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度“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关键词】 张爱玲/消费主义文化/小资/庸俗化/消解

她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上海的通俗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雅俗共赏的作品而成名，在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销声匿迹，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浪潮中被主流学术界请进文学史并获得高度评价，在世纪转型期的消费主义文化浪潮中成为了小资的文化偶像、消费符号。这就是张爱玲。本文要探讨的，是大陆的第三次“张爱玲热”的成因和特点，描绘并剖析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一、作为消费符号的张爱玲

如同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具有明显的消费主义趋向和消费主义文化特征，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掌控权。消费之为消费主义，是说消费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不断制造欲望、不断刺激欲望、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欲望号街车”穿行在中国城乡，成为了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裹挟进去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简要概括为“消费至上”。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中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主要的不仅是对物质欲望或需求的满足，而是一个人的趣味或社会地位的象征。他指出：“受制于特定趣味的消费实践不只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而且提供了一种认同于各自地位和身份的方式和途径，就此而言，消费也就是社会格局、地位、身份等权力符号及结构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即创造社会等差序列的‘符号型暴力手段’。”[1] 这就是说，特定人群的消费方式是其地位、品位、时尚、幸福生活观念的表征，某种消费品和消费方式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不仅物质产品的生产受制于消费主义原则，而且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也受制于消费法则。在文化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制造充分具有符号引领功能的文化符号是其应有之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传播媒介也日益具有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传播媒介日益注重大众的消费需要，对休闲娱乐等生活内容及相关消费的大肆渲染，充斥荧屏书肆。新富阶层、成功人士、各类明星的生活习惯、服饰打扮、隐私生活以及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了许多媒介报道和传播的重要内容。传播媒介使他们成了消费的对象，也使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的标志和符号。近些年来，文化精神产品的消费屡屡出现一味追求时尚、跟踪热点的情形，如易中天热等，也明显带有消费社会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常态范围，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有人也许不读张爱玲作品，却早知张爱玲的大名，熟知张爱玲的逸闻妙语。更普遍的情形是，“误读”和“浅读”张爱玲，忽略其深刻的人性探寻和别致的审美创造，把张爱玲“明星化”、“小资化”。她的传奇经历、她的爱情悲欢、她的日常喜好、她的华美而苍凉的作品、她的俏皮话，一方面是出版业、影视业的卖点，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小资阶层竞相追逐效仿的热点。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度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文学本来是面向大众的，没有受众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和欣赏，受读者喜爱也是评价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尺。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作家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印刷技术和报刊业的发达，现代文学越来越具有了商品属性，因此可以说所有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是要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尤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90年代以后，作家无一例外地要面向市场写作，他们的作品也就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但面向市场并不等同于迎合市场，不能一味地把文学这种审美创造物降格为一般时尚消费品。张爱玲却“不幸地”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并成为有别于其他现代作家热的“张爱玲现象”。

自新时期以来，不少现代知名作家都曾“热”过一阵，如沈从文热、钱钟书热、林语堂热、萧红热等。先是学术界对之重新评价，再是部分文学爱好者推波助澜，最后是传媒包括出版业轰炸一番。但无论从时间长度还是从走红程度上来看，热度都不及张爱玲。

为什么偏偏是张爱玲？王德威从三个方面评价了张爱玲的时代意义：“第一，由文字过渡(或还原？)到影像的时代”，“第二，由男性声音到女性喧哗的时代”，“第三，由‘大历史’到‘琐碎历史’的时代。……正是在这些时代‘过渡’的意义里，张爱玲的现代性得以凸显出来”[2] 64。从消费主义文化语境来看，张爱玲的作品被大量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她早年主创的电影也在电视台重播，在影像时代的张爱玲魅力不减，反而得到了更大的传播空间和接受效应；消费主义时代是以女性为消费主体的时代，张迷们大都为女性，女性谈张、看张、仿张写作已成为一种时尚；当代中国都市已出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某些特点，个人的、享乐的生活方式抬头，人们津津乐道世俗化的个人生活，习惯于用消费来彰显个人财富、能力、品味。张爱玲以写都市的世俗人生见长，早已有人注意到喜爱张爱玲者大都为都市中人，读者能从中窥视到旧上海的生活情形并得到想象性满足。而“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3] 26。

