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话题,很容易被当成老生常谈,或者被看做幽灵不散的文学社会学论题乃至政治命题来对待。但与这个话题是否具有文学理论上的恒久意义相比,它的不断出场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当作家们一度认为已经摆脱这个有政治化嫌疑的重负,在“文学性”的坦途上飞奔的时候,来自当下对文学的期许以及因为期许落空而对文学创作的失望,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捡起这个看似陈旧的话题。晚近关于“文学终结”的论争、关于“文学性”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问题的变体和回应。①这其中,一直缠夹不清的是有关文学性和现实的不同理解,集中表现在对文学真实/生活真实、个人经验/集体经验、写什么/怎么写等几对看起来有些陈旧的概念之关系的不同判断。

一

“文学与现实”成为一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当代文学实践与现实期待之间出现了偏差。毋庸置疑,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以后,经过二十余年强调自身独立传统的努力,很快就面临另一重尴尬的处境。这个尴尬处境最鲜明的表征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力和苍白。这么说虽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总体上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一方面在切入当下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上,无论相比现代文学还是相比世界文学都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即使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当代文学在形式也即“怎么写”的问题上潜心营造,虽然有很大长进,但也没能出现巴特所希望的那种革命性效果。耿占春曾经提到过当代文学的“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发现:虽然写重要事物的人会增长权力感,但写不重要事物的人也容易落入趣味性写作的俗套,在强调文学“介入”的萨特和强调“怎么写”的罗兰•巴特之间,并不是一个文学观念简单的线性发展。他满怀忧虑地表示,“谁能肯定纯粹的趣味不是在对邪恶装聋作哑呢?”②很大程度上,这种忧虑在当下已经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现实,也正是新世纪文学无法绕过的诸多问题之一。

不过倘若单纯从作家这一方面来看,尚不足以凸显当代文学疏离于现实这一问题的迫切程度。因为质疑文学创作与当代现实的疏离,很容易招致作家们的误解或者腹诽。一般来说,作家的状态通常是自在的。但这个自在的状态很容易使作家局限在某个相对封闭的时空。我们应该强调这是个相对封闭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面,作家个人可能并不觉得封闭,他觉得自己已经向这个时空打开,这其中当然也是有现实和经验的,甚至某些时代性的经验,他据此创作的文学作品似乎也就不能说与现实无所关联。然而,我们知道,时空的封闭与否,作品是否疏离于现实,不能简单地以其内含经验的多寡来判断,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个时空和作家对这个时空的判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评判是不是开放的或者有效的。贺桂梅曾借用F•詹姆逊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洞穴”比喻的援引③指出:“事实上也可以说,这种洞穴式的境遇也存在于80-90年代纯文学观念(也包括总体文学格局)中……”④这就是说,当代文学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盛行的纯文学观念,更可能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我镜像,他们对身处现实之外的洞穴中这一境遇不自觉,反而把自己投射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子误认为现实中的人群。

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直到当下,正是一个时空转换或者时空杂陈的时代。各种价值理念,死的和活的,“左的”和“右的”,真实的和欺骗的,有效的和无效的,等等,都会以各种面目出场。当然,它们在新的商品化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下,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由主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而是仿佛由个体自由选择。这样一来,人们(当然包括作家)就很容易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在价值多元时空中的自由选择。孰不知,这个所谓的多元时空已经内含着某种更为复杂也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只要作家一己的自在时空不能有效地构成对这一新意识形态的冲击,也就具有了相对的封闭性。简单地说,作家的自在状态有时候其实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虽然当代作家发现事物的能力似乎远胜于前,然而这多数发现仍是局部和散在的,并不能对现实产生有力的批判作用,也就缺少介入现实的能力。

使得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得到凸显的因素更主要的来自作家群体之外。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期许,他们对现实中某些重大问题的关注和忧虑,使他们对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文学就会有相对迫切的要求。需要澄清的是,这并非仅仅来自知识分子对过去某个文学辉煌时代的幽灵式的缅怀,而更多地来自对现实文化处境和文学所担负使命的判断。另一方面是文学市场的反应。这个内含着文学接受的文学消费空间急剧萎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所谓“纯文学”作品销量和读者数量的迅速减少,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作品对现实介入能力的欠缺,而不能仅仅归罪于读者品位的庸俗化。也就是说,这个文学消费空间的萎缩绝不仅是由于市场挤压那么简单。正相反,作家更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文学作品只得向由商业主导的消费文化忍气吞声以求得苟活,而不能形成对市场挤压的有效回应,并因此而给读者以判断和思考现实的力量,甚至引导读者创造新的文化呢?

