立的，是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文化潮流或社会风俗等情况相联系的，并且从这些相互联系中分析历代小说的产生和兴衰，探讨了小说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鲁迅先生将作家、作品置于小说发展史中进行研究，评价其文学地位，有意识地建立起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体系。

三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独立的准备阶段与小说体系的构建阶段。独立的准备阶段主要运用清儒的研究方法，对于古代小说文本及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搜集。小说体系的构建是指鲁迅先生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以他进步的小说史观考辨、分析小说作者及其文本，梳理小说的发展源流，这两个阶段是前后统一的。如果没有丰富的小说资料作为基础，根本无法构建小说史的研究体系。如果抛开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及其正确的文学史观，也无法超越清儒及其同时代人，构建小说史的学术研究规范。

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史的贡献源于他历史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他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文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儒家礼乐文化，重在传播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小说虽有助于封建教化，但依然被视做小道而遭到排斥。鲁迅先生致力于小说研究，充分认识到小说等俗文学是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他在《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一文中谈到：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鲁迅先生认识到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是以儒家的礼乐文化为主，文学也以体现儒家礼乐思想的“雅文学”为主，它“文以载道”的文化价值取向意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于平民百姓采取瞒和骗，在道德教化中承担了重要的教育职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鲁迅，深深体味到民族衰弱、国家贫困、政治腐败的耻辱，弃医学文，意在通过文学唤醒愚昧的国民。而中国文化以官方专制的封建文化为主体，以“温柔敦厚”规范世人，缺乏自由精神的宣传，所以鲁迅先生对这种道德文学非常反感。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对屈原的态度可窥一斑。“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先生认为，屈原的作品虽然文辞优美，但缺乏反抗精神的颂扬。由于官方的史书粉饰遮掩，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的真相。如果想了解中国古人的灵魂，只有从野史或杂记里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文化。所以，鲁迅明确告诉人们，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读野史杂说。在这种文学思想驱使下，历来为人们鄙视的小说为鲁迅等新文化建设者所看重，并且把这种俗文学纳入自己的学术研究范畴，运用历史唯物史观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

与鲁迅先生同时代的著名学者胡适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瞩目的，以小说考证的精详、谨严而论，可以和鲁迅先生相提并论。其《红楼梦》等专题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说超越了同时代人。鲁迅先生注重小说体系的构建，没有拘泥于单篇的细致考证，哪怕是他研究心得颇多的《唐人说荟》也没有进行逐篇的辨析。胡适先生善于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作详细的考辨。如《红楼梦》研究，胡适先生对于小说的作者、生卒年、家世成书等做了大量的精细考证工作，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叙性的小说，对于索引派那种旧红学的研究方法给予了批评，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局面。从1920年到1933年，胡适先生在短短的14年间，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12部传统小说作了30万字左右的文章，其考证绝不亚于鲁迅，甚至高于鲁迅。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称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胡适长篇小说的考证文章颇为精当，学术价值较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极大。与鲁迅先生不同的是，他不着眼于小说史的整体研究和艺术规律的探讨，这与他的个人学术研究视角、兴趣、理论方法是分不开的。胡适先生的这种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他所提出的一些学术研究方法是值得思考的。首先，胡适的小说研究建立在“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之上。他对于《红楼梦》等小说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总结文化遗产，而是意在为青年学者整理国故作一个学术范例，要求青年人多研究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以整理国故抗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胡适认为：“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世，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21]胡适的学术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和清儒实证考据的结合，具有科学的求实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可是胡适常常打出“为学术而学术”的招牌，标榜整理国故只为研究历史，这种理论方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缺乏深刻的认识。其次，胡适先生的一些小说研究论断是错误的，是由于研究方法运用不当造成的。胡适先生的小说考证注重资料的翔实，文史互证，考辨文献的真伪，对于作家作品的考证颇见功力，为小说研究作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但在小说艺术价值的评判方面，由于他不是文学创作者，对于很多小说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缺乏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不高，甚至认为《红楼梦》毫无价值。他研究小说注重考证，在这一独特的范围内，利用史料考辨作家、作品、社会，显示出他独到的睿智，但一旦将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小说的艺术形象世界，他就无法用文学创作的思维去分析形象的典型性，以一定的文学理论去评判小说的艺术价值。因此，胡适先生的一些论断难以让人信服。如将《红楼梦》视做曹雪芹的自传，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胡适的考证方法无法对艺术规律、文化价值作出准确的评判。鲁迅先生则与他不同，他不仅熟悉传统的考证方法，而且又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创作家，对于小说的创作规律、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能够准确地关照。在他研究小说史时，自然地将资料整理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对于文学遗产的历史价值、审美文化价值等作出科学的论断。所以说，鲁迅先生小说史研究的成就远远高于他的同时代人。

鲁迅先生的小说史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考证方法，即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然后对于作品、作家等进行考辨。二是理论方法，即以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础，将文学作品置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考察，对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两种方法不能割裂，考证方法无法阐释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也无法解读作家的创作心理。理论方法无法用来辑佚、校勘、鉴定版本，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是鲁迅先生治学的成功之处，致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小说研究者，构建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体系，为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思路。直到今天，小说研究者依然以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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