消费需要市场、需要消费主体、需要符合消费主体兴趣和购买欲望的文化符号。在对张爱玲的消费热潮中，它的消费主体就是一度在中国社会贬抑了数十年如今又被热捧为时尚阶层的所谓“小资”，用比较时尚的话来说，就是白领、金领或粉领。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都市，大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和职位，他们的收入虽然不稳定，但是仍能供养自己的基本需要而有余。他们可以名副其实地拥有自己的小小资产，这笔资产一般不会使他们产生要做大资产阶级的野心，但却足以产生比工薪阶层优越的自足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领导时尚的人一般都是占总人群20％的中产阶级，其中大多就是小资。

小资是时尚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和领导者，小资情调也是一种消费方式和消费形态。中国大陆的第三次张爱玲热主要就热在这些小资和“准小资”(大学生)中间，张爱玲被他们视作小资鼻祖而拥戴，传媒也在把张爱玲“小资化”上做足了文章。

二、当代小资与张爱玲

张爱玲把她的散文称为“张看”，一语双关，早成美谈。现在人们也把谈论张爱玲简称为“看张”，已成熟语。一方面是消费主体要“看”，另一方面是文化制造商制造着一个给他们“看”的镜像，“看”即欣赏，即消费。看张者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通过看“张看”到了上海，小资的上海。上海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小资的原产地，在张爱玲写作并成名的年代，上海经过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物质扩张后，已经崛起为中国的贸易、金融、生产、消费和娱乐中心，并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都市。它的日常生活同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关，它的生活品位和步伐紧跟西方大都市，它是中国最“小资”的城市。张爱玲熟悉上海，喜欢上海人，她与上海有血肉相连的情怀，这个双重文明交织的殖民大都市是她的创作之源，是她的“本命城”，如同鲁镇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东北之于萧红。是上海成就了张爱玲，张爱玲也成了上海形象的代言人。

张爱玲是一个天生属于都市的作家。作为一个学生出身的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她具有小资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生活乐趣。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族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所以，她是把自己隔离开的，她像是隔着玻璃看着玻璃外的人生。

张爱玲的生平和她生活的城市是一大“看点”，也是一大“卖点”。近几年关于张爱玲与上海的书成了出版热门。《张爱玲地图》、《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张爱玲的上海舞台》等纷纷摆上了书店的显眼位置。《张爱玲地图》记录了作者花了八年时间寻访到的张爱玲文中所提到的老房子、爱丁顿公寓等确切地址和细节重现，让人们重温了老上海的风韵。《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完全就是借着张的名头的上海物质生活模本，其内容是到每一间咖啡馆和西饼屋细细验证张爱玲当年吃喝过的东西。如今的某些张迷谈论张爱玲买过的俄国黑面包，就像谈论《红楼梦》里王熙凤喂给刘姥姥的一口茄子羹一样，亲切而又贴心。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能爬上畅销书的排行榜，毫无疑问买书的人只是要借此窥探胡与张之间的风月情事。而作为图书购买市场的主力消费群——这些小资们的阅读口味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眼中，张爱玲的气质与小资、与上海天然相合。比如小资们乐于谈她的着装，既有名门之后的华丽雍容，又有自食其力小市民的通达。她既是小资，又是布尔乔亚，游刃于大俗与大雅之间，这才是真正让小资们折服的地方。

从文学作品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模本的重现，已故多年的张爱玲的魅力不断被挖掘出新的可能性。熟悉了张爱玲的散文、小说之后，开始了对张爱玲的生活、情感，甚至吃喝玩乐的细枝末节的追随。通过这些形式，对张爱玲的阅读再一次拓展开来了。

消费主义时代是一个影像化的时代。张爱玲的作品也被众多导演追捧，不断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张氏作品之美在于文字，人物形象多靠细节和内心描写来支撑，她的小说尖锐深刻、阴冷入骨、别具一格，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能把这些文字很好地转换成一幅幅蒙太奇，所以张爱玲作品的改编是有难度的。比较而言，把张爱玲作品改编为电影的大都较忠实于原作，比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导演和演员对情节和角色的把握都相当到位。相较于电影，电视剧是更普及也更世俗的艺术样式。但电视剧版的《半生缘》，完全没有书中人物的神韵，贱化了人物，糟蹋了原著，与其说是张爱玲版的还不如说是琼瑶版的。把张爱玲“琼瑶化”正是为了迎合地地道道的小资口味。