指责当下文学缺少介入现实的能力,对当代作家们似乎有欠公允。不过反过来,这也正是人们对作家和文学的期许。有期许在,就表明人们对当代文学表示失望的同时还依然葆有希望。同时,对当代文学创作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就应对现实的能力而言,一些作家悄悄发生的变化正表明这种能力的重现。比如王安忆近年的创作转向,贾平凹最近的《秦腔》,上个世纪90年代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直到最近出版的《兄弟》等作品,王蒙的新作《尴尬风流》以及一些年轻作家如陈应松等人的创作,当代诗歌写作中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动向,甚至90年代后期“个人化写作”中出现的某种可贵的忠实生活经验的现实精神,都是不可忽视的尝试介入现实的文学力量。只是与作家们在时代文化时空中所占据的话语权地位及其所应产生的影响相比,这力量还是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因为我们发现,即使这些可贵的努力也仍不时为“文学自足”的观念所牵制,不能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形成一种自觉有效地介入现实的理念。我们有必要提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承认介入现实是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但认为必须先完善“文学性”。我们可以理解这种观念背后的隐忧,即担心倡导文学介入社会现实会走向相反的一面。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文学性”和介入现实之间,并没有先后之分。相反,固执大胆地将一段历史空间划出来留给文学实践以完成自足,这仍然没有逃脱詹姆逊所言的现代性“洞穴”。更何况,新意识形态的逼迫非但没有给文学留下这样的自足时空,而且正力图给文学构筑一个自圣的虚幻殿堂。

二

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处理一个看起来更像文学内部研究的问题,即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因为要想说服作家、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甚至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这个问题的处理就十分重要,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习见会成为他们为纯文学性辩护的一个理由。

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是经典文论中的经典问题。在文学不得不服从现实指令的时期,人们一般总是会强调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强调文学中的现实是遵循作家心灵和情感的逻辑或者故事逻辑(虚构法则)的现实。作家对生活经验和现实的拣选和编织,可以呈现出与生活现实不同的状态。这个说法本身自然没什么大问题,的确也是文学创作的某种规律。在强调文学自足性或者说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这两种真实之间的区别往往更容易被人们奉为圭臬。这在特定的时期不仅无可厚非,因为彼时强调区别也正是一种争夺文化生存权和领导权的方式,所以应该充分肯定。但值得警惕的是,人们不能因为对区别的强调而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形成遮蔽。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话语体系的变革,强调文学虚构与现实的区别,越来越显示出遮蔽生活真实的负面效应,结果是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疏离。

其实,在根本层面上,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间的区别正因为两者之间的深层联系才有意义,否则,再明显的区别也只能在现实面前成为一个苍白无力的手势。当然,人们也会提到一个经典的论述,即文学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而又高于生活真实。亚里士多德提到“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⑤作家要有通过具体事物表现普遍性的能力。这句经典的话语在最终极的层面上或可成立,但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人无疑是理想作家的楷模,那甚至是一个可以与造物者相类的终极主体。我们今天已经能够接受下面的说法,作家的真实也是某个视点的有局限的真实,而未必就真正具有高于生活的普遍性。作家必须对自我经验的局限性有所自觉,如此才能不断自我反思,才能成功地走出那个充满迷惑的影像的“洞穴”。然而,当代很多作家的确已经很明显地附着在某些僵固的“普遍性”(如一厢情愿的“文学自足”、“个体即世界”等等观念)上面,而丧失了对变化中的具体历史时空的理解和把握。

