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实际上主要是财政部负责三个方面：一是税制改革，二是预算制度，三是财政体制。财政体制指的是中央和中央以下省及其地方的财政关系。

首先，税制改革

在税收制度方面我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税制和税收政策。另外，税收征管。我们是两个部门，海关和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财政部主要是帮助支持税收的征管。税制的改革和税收政策是财政部的核心工作之一。

目前需要进行的一个改革是两个所得税税法的合并，实际上这也是1994年改革当时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当时留下两个问题，一个叫做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划分税收的归属，归中央还是归地方。另外，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两个不同的税法。

我们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现在是后过渡期，这种做法有背于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公平、平等地竞争，我们需要把它合并。合并是在适当降低名义税率的基础上，合并两个税法。在税基的考虑上，成本概念的考虑上，基本上是参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法，这个税法是接近于国际通常定义的。

同时还有一条，尽量使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接近，尽量减少减免。此外，还将完善农业的出口体系、出口退税、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开征物业税等等。

第二，推动预算管理体制改革

近年来，中国财政围绕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预算制度改革。我们通过将过去预算外的收入纳入预算内，通过给予每个部门设置预算，而不是过去有个笼统的功能预算，改变了预算的编制预算制度，我们通过国库集中收复的体系，政府采购的一套制度，改进了我们的预算执行制度。这样使我们预算的公平性、公开性、透明度和完整性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财政的功能还有很大差距。

同时我们发现一个瓶颈，就是政府收支的分类体系必须改。现在叫做预算收支科目，MMF叫做政府收支分类体系。我们的预算收支科目弊端已经日益突出，现在报送全国人大的预算并不能清晰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为了落实中国政府关于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自觉接受社会公众对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的监督，去年以来我们充分借鉴了OECD国家政府收支分类框架设计基础之上，研究设计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并选择了一些中央部门和一些省市进行模拟试点。

第三，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差距比较大，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是三级政府管理，中央、州省和地方，我们现在是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这个层次是比较多的，而且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各级政府的职责都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承担的经济稳定、收入分配，提供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重要的职责，一般相对比较集中财力。

一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困难县乡的财政支持力度。我们今年在预算安排的一般转移支付已经900多亿了，比去年又多了200多亿，除此之外又增加了150亿对于困难县专门的转移支付。

二是扩大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试点范围。我们督促各省，中央也在做，省级财政在财力的补助、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等尽可能直接核算到县，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三是实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乡镇财政收支的办法。

四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我们现在一般转移支付都是按照公示分配的，我们刚刚900多亿分配下去。这个公示在各个地区都是公开的。

楼继伟 1950年12月生，浙江义乌人，1968年2月参加工作，硕士学位。曾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政府党组成员，现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十六届中纪委委员。

规范政府行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 范恒山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但是深入推进这项改革又会相当困难。这基于以下几个理由。

尽管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前一阶段政府是主导力量，而这一阶段政府仍然是主导，但是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政府本身成了改革的对象。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受利益剥夺最大的就是政府，到了今天要更集中地剥夺政府的权力和某些不应当的职能，自己改自己，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改革都非常关键。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它实际上涉及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一些关键性内容。这些关键性内容既包括机构的精简，也包括权力的削弱，还包括身份的转换等。

中国正在发展中，刚刚越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走向3000美元。政府职能已经明晰了：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只是一个方向，从现在就要做起。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什么、不管什么，应该说还没有完全界定清楚。从当前形势看，政府可以说介入了经济活动，是双刃剑——没有政府介入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不会保持全世界最高水平，但也带来了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地区封锁或者对企业活动的直接干预等本不该政府管的事情。因此，在这两难之中如何做出选择，对政府来讲是困难的。

中国经济社会生活长期依赖政府，形成了一种依赖政府的文化传统，政府一介入，很多具体的事情就迎刃而解。

因此，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此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到位不仅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系列观念的配套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政府管理体制本身看，涉及到一些关键点，具体可以概括：减少层级，五级政府要朝比较少的层级方向转变；整合机构，改变五大班子一贯到底的局面；履行职能，重新界定部门之间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政府和企业组织间的职能；改变方式，科学审批，变管制为服务；公务员体制改革，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合理选拔机制和正确评价。这是政府改革至少涉及的五个关键点。

而有三项配套改革非常重要。

一是微观基础的改革。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格局，适当收缩国有经济的运作面，同时推进以多元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制或者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

二是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的改革。以合理的财政制度来保障政府行使公务的时候有足够的财力，特别是使公共服务得到强有力的财政支撑。与此相适应，建立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的融资体制或者资金流通体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强化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体系建设。政府行政一定是依法行政，而不能脱离法律之外；严格对政府的法律控制，转变对政府约束的法律角度，从现在的禁止性立法变成允许性立法。对政府行为的立法和政府行为范围的立法应该是严格的，只有这样，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范恒山 1957年10月生，湖北天门市人，高级经济师，教授。曾就读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获经济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政策研究。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