最违背原著的当数电视剧《金锁记》。原著描绘了曹七巧由婚前的泼辣强悍到婚后的疯疯傻傻到分家后的乖张暴戾以至变态的性格历程。它使读者触目惊心地感到，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金钱婚姻在一个遗少家庭表现得多么丑恶，对人性的戕害是多么狠毒残忍。七巧的变态性格的意义至此得到充分揭示。无怪乎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赞道：“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曹七巧身上没有浪漫和激情，她精心算计着自己的人生，在感情与利益之间权衡。姜季泽也不过是个好赌好嫖的败家子，分家之后来找七巧，完全是为了骗她的钱。而电视剧竟然把他俩变成一对不能厮守而互相折磨的有情人，七巧成了乖巧娇俏的女人、痴情勇敢的情人；季泽竟会声泪俱下地对着爱妻的尸体，发誓将终生不近女色；长安更成了为追求爱情勇于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战士；长白还是叔嫂通奸的必然结果和罪证；而把曹七巧后来的心理变态归罪于对爱情的失望而去报复她身边的人。这部名为《金锁记》的电视剧，除了人物的名字和时代简直就看不出与原著有什么关联。张爱玲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有多么瑰丽的铺陈，也不过是为了衬托灰色的人生。电视剧版的《金锁记》打着张爱玲的名义却完全背离了张的精神，夸张浅薄、粗鄙滥情。制造商借助张爱玲这个文化品牌，把《金锁记》改编成了一个符合当下欣赏趣味的通俗言情故事，张爱玲被彻底地庸俗化了。

90年代以来的小资写作(包括小女人散文)也是把张爱玲奉为偶像的。小资写作喜欢模仿张爱玲，但又与她不尽相同，他们依托和表达的是一种在90年代泛滥的白领时尚文化——一种自我装扮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他们的相互认同、相互追随中产生的，是建立在一定的职业认定、消费方式认定的基础上的。小资写作关心的绝不是那些有尖锐冲突、有大境界、有沉重内蕴甚至有焦虑和绝望的东西，而是关心所有那些新鲜事：新的流行、新的视听、新的产业、新的资本家故事……他们都看重“生活品质”，擅长用优雅、别致、谐谑、微讽的笔法写不太大众化的咖啡的美妙，写某家有很多老外的特色酒吧的情调，写某档一般小市民不会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或某个比较另类的电影导演的奇情逸趣，写写对某些食谱和有关服装的见解，写各种玩具、网球以及形形色色的“版本时尚”。

因着张爱玲的“俗”，对小资写作而言，高尚要比庸俗更见不得人。小资写作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装”字。不但在身份上装扮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是贵族后裔，而且从名字和文字中读不出其性别)，在趣味上标榜自己(似乎每个人都有着最精细的感官，仿佛每个男人都很幽默，每个女人都很可爱)，而且连其“庸俗”也是装出来的。他们更愿意装出庸俗之态来消解写作活动的神圣性。借助于高度技巧化的装扮，小资作者躲避了文化书写的诚恳，也隐匿了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已经习惯于沉浸在物质消费包装起来的幻觉中自欺欺人。即使嘲讽和自嘲，也只是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自我装扮、自我保护。

有评论家也注意到小资写作只学了张爱玲的皮毛甚至是她反感的部分，“张爱玲被错误或者片面当成了偶像。假如抽去了张爱玲的那种虚无的体验，单是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和津津乐道的都市情感体验，我想刚好是张爱玲的都市形象的反面”，“后来的很多人学张爱玲，……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张爱玲小说中消解掉的东西在他们这里努力地被还原出来”[4]。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面对俗人俗世的坦然，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提升出人生的意蕴；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玩味细节的能力，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能从细节中捕捉时代的总量。

三、过度消费即是消解

娱乐性、商业性、消遣性和休闲性是消费文化的特性和原则，它可以把任何经典文化、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产品都拿来消费一番，并进而消解其经典性、高雅性和精英性，使其成为大众咀嚼的话题和聚会的谈资，失去其庄重和严肃。杰姆逊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5] 147～148时尚文化与商业文化具有亲近的血缘关系，它与真正的文化创造无关，它本身就是消费的一部分，是财富和虚荣在文化名义下一次自我肯定，是享乐趣味得到尊崇和美化的巧妙表达，是对狭隘幸福欲念和肤浅人生愿望的精心包装和广告化诠释。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这种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6] 175。

消费主义时代商业文化有意将张爱玲塑造成文化偶像、消费符号。可以说，在文化流通消费领域中的张爱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小资的一种符号，她不再与文学有关，而是与时尚有关。谈论张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看张也变成了一种时尚。张爱玲就这样被谈俗了。