由此,如何使出现在虚构作品中的真实保持与生活真实的深层联系,就是处理“文学性”吁求与介入现实的使命之间“矛盾”的关键。这里,我们可以借用T•S•艾略特一个概念——“事实”。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指出:“我所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批评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度发达的事实感。……任何一本书,任何一篇文章……只要它们关于一件艺术品提供了哪怕是最平凡一类的事实,就是更好的一项著作,胜过期刊或书籍中十分之九的最自命不凡的文章。”⑥艾略特这里所说的提供“事实”的批评指的是作家的批评文章以及作家在创作中通过自己的手艺(加工、砍削、组织材料)所体现出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批评”。这个“事实”当然不就等于生活现实,它同时把文学艺术自身隐秘的“事实”规律囊括在内。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艾略特这种说法并非鼓励所谓的文学自足,而是从反思和批评浪漫主义以来文学和诗学观念(诸如风格上的个性化,更毋论题材上的个性化)角度提出的。他的“事实”是一个更大的“体系”中的事实,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最外面的领域”更外面的领域。也就是说,文学创作隐秘的“事实”并不只是作家个人生活和所掌握的艺术观念那个小天地,而是作家自觉进入的在观念和表层现实下面流动着的 “事实”的河流。在这条“河流”里面,艺术创作规律与人类生存规律“水乳交融”。在艾略特看来,这个作为“真理”的“事实”,甚至是我们所无法完全掌握的,但就是这条河流容纳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说,在 “事实”这个层面,文学真实流淌在生活真实的河流里面。因而,我们可以说,只有这种能自觉走出“个人化”和“纯文学”观念的文学才能提供“事实”,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有效面对进而处理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的“矛盾”。

也因为存在这样的“事实”之流,我们同样应该反对那种轻易完全放弃“文学性”追求的做法和“文学终结”的说法。我们不应该急功近利地指望文学一下子切中肯綮地抓住现实或时代的关键问题,这一方面不那么现实,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事物真实状态本身的僭越。文学作品必然要通过呈现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而对生活真实既记录又把握,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当代理论家吴炫的一个关键概念——“穿越”现实。⑦就我的理解,“穿越”应该是对附着在具体事物上面的形形色色文化观念的穿越,进而达至对某种活的经验的捕捉,在个体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开放的联系。这种捕捉本身实际上起到抵达某个更真实的历史时空中事物真实状态的作用,而同时,个体的艺术创作也因身处现实中潜在流动的“事实”之流,而显示出独特但又恒久的魅力。甚至我们可以想得更远,文学真实一方面应该具有“穿越”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应该具有“淹没”现实的能力,其实更准确一些,应该说是文学忠实地记录了具体事物真实状态及其现实要求,从而淹没了现实境遇中某些看似权威的框架和格律,由此,进一步的社会变革和创造才能从文学中得到某种可贵的资源。

当然,相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而言,新世纪文学所展示出来的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也即对生活真实中某些局部经验的把握能力,总体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似乎可以说,在生活真实进入当代文学作品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乐观。不过这种乐观是比较可疑的。因为当代文学中多数作品对具体经验的记录,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种“穿越”并“淹没”或者说漫过现实的能力。穿越和漫过其实就是对边界的打破,就是对钳制性时空的逾越。所以,当代文学作品虽然大量地写个人生活志,写民族志,但通常都非常容易地被转换成某种文化符码,为现实中新的意识形态力量所编织,起到装点而不是打破和逾越现实边界的作用。

三

当然,展示具体事物真实状态及其吁求的文学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文学,这个要求对文学也差不多是一个最高的要求,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将对“文学性”的追求与之合一。然而,即使不以这个最高要求来衡量,当代文学仍然难以逃脱“与现实疏离”的诟病。我们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次第出现,比如新的社会分化,三农问题等等。而与文学实践者关系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转型背后伴随着各种文化力量的重新洗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文化领导权的重新争夺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因为蒙上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等类似物竞天择观念的面纱而显得不那么政治化。但是倘若我们想到葛兰西早在上世纪早期提到的文化霸权⑧问题,面对这一过程就不会显得那么被动和不自觉。在当下境遇中,新世纪文学倘若迷恋于新时期文学一度创造的所谓高雅和独立的时空,显然就会变得像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没落贵族一样,最终只能在自我抚摸中走向死亡。

当代文学中矛盾最突出的问题也许就是展示个人经验和传达集体经验在文学作品中的权重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作家的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以及不同作家的个人经验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而正是对这种不可通约性的展示带来了文化思想之新的可能,带来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但我们要说的是,假如作品中呈现的个人经验连组成和影响社会和文化空间的主要变化、主要问题都没能有所观照的话,这不可通约的个人经验是否有效?这并非要求作家们都去写三农,都去写贫富分化,也不是反对他们写都市生活中的男男女女欢情薄爱,更不是反对他们写非常个人的困惑和发现。我们有理由质疑的是:当时代生活现实中某些重大问题直接导致作家个人自在时空显得可疑的情况下,作家们有什么理由心安理得地摆弄自己的情调?确实如此,当代文学中大多数呈现个人经验的作品很大程度上都陷入了情调的圈套而难以摆脱。这样的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固然不可通约,可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甚至具有反面的意义。反过来,我们要强调新世纪文学应该加强集体经验的权重,不过这种加强并不意味着要求作家都直接去写重大问题,也不是要求他们一味认同集体经验,而是希望作家尊重现实中的集体经验,使自己的个人经验保持对集体经验的开放性和对话性。开放和对话,这两者至少同等重要。意大利符号学家、文学理论家艾柯曾经发明了“模范作者”这一与“经验作者”相对的概念。在他看来,“模范作者”是自觉地既对自己的创作经验总结又不断意识到自己经验域限的作者。他认为:“没有人能活在瞬间的现在里;要感谢我们连贯的记忆,让我们不管把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历史和神话)事情和事件连接起来。”“如何处置小说闯入生活对历史的影响力?我不想说我在小说林中的漫步能拯救当今世界的悲剧。然而,这些漫步让我们了解了小说塑造生活的机制。时不时的,其产生的结果会天真愉悦……但另一些时候,生活被转化成了噩梦而不仅是梦。厘清读者与故事、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能让我们配出一剂药方来治疗昏睡中的理性,正是它催生出怪兽。”⑨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生活现实在虚构程度上并不弱于文学作品,而前者的虚构能力甚至正是对文学虚构的仿写。在艾柯看来,“一个无可辩驳的虚构性信号并不存在”。因而,作家有必要对自己所坚执的“文学性”不断反省,敢于打破自划的边界,向更广大的生活经验开放以求得更具“穿越”效能的文学能力。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个人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是具有可通约性的。而人们对康德的共通感的理解也就不应该只是天才和形而上的,它必须通过作家对广阔现实的自觉开放和对话孜孜以求。如果拿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当代文学恐怕很是差强人意。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们呼吁接续“五四”文学传统就有很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五四”文学乃至“左翼”文学精神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它们介入现实的勇气,不能因为对文学自足性的强调就将其一笔抹煞,而我们更应该有“火中取栗”的勇气来再次面对这些珍贵的文学经验。

其实与此同时,对于这个要求,即使作家们再不情愿也已由不得他们自己。排除市场挤压的因素,读者们的选择已经能够说明一切。况且,即使文学实践者们认为读者们是盲从于话语权的把持者(在当代这个把持者更多的是商业传媒),他们也应该意识到话语权(也就是文学领导权)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没有披荆斩棘的主动争取,就一定会旁落他家。

四

毫无疑问,当代文学必须重新获取介入现实的能力,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个介入甚至不应该是消极被动的。当代文学不仅需要在题材选择上有明显的改观,需要出现一大批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同时,在“怎么写”的所谓形式问题上,也应该朝着罗兰•巴特所期待的那种革命性效果努力。个人经验依旧可以也可能成为当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但无论对于传达个人经验还是呈现集体经验,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极为重要。

当然,怎么写和写什么也并非互相分离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缠绕在一起,并不能切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二元分立。艾柯倡导“开放的作品”,巴赫金要求小说的“对话性”,都不是形式主义那么简单。⑩同时,就文学创作经验而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经验也不是无迹可求,文学传统中依旧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资源。2005年7月初,王安忆在上海一个现代文学国际研讨班{11}的演讲中谈到她的一个发现,她通过对曾获诺贝尔奖的挪威小说《拓荒记》以及《鲁滨逊漂流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作品的阅读,发现这些作品在诠释人物和故事时有一个共同特点——作品主要人物的“生计”问题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而当代很多作家(甚至从刘索拉开始)在表现个人生活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她认为,作家写个人生活所展示出来的情调,如果没能合理解决生计问题,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其实,这并不只是中国当代现实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叙事艺术的本源性要求。德国理论家奥尔巴赫在他著名的《摹仿论》中提到《奥德赛》中一个场面:奥德修斯远行归来,他的乳母女仆欧律克勒亚在给他洗脚时通过他腿上的一块伤疤认出客人正是自己的主人。而就在这个几乎是全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处,荷马采用了一种奇特的讲述方式。他中断了对事件发展的讲述,反而花了大量的诗行无微不至地讲述奥德修斯腿上这个伤疤的来由。奥尔巴赫认为,在荷马史诗中发生的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都不是被处理成悄然发生的,在各个事件的环节之间的联系被交代的十分清楚,任何地方都不会留下不明不白的表达,不会有疏漏和裂缝,不会有可以继续深究的地方。{12}这个阅读经验应该能给当代作家一个提醒,作家如果要讲述现实经验,就不能随随便便没有考究。而其实,笼罩现实的这个新的市场化的意识形态,正好有很多裂缝,这些裂缝恐怕正好就是具体事物经验及其吁求流溢出来的通道,也是文学展示自己文学性力量的契机。当代文学要介入现实,并形成对现实的“穿越”和淹没,因此也就并非一厢情愿的空谈。