在中国，名著被误读和浅读，进而被庸俗化是一种并不稀罕的现象。《三国演义》中的人际关系被当作生存交往的厚黑学和商场博弈的生意经，《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被当作男人忠义的模范，属严重误读。读者在《红楼梦》中普遍沉浸于表亲之爱情和人生之无常，而忽略其四大皆空的人生意蕴，是一种常见的“浅读”。这种浅读和误读状态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的文化水准是大有关系的。畅销对作家来说未必是件幸事，它时刻有被误解被利用的可能。

张爱玲早就注意到过这种情形。她在谈到《红楼梦》的传播与影响问题时说：“《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兴趣。”[7] 8她举例说，美国的大学生视《红楼梦》如巴金的《家》，都是表兄妹的恋爱悲剧。这种读法当然大大缩小了原作的深广度。

《红楼梦》流传至今已两百余年，它有无数的崇拜者，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读者各有各的读法，这正是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特征，《红楼梦》的被庸俗化，因其自身的博大广泛，更因读者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在它的本土，被人们熟悉得一塌糊涂，也被庸俗得一塌糊涂。鲁迅曾嘲笑过30年代有人以宝玉附会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以《红楼梦》附会西方19世纪恋爱的看法。他更有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道学家看见宫闱秘事的著名分析。鲁迅这些观点也是对庸俗《红楼梦》倾向的批评。《红楼梦》的各种改编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庸俗《红楼梦》的过程。迎合读者观众心理，是改编者的共同做法。中国人之喜欢读《红楼梦》，实有其文化心理积淀因素。他们在这本作品中对家庭热闹、四世同堂、人事纠纷、婚丧嫁娶、表亲恋爱有一种异常的亲近感，而最终停留在“人生如梦”的浅层次感喟上。一部《红楼梦》，满足的是千百万中国人的白日梦。因此，在《红楼梦》中，家庭本位、婚礼之合、梦幻人生的内容被一步步庸俗化了。

张爱玲曾经哀叹她钟爱的《红楼梦》被庸俗化了，然而她自己又何尝免得了同样的命运。把《秧歌》、《赤地之恋》轻易地判定为“反共小说”，撇开其与前期作品一以贯之的特点，忽略其人性探寻的深度，看不见它们对现当代很多同类题材作品的超越，可视之为误读，这基本上属于戴着有色政治眼镜在学术层面上的误读。而只见其“华丽”而不见其“苍凉”，只见其“世俗”不见其“反世俗”，则是大众文化消费层面的“浅读”。的确，得张爱玲的表面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这个削平深度、雅俗互融的时代，谈谈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及“另类”个性和浪漫爱情、欣赏她小说的故事性、品品她的俏皮话，是一件怡情养性的赏心乐事。张爱玲的悲哀与虚无、深刻与独创就这样被“误读”和“浅读”掉了。十年前就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3] 26

“在现代文化中，除了精英文化继续从各种俗文化中吸取有用之物外，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向吸纳。大众文化不但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而且也‘侵入’过去属于雅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粗暴地强制性地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的话，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纳，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或‘通俗化’。……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在另一方面也使原来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8] 84～85。“反向吸纳”即是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消解”方式之一。应该看到，这种“反向吸纳”在当下中国已颇为常见，表现在一窝蜂式地戏说已有定评的历史事件、搞笑式改编经典名著等方面。90年代以来，对张爱玲的“反向吸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抽空其深刻的悲观主义人生态度，夸张其对世俗的迷恋；埋没其解剖人性的深度，渲染其故事的戏剧性；忽略其艺术表达的创造性，满世界套用她的奇言妙语。一个探寻人性的大师变成了通俗言情小说名家，一个顽强活在自己世界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小资的榜样，一个严肃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文化明星、消费符号。过分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真实的严肃的深刻的张爱玲被消解。

在消费主义文化时代，张爱玲被庸俗化为消费文化符号是一件可以理解但不能怂恿的文化现象，学术界中人应对之作出适当的引领，这不仅有利于还张爱玲的真正面目，而且还是提升大众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M]. 徐钧，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德威. 落地的麦子不死　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3]温儒敏. 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M]//再读张爱玲.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宋明炜，刘志荣，孙晶. 张爱玲：我们如何面对都市[M]//百年文学十二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7]张爱玲. 张爱玲全集：第9卷[M]. 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

[8]周宪. 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