对裂缝的发现同时也仰仗于作家(也包括一些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所处社会文化语境的自觉,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真正走出经典文论构造的文学空间,而把自己的创作实践置于当下的场域。这样,对文学消费、文学接受、商业文化、传媒等等问题的思考,进而对文化领导权的思考,才可能会被他们真正纳入文学实践当中。如此,当代文学面对现实才可能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不那么被动,做到游刃有余。

①《文学评论》2001年第一期刊发了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J•希利斯•米勒的一篇文章。这篇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文章随即在众多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引起波澜,很快引起国内学者如童庆炳等人的激烈反响,童庆炳针锋相对地以《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对话》(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一期)为题提出相反的意见,为文学独特的价值也更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自足性努力作出辩护。2001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研讨会上,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一度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似乎仍在继续。

几乎与“文学终结”论争同一时期,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探讨也成为批评界的热点。2001年第三期《上海文学》发表李陀的访谈《漫谈“纯文学”》。李陀认为,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过积极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在90年代成为文学的主流观念以后,实际上已经制约了作家、批评家以文学(文学研究)介入现实变革的能力,而90年代“个人化写作”被抬到了不恰当的位置,因而对“纯文学”观念的反省势在必行。此后,众多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王晓明、蔡翔等曾经发起和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和“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也发表了相近的看法,强调文学应当敢于越界,走出自设的牢笼。这一话题一直到当下仍在进行当中。

与此同时,从不同途径进入并提出“文化研究”的诸多学者,也从不同立场对文学的“自足性”提出质疑。一些学者如周宪、陶东风看到,大众文化兴盛而纯文学没落的现象已经证明基于文学自律和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存在严重的问题,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大众传媒等文化语境的环节以及种族、性别等问题必须被纳入甚至可以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而王晓明、汪晖等学者则从文学对社会应担负的责任和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传统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或有成为“新意识形态”的共谋者,至少已经不能干预社会重大变革,实际上同样背离了现实和民众,文化研究则是突破传统文学研究域限的可能途径。

②《新时代的忍耐》耿占春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13页。

③关于“洞穴”的隐喻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向听众描述了一个地下洞穴,里面的囚徒被束缚着,在他们后面和头顶有烈火燃烧,在他们和烈火间的道路顶端竖有屏障,在屏障后面有劳作的人和动物。苏格拉底说道:“你们认为这些囚徒除了能看到火光在对面墙上投下的影子以外,还能看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伴吗?”转引自《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詹姆逊文集4•洞穴之外》[美]F•詹姆逊著,郭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42~243页。

④贺桂梅《文学性:“洞穴”或“飞地”——关于文学自足性的简略考察》,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⑤《诗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81页。

⑥《艾略特文学论文集》[英]T•S•艾略特著,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第74、76页。

⑦“穿越”这一概念是吴炫“否定主义”体系的关键词之一,这是一个区别于“超越”(高于现实)的概念。相关内涵见《否定主义美学(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以及作者的相关论文,如《论文学对现实的穿越》(刊于《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等。

⑧“霸权”这个概念的内涵可参看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北京:三联书店,2005)一书这一词条的解释。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既包括了传统的政治霸权(又称支配权)的含义,又没有“局限在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事务里”,而是试图描绘一种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意识形式的一般事实或常识中的支配权,同时,人们也可以通过创造另一种霸权(领导权)来实现社会变革。

⑨《悠游小说林》[意]安贝托•艾柯著,俞冰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139、149页。

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批判的产物。相关论述见《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巴赫金全集》2、5卷,[前苏联]巴赫金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2005年7月初,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举办的“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暑期国际研讨班邀请,王安忆作了名为《当代小说处境》的报告。相关内容亦可见《忘却生计:王安忆访谈》(《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34期)。

{12}《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德]埃里希•奥尔巴赫著,吴麟绶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